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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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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棣问:民心向彼,奈何?  
  和尚曰:臣知天道,何论民心?  
  姚广孝后来推荐了两个算卦的见朱棣。如此这般地推演一番,闹明白了天意赞许的东西,于是朱棣下了反叛的决心。推翻了自己的侄子建文帝,自己当了皇帝。(3)  
  由此可见,真命天子一时急糊涂了,竟忘了天道与民心并不是一回事。有了天道,民心大可不论。而天道是可以卜筮的,从夏商周三代起,就有了一套凭借卜筮手段领会和理解天道的办法。请注意,这里凭借的是卜筮,而不是民意调查。这是一套遇事查书本找指示的神秘方法。如果皇上本人就是这套书本和指示的作者,竟连卜筮和查找都不必用,开口出来的自然是天音,表达的自然是天意。  
  说了这么多,我努力想证明的其实就两句话:第一,天道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叫法,譬如天命天意或者历史规律,但在深层结构上这两者是一回事。第二,天道或者历史规律与民心或者人民利益完全可能出现冲突,这时必定要遭遇究竟谁服从谁的问题,皇上们的固定看法是人民服从天道,因为他本人就是天道的代表。  
     
五 
 
  无论如何,天道毕竟不会自己说话,一定要有个什么代表。既然皇上和起义领袖都未必称职,天道的代表权到底应该归谁呢?  
  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人也有过争论。他们的问题是谁能代表“上帝”。天主教宣称教会代表了上帝,准确点说,是垄断了人类与上帝沟通的渠道。凭借这种垄断,那些组织严密的人类先进分子就干出了许多贪污受贿的事情,把他们的追随者激怒了,结果就产生了直接与上帝交流的观点,说上帝就在平民百姓的心里,每个人都可以直接面对上帝,用不着那些出卖灵魂的家伙当代理。这就是新教从天主教分裂出来的历史故事。  
  后来,在政治领域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议会诞生了,各色人等都在议会中得到代表,替他们立法。这个代表们搅在一起立出来的法,作为各方利益合纵连横出来的结果,大概就好比试验室中模拟出来的天道了。当然,谁也不敢保证模拟得丝毫不差,可是现在似乎还没有发明比这种模拟更高明的寻求大道的办法。我们可以拿这种办法与皇帝代表大道的信念比较一下优劣。像正德皇上那样的人,满肚子山珍海味,满脑袋歌儿舞女,让那些雄性激素和别的什么激素模拟工农商学兵和各族同胞,难道真能搅出一个天道来,而且比议会里搅出的东西更高明?这真是奇怪之极的幻想。  
  皇上可以代表大道的高论,在清末民初就有很多人不信了。但是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民国号称是人民的国,偏偏不肯让人民当家作主,说要经过“军政”和“训政”这两个历史阶段之后,才能“还政于民”,实行宪政。这套说法的理论根据是三民主义。主义云云,听起来很像是天道的变种。中国共产党人揭穿了这套说法的真实面目,说它的本质是为一党独裁和蒋家王朝的专制打掩护。(4)当然,这种揭露是很深刻的,但我觉得,宣称自己是老百姓的代理人,而且是临时代理人,总比宣称自己是天道的代表进了一步。毕竟他失去了可以永远领导老百姓的借口,失去了永远也不还政于民的理由。  
 
   
 
注:  
 
  (1)转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册,第10页。  
  (2)转引自吴□《朱元璋传》,第188页,人民出版社。  
  (3)《明史》卷一百四十五,姚广孝列传。  
  (4)参见笑蜀编:《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  
 
   
 
 
 


 
造化的报应 
 
一 
 
  北京街头的十字路口有红绿灯,红绿灯下还有警察。通常还不是一个两个警察,而是四五个警察。这些警察都是要拿工资的,而这些工资来自税收,本来那是企业的利润,可以成为生产的动力和更多的就业机会。降低税收可以刺激生产,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那么在警察工资方面的开支能不能减少呢?  
  美国的红绿灯下没有警察,人们仍然能遵守交通规则。人们对交通规则的遵守竟然可以到这种地步:明明没有车辆,一个人在人行横道的路口也会等待变灯。我在赫尔辛基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一位中年妇女在马路对面等待变灯,于是我也不好意思横穿空空荡荡的马路,一直等到红灯变绿。在中国,这当然是极其罕见的事情。这就是说,在美国和我说的那个欧洲国家,警察的工资是可以省下来的。省了下来,交通秩序并不会变坏。(1)  
  但是我确信,中国不可以节省这笔钱。至少在我非常熟悉的北京街头,红绿灯下的许多警察是绝对必要的。如果没有警察,只有红绿灯,我确信,这个路口就如同没有红绿灯一样,必定会拥挤得一塌糊涂。不用说别人,我本人也会跟着人们一块去挤。我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如果我单方面谦让,别人肯定不会让我,我永远也没有过路的机会。道德的约束本来就是非常脆弱的。如果有几个人不理睬红绿灯硬闯,这条路就要堵塞,我们这些打算遵守交通规则的人也就不能遵守,也没有必要遵守了。  
  当然,警察的工资也不是绝对不可减少。譬如,四五个也可以减少到两个。只要在岗的人认真负责,应该可以维持交通规则的威严。如此威严久了,再将人降低到两个,最后减少到一个,也是可以的。但是这要求警察的工作量和责任心大大超过国家公务员的平均水平,似乎有些不合情理。  
  我想由此说明的是,中国人自我约束意识弱,道德水准低,导致了政府的臃肿和税收的增加,导致了社会生活质量的下降。这原因不在别的地方,其实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关系。我们活该。仅仅收入减少倒也罢了,我们非常在乎的国际面子也大受影响,我们的个人尊严因此蒙上了阴影。  
  欧美的红绿灯无须警察压阵,这已经显出了人家的公德水平。德国的地铁竟不用验票,因为人人自觉买票,这更显出了人家的高超。而我们中国人在国外干什么呢?在日本打投币电话,竟然在中国人中流传着一种诀窍,用线拴住硬币,用完了再将其吊出来。这真是极其鲜明的对比。我的一个非常能干也很有教养的朋友在德国吃饭,他说自己遵守了一切礼仪,也按常规付了小费,但是仍然能清楚地感觉到侍者对他的轻蔑。他说,他知道这不是对他本人的侮辱,侍者看不起的是他所代表的民族。我们中国人自己也看不起自己,只要条件相同,宁可与外国人做生意,躲开自己的同胞,因为他们失信和欺骗的可能性更高。  
  于是,我们的民族就遭到了报应,变成一个令人厌恶也彼此厌恶的民族。变成一个只讲利害关系,一有机会就坑蒙拐骗的人群。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欧美国家的公德水平比我们高呢?为什么我们的人民不肯遵守明明对自己有利,谁都知道是非常必要的交通规则呢?按说,交通规则并不是什么复杂问题,并不需要多么高超的理性和信仰支撑。  
     
二 
 
  我有一个猜测,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骑自行车的人缺乏自觉精神,非要警察监督不可。我承认一些人自制力差,像儿童一样需要父母监督。但这不足以解释大众的行为。毕竟在大街上走的多数是成年人,他们在工作单位里很能忍气吞声,自制力并不弱,他们所欠缺的似乎只是公德心。而公德心是对一种对自我与公共事务的关系的判断和肯定。  
  中国老百姓认为自己是什么人?在与国家的关系方面,他们到底是什么?  
  如果我们果真把自己当成了国家的主人,就像理论上应该的那样,我们交了税,雇人来管理交通,这些交通管理人员是我们的公仆,那么,我们会如何看待我们委讬他们照应的这些事情?我们大概会像一个主人那样,自觉小心地关照家里的秩序,并且提醒警察要认真负责地维护秩序,好好干活,不要偷懒。毕竟我们是给他开工资的。我们不会把公共交通当成那些官吏和衙役的事情,我们明白这是我们的事情。  
  这使得我想到了一个朋友说到的故事。他说他在美国见过一件事情,印象很深。一个老头,看见路口堵车,很生气,就下车把维持交通的警察训斥了一顿。说我们交了税,应该得到好的服务,你怎么把交通弄成这样?警察毕恭毕敬地听他训斥。这在中国显然是不可思议的。至少对我来说,很习惯听警察的训斥,从来没有妄想过训斥警察。在我的体会里,中国的警察和司机的关系,属于典型的猫和老鼠的关系。  
  老鼠这就是中国百姓心目中的真实的自我形象。猫和老鼠这就是真实的自己与公家的关系的真相。中国百姓很少有人当真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因为这不是事实。公共事务一直是皇上和官吏们垄断的事情,老百姓一直在躲避他们的惩罚、勒索和敲诈。在这方面,老百姓就是缺乏责任心,因为这确实不是百姓能够负责的领域。如果有谁不懂事,企图按照主人的方式行事,对了领导的心思则已,对不上就会碰得头破血流,海瑞和彭德怀就是证明。那些地位甚高的名臣尚且如此,更何况普通百姓。  
  按照传统习惯,也按照我们对现实的认识,公共交通搞得好,这是领导有方,是皇上圣明和皇恩浩荡。我们要感谢政府把北京的交通整顿得那么好,让我们生活得那么方便。譬如出租车不许在长安街路边停靠,据说是为了方便管理。如果我们人民真把自己当成主人,这岂不成了仆人为了自己方便而禁止主人进家门?主人又如何能心平气和?还有一个例子是高官的座车通过大街,所有的立交行人天桥都要封锁。我曾问过封锁交通的便衣为什么要这样,他教育我说,要服从国家利益,要遵守国家的纪律。国家利益和纪律在此又表现出了和我们正常走路的老百姓的对立。这样的经历多了,我们自然会认为国家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那是官员的事情,让他们自己操心去好了。  
  在这样的关系中,中国百姓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在根基上,他就不认为自己是主人。主人进了家门,难道还需要他聘请的小时工提醒他,要换掉沾满了泥的雨靴再踩地毯么?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踩地毯前没有换鞋,而我们又不是不懂事的小孩,恐怕正因为这里不是自己家,连亲戚朋友的家也不是。我们不认为那些换鞋的规矩是自己的规矩,那是官们制订出来管制我们的规矩。其实,不仅在红绿灯前,就是在官场上,这种糟蹋地毯的心态也是很常见的。官员不过是皇上的雇员,能偷懒不妨偷懒。皇上吃香的喝辣的,进进出出还要让小兵小官给他站岗开道,本来心理已经不那么平衡了。凭什么还要对他忠心耿耿?  
  我愿意遵守交通规则,至少不想首先破坏交通规则,是因为我把自己看成一个好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说得自负一点,我耻于把自己降低到那些抢红灯抢座位的人的水平。我觉得自己比他们高得多。而我的这种自我期许的基础又来自哪里呢?我曾经以为自己是一个忧国忧民忧天下的人。国家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民族的事情也是我的事情,人类的事情还是我的事情。我是真把自己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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