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秘密议定书-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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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扬叹了一口气。“我看不行，”他说，“几百英里。我们的国家很大，普
雷斯顿先生。你果真想去的话，咱们可以明天坐飞机去。我可以安排一个警车和一
个司机去接咱们。”
“没有标记的车，”普雷斯顿说，“穿便衣驾驶。”
虽然克格勃总部是在莫斯科市中心捷尔仁斯基广场2 号的“中心”，虽然那幢
楼并不小，但是，要把这个庞大机构的总局。局、处的一些机关放到这里，仍然显
得很狭窄。所以，下属的分部就到处都是了。
第一总局坐落在莫斯科外环路的雅辛涅沃，几乎在城的正南方。差不多第一总
局的全体都在这座现代化的、铝和玻璃的八层大厦里，形状像一个三个尖的星，如
同本茨牌汽车的标识一样。
这座大厦是芬兰人承包建筑的，准备作为中央委员会的国际部。但竣工之后，
国际部的人不喜欢它。他们想离市中心近一点。于是，就给了第一总局。由于它位
于城外，远离人们那敏锐的耳目，所以，非常适合第一总局使用。
第一总局的成员，即使在国内，身份也是保密的。由于他们必须（或者已经）
到国外去担任外事工作，最忌讳被那些鼻子尖尖的旅游者看到他们从第一总局走出
来，或不知不觉被拍照。
然而，在第一总局里有一个很秘密的局，它并不在雅辛涅沃。如果第一总局是
秘密的话，那么，里面的这个S 局，或叫地下局，就是绝密的。里面的人员不但见
不到第一总局里的同事们，连他们内部互相之间也从不见面。他们的训练和教导都
是单独进行的，只是一个教导员一个学生。每天早晨他们并不到办公室签到，否则
就会互相见面了。
从苏联的心理观点看，原因很简单。俄国人对秘密和背叛有一种偏见——这与
共产主义没有什么特殊关系，而是源于沙皇时代。“特务”，就是男人，有时也有
女人，经过严格的训练，然后，派遣到国外去，以极端隐蔽的身份生活在那里。
然而，“特务”被捕并且与人家合作了，变了节，便会交待一切。所以，他们
知道得越少越好，不言而喻，一个人不可能出卖他不知道的事或不认识的人。
因而，那些“特务”都住在莫斯科中心一些用木板隔开的几十个住宅里。他们
单独汇报，单独训练和单独下指示。为了接近自己的“手下人”，S 局的局长仍然
把办公室设在捷尔仁斯基广场。他的办公室设在七楼，比主席切布利科夫高三层，
比第一总局副主席契涅夫将军和克留什科夫将军高两层。
3 月18日，星期三，下午，正当普雷斯顿与麦克斯。莱文森谈话时，有两个人
来到S 局局长的密室。局长是一位老军人，毕生从事秘密谍报工作。他看了他们出
示的东西后，显出不高兴的样子。
“只有一个人适合这个工作，”他小气地说，“这个人很出色。”
中央委员会来的两人中的一个拿出一张小卡片。“好，少将，请您从现在开始
让他离职，叫他到这个地址报到。”
局长不高兴地点点头。他知道这个地址。这两个人走后，他再次回想起他们的
权威性。是的，是来自中央委员会。虽然他们没这么说，但是他知道，这个命令是
从哪层人物来的。他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这是一个非同一般的特务，是他所训
练的最好的特务。失去这样一位杰出的、训练有素的特务，心里真不是滋味。但在
这样的命令面前，没有二话可说。他是一个职业军人，对命令是不能打问号的。他
按了一下内部联络器。
“告诉瓦列里·彼得罗夫斯基到我这儿来报到。”他说。
从约翰内斯堡到东伦敦的第一次飞机准时到达了本舒曼机场。机场很小，但很
整洁，漆成蓝色和白色。这是南非第四大贸易城市和港口的机场。警察局的司机正
在停机坪上等他们，把他们领到停车场，坐进一辆没有标记的福特牌轿车。
“上尉，到哪儿？”他问。维尔扬用眼睛问普雷斯顿。
“铁路局，”普雷斯顿说，“具体说就是管理处。”
司机点点头，车开了。东伦敦的现代化车站位于舰队街。在车站的正对面是一
排破旧的二层楼，刷成绿色和乳白色。这就是管理处。
在里面，维尔扬亮了一下非常管用的证件，马上被领进财务处长的办公室。处
长听着普雷斯顿的问题。
“对，我们向本局所有活着的退休铁路员工开支，”他说，“叫什么名字？”
“姓布兰特，”普雷斯顿说，“遗憾的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许多年以前，
他是一个扳道工。”
处长找来一个助手。他们穿过几条黑暗的走廊来到卡片室。那个助手查了一会
儿，抽出一张退休卡片。
“就是他，”他说，“我们就这么一个人，三年前退休的。库斯。布兰特。”
“他多大岁数？”普雷斯顿问。
“63岁。”助手朝卡片扫了一眼说。普雷斯顿摇了摇头。如果弗利基。布兰特
跟简。马雷的岁数差不多的话，他父亲要大约老30岁，可能叨多岁了。
“我们找的人现在大约叨岁了。”普雷斯顿说。
处长和助手都肯定地说，再没有别的退休的布兰特了。
“那么，你们能不能给我找三个活着的、岁数最大的领退休金的人？”
“卡片不是按岁数排的，”助手反驳说，“是按字母顺序排的。”
维尔扬把处长拉到一边，咬着耳朵用南非语说了些什么。他的话立即生效，处
长显出受震动的样子。
“找，”他说，“一张一张地查。1910年以前生的。我们在办公室等着。”
花了一个钟头。助手拿来了三张退休卡片。
“一个78岁，”他说，“但他是行李员。一个80岁，过去是清洁工。这个77岁，
过去是编组车场扳道工。”
这个人叫弗利，住在奎格奈。
10分钟后，他们驾车来到奎格奈。这是东伦敦的一个老区，有50多年了。一些
破旧的平房已被修修补补过，其他的东倒西歪、破烂不堪。这里是白人工人贫民窟。
从这里可以听到穆尔大街那边的铁路车间以及扳道场的叮叮当当声；在那里，一辆
辆巨大的货车被编成组，将东伦敦码头上的货物，经过彼得茨堡，运到内陆的德兰
士瓦省。他们在穆尔大街上找到了那所房子。
一位黑人老太婆开了门，布满皱纹的脸像个胡桃核，白发在脑后扎成一团。维
尔扬用南非语跟她讲话。老太婆指着远处，说了几句什么，便咣的一声关上了门。
维尔扬陪着普雷斯顿回到车中。
“她说他到机关去了。”维尔扬对司机说。“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意思吗？”
“知道。旧的铁路机关，现在叫特恩布里停车场，在帕特森大街。是铁路工人
的娱乐场。”
那里是一个大停车场，有一大片二层楼房，旁边毗连着三个保龄球草坪。他们
穿过一道道门，从一排司努克球台和电视之间经过，最后来到一个闹哄哄的酒吧。
“弗利老爹在吗？”
侍者说：“在，他在那边看保龄球呢。”
他们在一个草坪上找到了老人，他正坐在那里慢慢地喝着啤酒，晒着秋天的太
阳。普雷斯顿提出了问题。
老人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点了点头。“是啊，我记得乔。布兰特。他死了好多
年了。”
“他有个儿子，叫弗利基。”
“一点不错。天啊，小伙子，你们又使我回到了许久以前的年代。他真是个好
孩子。放学后，有时到车场来，乔总是让他坐到编组机车里。在那时候，对孩子来
说，这是多么难得的优待啊！”
“那是30年代中期吧？”普雷斯顿问。
老人点头。“大约是那时。是在乔和他搬家来后不久。”
“在1943年前后，弗利基去打仗了。”普雷斯顿说。
弗利老爹用带眼屎的眼睛瞧了他一会儿，竭力回想50年以前那平平淡淡的生活
情景。“对，”他说，“那孩子再也没回来。有人告诉乔说，他死在德国什么地方
了。这消息使乔痛不欲生。他指望着那孩子，替孩子安排了远大前程。他精神失常
了，战后那个电报来了后就失常了。他在1950年死了。我一直认为是心瘁而死。过
不久，两年左右吧，他老婆也没了。”
“你刚才说‘乔和他家搬来后不久’，”维尔扬提醒说，“他们是从南非哪个
地方搬来的？”
弗利老爹显得不解的样子。“他们不是从南非什么地方搬来的。”他说。
“他们一家人都是南非人啊！”维尔扬重复说。
“谁告诉你的？”
“部队说的。”维尔扬说。
老人笑了。“我想小弗利基在部队报名时一定是说他是南非人才被通过的，”
他说，“其实不是那样，他们是从德国搬来的。是移民，大约在30年代中期。乔一
直到死也总说不好南非语。当然孩子说得好，在学校学的。”
他们回到停车的地方时，维尔扬问普雷斯顿：“还去哪儿？”
“在南非，移民档案存在哪儿？”
“在联合大厦地下室，跟国家档案室挨着。”维尔扬说。
“咱们在这儿等着，档案室的人能给咱们查一下吗？”普雷斯顿问。
“可以。咱们到警察局去，那儿电话好打。”
警察局也在舰队街，是一座黄砖砌成的堡垒，四层，窗户都是不透光的。右边
是卡夫拉利安步兵操练厅。
他们打了电话并在那儿的食堂吃了饭。
同一时间，比勒陀利亚的一位档案馆工作人员牺牲了自己的午休时间，查阅着
档案。值得庆幸是，所有的档案都存在电脑中，档案号很快就出来了。工作人员抽
出档案，打了一份简历，附到电传中。
在东伦敦，普雷斯顿和维尔扬正喝咖啡时，电传送来了。维尔扬逐字逐句地译
过来。
“天啊，”他译完后，说，“谁能想得到呢？”
普雷斯顿似乎在沉思。他站起来走到在另一张桌子上吃饭的司机旁。“在东伦
敦有犹太教堂吗？”
“有。在花园巷，离这儿20分钟路。”
这所犹太教堂漆成白色，黑圆顶，上面装着大卫之星。在这星期四的下午，里
面空荡荡的，只有一个黑人守门人。他穿着一身旧军大衣，戴着绒线帽。他告诉了
他们布鲁姆教士在郊区的地址。刚过3 点，他们便来到教士的门口。
教士本人开了门。他50多岁、身高体壮、蓄着胡子、铁灰头发。看一眼就行了，
他太年轻。
普雷斯顿作了自我介绍。“你能告诉我你的前任教士是谁吗？”
“当然可以，是沙皮罗教士。”
“他还活着吗？到哪儿能找到他？”
“你最好还是进来吧！”布鲁姆教士说。
他领他们进了屋，穿过一条走廊，打开尽头的门。里边是一间卧室，房间里，
一位老人坐在煤气火炉前，呷着红茶。
“所罗门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