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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揭秘清宫悬案:正说清朝十二帝-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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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皇帝是一位学习型的皇帝,是“二十五史”中惟一了解西方文明、尊重科学精神的皇帝。
  对朝政:勤慎理政
  康熙处理军国大政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勤”,另一个是“慎”。
  康熙一生勤政。“勤政实为君之大本,怠荒实亡国之病源”。明朝灭亡的一个原因,就是皇帝大多怠政,而不勤政。万历皇帝和天启皇帝都是有名的怠政庸君。万历“怠于临政,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万历不御政,导致南北两京缺尚书、侍郎14员,大学士泡病号请假,内阁大门白天紧闭,尚书虚悬,无人理事,中枢机构瘫痪。宰相方以哲进入内阁八年才得见万历一面,而且是惟一的一次见面,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遇到紧急的军国大事,皇帝不接见朝臣,不议商国事,也不做出决策。有的大臣跪在朝门外十个小时不起,请求皇帝上朝,万历仍然不予理睬。万历二十几年不上朝,有人说是耽于酒色,有人说是首辅纵容,有人说是疾病缠身,但从根本上说是万历没有做皇帝的责任感。天启也是一样,整天迷恋木工活,刀凿锯斧,玩得津津有味。大宦官魏忠贤专等他玩得高兴的时候前去奏报军国大事,天启不耐烦地说:你看着办吧!魏忠贤借以假传圣旨。
  清朝的皇帝,从天命汗到光绪帝都是勤政的。他们吸取明朝亡国的教训,勤理政事。从康熙开始,皇帝每天都要御门听政,就是在皇宫乾清门前,由皇帝亲自主持御前朝廷会议。因为最初康熙听政主要在乾清门,所以称作御门听政。后来听政的地点经常变化,有时在中南海瀛台勤政殿、畅春园澹(dàn)宁居、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等。参加会议的主要有六部九卿(礼吏户兵刑工六部尚书、左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卿)等官员。会议有记录,就是起居注。康熙从14岁亲政以来,每天御门听政,一年四季,无论冬夏,没有例外。听政的时间,一般在早上八点左右,所以又称“早朝”。康熙的御门听政,严寒酷暑,从不间断。他说:“一岁之中,昧爽视朝,无有虚日。亲断万机,披览奏章。”即使在康熙十八年发生北京大地震,康熙照常早朝,御门听政。康熙从亲政之日起,到去世之前,除因生病、三大节、重大变故外,几乎是没有一天不听政的。
  康熙理政不仅“勤”,而且“慎”。康熙一生谨慎,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反复调查,慎重决策。下面举治河与抚蒙两个例子。
  先说治河。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治河,康熙在御门听政时,大臣们发生意见分歧。经过
  调查、面奏、辩论、验证等,从正月初十日开始,到十二月二十七日结束,整整进行了一年,才做出决策,真可谓慎之又慎。下面举例看康熙治河决策的全过程:
  第一,重视治河。康熙亲政后将三藩及河务、漕运三件大事,书写在宫中柱子上。



  

 



康熙帝玄烨(5)

 


  第二,寻根溯源。比如黄河,他派侍卫探查黄河之源,到星宿海,往返万余里,并绘成舆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幅经过实际踏查而绘成的黄河图。另如永定河。康熙巡视北京通州段河堤,随驾的有皇太子、皇四子、皇五子、皇八子、皇十四子、皇十五子、皇十七子等。他命诸皇子分钉木桩,学用仪盘,亲自检测仪器,记录测量数据。
  第三,任用能臣。康熙任用治河名臣靳辅和陈潢。靳辅,汉军镶黄旗人,以安徽巡抚授为河道总督。受命后,一日八上奏疏,报告治河之策。他的治河方略是:统审全局,河运并治,浚河筑堤,束水攻沙,多开引河,量入为出。他重点治理黄河、淮河、运河交汇的清口。陈潢,浙江杭州人,善治水,负才不遇,题诗祠壁。靳辅见而惊异,访得引为幕友。疏奏多由陈潢起稿,施工亦由陈潢监理。他们督率民工,日夜辛勤,治河大成。但是,靳辅受到诸臣合讦交攻,发生了意见分歧。
  第四,御前辩论。河道总督靳辅与直隶巡抚于成龙在治河方略上意见相左。争论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治河水退后出现的田地,是实行屯田还是由豪绅垦占?另一个是为了使河水通畅顺流入海,是开浚海口还是修筑大堤?康熙不妄加论断,而是命双方在乾清门进行御前辩论,各申己见,互相驳难。关于屯田——于成龙说:“屯田夺民产业,不能实行!”靳辅则说:“丈出之田,作为屯田,抵补河工所用钱粮。因属吏奉行不善,民怨是实,臣无可辩,唯候处分。”关于开浚海口,靳辅的意见是:开海口虽可泄水,但可能引起海水倒灌。于成龙的意见是:要是加高河堤,堤高一丈五尺,民居在其下面,一旦河决,无数百姓,将饱鱼腹!争论没有达成共识,决定再广泛征询意见。
  第五,集思广益。辩论双方各有各的理由,康熙不能决断。他又命乡里临河的在京官员,书写己见,上报朝廷。
  第六,会议裁决。康熙帝听了两方面的陈述,看了大臣的疏报,交九卿会议裁决:采纳了于成龙的方案,将靳辅罢官,陈潢被削职、逮京后病死。
  第七,实践验证。康熙帝曾数次派大臣视察河工,检验朝廷辩论的意见孰对孰错。后康熙帝南巡阅河,靳辅扈行随从。回京后,康熙肯定靳辅治河功绩,复还他的原来品级。
  第八,改正错误。靳辅之后,命于成龙为河道总督。康熙帝召于成龙入京,问:“过去你说靳辅之短,现在怎样?”于成龙回答:“臣那时妄言,现在也按照靳辅的办法去做。”这是对靳辅治河方案最好的结论。
  第九,断不出书。康熙悉心治河数十年,撰写治河论述,河道总督张鹏翮(hé)请将治河谕旨编纂成书,雕刻颁行,永久遵守。康熙说:“前代治河之书,无不翻阅,泛论虽易,实行则难。河水没有定性,治河不可一法。今日治河之言,欲令后人遵行,断不可行。”这表现了《厄鲁特蒙古图》康熙可贵的谦逊的科学态度。
  以上九点能够做到一点,可以称作明君。
  再说治理蒙古。康熙讲求仁道,抚绥蒙古。喀尔喀蒙古(外蒙古)分为土谢图汗部、扎萨克图汗部、车臣汗部三大部。诸部内讧,互相残杀。土谢图汗擅杀扎萨克图汗沙喇,引起喀尔喀蒙古内部纠纷。噶尔丹乘机东犯,逼迫喀尔喀南迁。康熙巧借噶尔丹东犯威逼喀尔喀之机,于三十年(1691年)五月,亲赴塞外,主持多伦诺尔(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会盟。盟会开始,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扎萨克图汗沙喇弟策妄扎布、车臣汗坐在第一排,其余按次序入座。蒙古王公贵族由理藩院官员引领晋谒康熙。康熙对土谢图汗擅杀扎萨克图汗沙喇,引起喀尔喀蒙古内部纠纷,给噶尔丹以可乘之机的过失加以申斥,让他领罪。然后康熙说,如此盛大的盟会,要是对土谢图汗处以重罪,实在于心不忍。康熙当众宣布赦免土谢图汗之罪。喀尔喀贵族700余名、哲布尊丹巴辖下喇嘛600余名,齐向康熙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康熙帝在大蒙古包正式接受全体喀尔喀蒙古贵族的臣服,并编喀尔喀蒙古为49旗,封喀尔喀蒙古贵族为亲王、郡王、贝勒、公、台吉等。又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列阵10里,吹角鸣炮,众呼前进,声动草原。康熙骑马弯射,技艺精湛,令蒙古部众心悦诚服。康熙帝通过召见、训谕、赦免、封爵、检阅、较射、会盟、宴赏和修庙等举措,使喀尔喀蒙古出现冰释前仇、化解分歧、辑睦安居、气氛和谐的局面,实现了喀尔喀蒙古内部的重新统一。经过7天的多伦诺尔会盟,喀尔喀蒙古完全臣服清朝,加强了中央对喀尔喀蒙古的统一管辖。
  对臣民:仁爱宽刑
  康熙对臣民强调要实行“仁爱”。“仁”字,《孟子·尽心》说:“仁也者,人也。”儒家有“仁者爱人”的理念。“爱”字,有人说是近代的词,也有人说是西方的词。其实,《论语·颜渊》就有“樊迟问仁”,孔子答曰:“爱人。”《礼记·哀公问》记载孔子的话:“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仁爱”是儒家基本的政治理念。康熙继承了儒家为政“仁爱”的理念,并在施政过程中加以实践。
  康熙屡次申令停止圈占土地;又蠲(juān)免钱粮达545次之多,计银15亿两。他赈灾,设义仓,关心民众疾苦。他宣布: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后雍正实行“摊丁入地”,中国长期以来的人丁银被免除。其正面影响是减轻了人身依附,其负面影响是刺激人口增长。乾隆时人口到3亿,道光时则突破4亿。



  

 



康熙帝玄烨(6)

 


  关于康熙的仁爱,可以举一个例子。康熙十六年(1677年),康熙在塞外视察时,发现一个人僵卧在路旁。他亲自询问,知道这个人叫王四海,是个佣工,在回家路上,因为饥饿,躺下起不来。康熙立即下令给他喂热粥。等王四海苏醒后,将他带到行宫。后给王四海盘缠,送他回家。
  康熙十八年(1679年),北京大地震。康熙下令开设粥厂,还让太医院给伤病者送医送药。
  康熙实行宽刑政策。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全国秋决(判死刑)的犯人“尚不及四十人”。
  康熙身后谥号为“仁皇帝”,这个“仁”字,恰恰是康熙一生为人、行政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康熙区别于清朝其他11位皇帝的一个显著特点。
  康熙的仁政,措施之一是惩办贪官、表彰清官。清官是康熙帝的一面旗帜。康熙朝最著名的清官于成龙,有个绰号叫“于青菜”,就是因为他虽贵为封疆大吏,却常年不吃肉,只吃青菜。
  于成龙,山西永宁(今离石)人(康熙时还有一位于成龙,汉军镶黄旗人),先任广西罗城县知县,当时已经45岁。罗城位于万山之中,历经战乱,没有城郭,遍地榛莽,县衙是茅屋三间,居民仅有6家。于成龙到任后,召集流民,鼓励耕耘,设养济院,宽免徭役,兴建学宫,县境大治。史书说他“居罗七年,与民相爱,如家人父子”。于成龙升任合州知州,前往赴任时,百姓倾城出动,痛哭号泣相送。有一位瞎子不肯离去。于成龙问他为什么不走,他回答说:“我想您路上盘缠不够,我会算卦,可以沿途赚点钱,以备不足之用。”于成龙很感动,就把他留下来。果然途中钱花光了,幸亏瞎子赚些算命钱补充路费才到了合州。在合州,有政绩,又迁黄冈。黄冈社会治安很乱,他装成乞丐,深入罪犯巢穴,日夜杂处,探明实情,一举端掉贼窝。又任黄州知府,再升任福建布政使。时清军平定三藩之乱,军中多掠良民子女为奴。他集资赎出被掠妇女放还。康熙十九年(1680年),升为直隶巡抚。上任后,严戒馈送长官。又迁两江总督。他自奉俭约,每天就是粗米、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人称呼他为“于青菜”。在他的带动下,士绅们改绸缎为布衣,官宦出门轻车简从。仅仅数月,朴素之风大为流行。他过于劳累,死在任上。于成龙做官,不带家眷,十分俭朴。死后,将军、都统、官吏、友人到他家中一看,“惟笥(sì)中绨袍一袭,床头盐豉(chǐ)数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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