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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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生活经验的限制和思想认识上的弱点，自不免对作品发生影响。倪焕之转向革命之后，反而缺少正面具体的描写；革命者王乐山的形象，也相当模糊；这些都使长篇到第二十章以后显得疏落无力，不如前半部针脚绵密。此外，作者在估计当时革命形势方面所存在的某些疑虑，也防碍了他对倪焕之临终前的悲观情绪作出更为有力的批判。尽管如此，长篇《倪焕之》仍不失为一部较好的作品。金佩璋这样一个负荷着“传统性格”的女性，能够在丈夫死后“萌生着长征战士整装待发的勇气”，要“为自己，为社会”做一点事，虽然她的这种思想转变过程未被细致描写，却也清楚地显示了作者本身对生活和革命前途的积极态度。其他一些次要人物，无论是进步而带有较多自由主义色彩教育家蒋冰如，或者贪婪阴险的土豪劣绅蒋老虎，也都写得面目清晰可辨。叶绍钧曾在长篇初版本《自记》中说：“每一个人物，我都用严正的态度如实地写，不敢存着玩弄心思。”《倪焕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较早出现的重要长篇，正是跟作者这种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分不开的。
此后，叶绍钧还写过一些短篇，收在《四三集》中。它们从各种角度反映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域内极度黑暗混乱的社会现实。这里有丰收成灾（《多收了三五斗》），爱国有罪（《一篇宣言》），存款犹如押宝（《逃难》），毕业即是失业（《“感同身受”》），学校成了“学店”（《投资》），留学生摇身一变而为巫师（《招魂》）：真是形形色色，无所不备。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下各种光怪陆离的社会相，在这些作品里得到了生动的再现。题材较前广阔，讽刺更为辛辣。虽然有时只是速写，却都保持了一定的艺术水平。
叶绍钧的小说，具有朴实、冷隽、自然的风格。它们并没有去刻意追求曲折情节或新奇形式，却致力于再现生活本身，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精神面貌。描写细致真切，很少主观感兴。作者自己的见解往往“寄托在不著文字的处所”（注：《叶圣陶选集·自序》，开明书店1951年7月初版《叶圣陶选集》第8页）。短篇的结构大多谨严，讲究点题、布局，因而能收到结尾洁俏、余意萦绕的效果。语言纯净洗练，没有华丽的词藻，也没有随便使用方言土语，却都确切而富于表现力，同当时一些“怎么说就怎么写”的作品相比，显出了较高的成就。
作者的散文，大多辑入《未厌居习作》集。《没有秋虫的地方》、《藕与菁菜》诸篇，在乡思离情的抒写里，多少透露了“五四”以后一部分知识分子彷徨而又切实追求着的错落的心境。《牵牛花》里那种无时不回旋向上的“生之力”的意想，给人以清新健美的感觉。《五月卅一日急雨中》（注：载《小说月报》第16卷第7号）则控诉了中外反动派的血腥罪行。洁净的语言表现着朴实的感情，构成了叶绍钧散文的主要特点。作者早年也写过一些新诗（见《雪朝》），大多过于平实。《浏河战场》（注：载《小说月报》第15卷第11号）实写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虽然颇有散文分行之嫌，但却是长诗创作方面的较早尝试。
叶绍钧还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写童话的作家。早期童话集《稻草人》中，部分作品（如《小白船》、《芳儿的梦》等）曾为儿童描绘了一片超现实的“天真的乐园”，但更多的作品则是严肃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如《画眉鸟》中可以看到阶级社会的鲜明图画；《富翁》启示读者不可脱离体力劳动；《稻草人》一篇则描写了旧中国农村人民的痛苦生活，为他们的悲惨境遇申诉。它们有助于启发儿童思考各种社会现象，同情下层人民，但有时气氛过于低沉。后期童话集《古代英雄的石像》则显然不同，集体主义和乐观进取精神已贯穿在一些作品中。续安徒生童话而写的《皇帝的新衣》，讽刺了统治者的残暴和愚蠢。《蚕儿和妈蚁》提出了为谁劳动的问题。《古代英雄的石像》一篇，以隐喻手法揭示了轻视群众的“英雄”的可悲下场以及人生所应彩取的切实态度。《四三集》中的《鸟言兽语》、《火车头的经历》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群众政治斗争。叶绍钧前后期童话主题、题材方面的这些变化，正是作者随着人民革命的发展而逐渐进步的结果。
第五章：“五四”——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创作（二）
第一节：郁达夫及创造社诸作家的创作
在创作上同文学研究会成员显示了迥然不同的特色的，是创造社诸作家。他们侧重自我表现，较少客观描绘。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戏剧，都带有浓重的主观抒情的色彩。在他们的作品里，对于当时黑暗污浊社会所怀的不满，主要不是渗透于现实本身的细密描绘和深入剖析之中，而是直接发为大胆的诅咒和强烈的抗议。因此，热烈的直抒胸臆，坦率的自我暴露，病态的心理描写，往往成为创造社作家表示内心激愤和反抗的必要方式。作为艺术上的特点，这些又是形成他们创作的浪漫主义倾向的因素。
除新诗的开拓者郭沫若而外，创造社在小说、散文方面的代表作家是郁达夫。
郁达夫（1896—1945）除了中国古典诗文等传统教育里必修书之外，少年时代就爱读小说戏曲作品；留学日本期间，曾广泛涉猎外国文学，深受近代欧洲、日本各种社会思潮和文艺作品的熏陶。十年的异国生活，使他饱受屈辱和歧视，激发了爱国热忱，也养成了忧伤、愤世、过敏而近于病态的心理。他从研究经济学转到对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最初曾发表过一些旧诗，一九二一年参加发起创造社的前后他开始了小说的创作。早年作品如《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怀乡病者》、《风铃》等，均写留日学生的生活片断，着重表现其内心的悒郁、苦闷，体现着他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注：郁达夫：《过去集·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的主张；即如《采石矶》中所写的清代诗人黄仲则，实际上也都含有作者自我寄托的成分。在表达个人对社会的愤懑方面，郁达夫这些作品具有自己的特色：不同于郭沫若的强烈反抗，而是一种带点灰色、感伤的调子，——仿佛是一些不甘沉沦却又无力挣扎者发出的呼喊，或者是一些究愁潦倒、孤独愤世者的颂诉和叹息。郁达夫作品的这种特色，正代表了创造社一部分成员的倾向。
《沉沦》是郁达夫早年的一篇代表性作品。小说借一个中国留日学生的忧郁性格和变态心理的刻划，抒写了“弱国子民”在异邦所受到的屈辱冷遇，以及渴望纯真的友谊与爱情而又终不可得的失望与苦闷；同时也表达了盼望祖国早日富强起来的热切心愿。作品主人公的苦闷具有时代的特征，代表了“五四”时期那些受着压迫、开始觉醒而自身又带点病态的知识青年的共同心理。郁达夫通过大胆真率的描写，呼喊出了他们所共有的内心要求，进而控诉了外受帝国主义压迫、内受封建势力统治的罪恶社会，因此在当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引起许多知识青年的共鸣。在坦率暴露病态心理这一点上，郁达夫显然受了卢梭、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某些自然主义作家（如日本的葛西善藏）的影响。这种大胆暴露，一方面体现了对封建道德的叛逆精神，“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道学家、伪君子们“感受着作假的因难”（注：郭沫若：《论郁达夫》，《沫若文集》第12卷第547页），另一方面却也具有明显的消极作用。主人公的愤激和反抗，最终往往变成自戕，爱国心又常与个人欲望相联系，再加上作品笼罩着一层悒郁颓丧的气氛，就构成了《沉沦》的严重缺点。这说明出身于没落地主家庭的郁达夫不仅接受了欧洲资产阶级所谓世纪末文艺思潮的影响，而且沾染了中国士大夫的“怀才不遇”式的哀愁（郁达夫以放浪形骸的方式表示对统治势力的反抗和蔑视，这里面也有中国古代某些文人如刘令等的影响）。从《茫茫夜》以后，作家有意识地去写性变态心理，这使《沉沦》中所出现的消极成分一度有了发展，以至后来写出了象《迷羊》（一九二七年）那样绝少积极意义的作品。
一九二三年至二四年间，辗转奔波的生活和工人运动日益高涨的客观形势，促进了郁达夫对下层人民的了解，他思想中的积极因素有所发展。论文《文学上的阶级斗争》虽然没有真正的阶级论的观点，但却已表明作者朦胧地感到“二十世纪的文学上的阶级斗争，几乎要同社会实际的阶级斗争，取一致的行动了”。散文《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则以愤世嫉俗的方式，大胆地召唤青年对一切恶势力进行叛逆和反抗。与此相应，从《茑萝集》起，小说创作上也发生某些变化，现实主义成分有所增长。自叙性作品《茑萝行》感伤情调虽仍较重，但通过个人贫困生活的抒写，诅咒了金钱和罪恶的社会制度。而到《寒灰集》中的《春风沉醉的晚上》和《薄奠》，则已表达了对被压迫的劳动者的深切同情，作者后来认为它们是“多少也带一点社会主义的色彩”（注：《达夫自选集·自序》）的作品。
《春风沉醉的晚上》以贫民窟里的知识分子与烟厂女工的生活为对照，写出他们共同的不幸命运。虽然有时还流露出那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愁绪和感慨，但可贵的是，作者歌颂了女工善良美好的心灵，突出了她在苦难深重的情况下坚韧的意志和朴素的反抗精神，以此反衬并批判了知识分子的软弱和灰色情调。《薄奠》写一个人力车夫的悲剧。这个善良本分的劳动者，为了想从车主的残酷压榨下挣脱出来，拚出全力拉车，然而最后连买一辆车这点仅有的低微愿望都成为泡影，自身却成了罪恶社会的一个牺牲品。而那个怀着强烈同情却又无能为力的“我”，只能以纸糊的洋车来表示“薄奠”，这更增染了作品的悲痛感人的气氛，使它成为一篇饱和着血泪与愤怒的对旧社会的控诉书。这两篇小说连同稍后的《微雪的早晨》等作品，表明作者在题材上突破了他以往创作的范围，开辟了一个新的方面。郁达夫悲痛地反映了人民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对他们表示了诚挚的同情，同时也坦率地表白了自己在生活方式上、思想感情上与劳动人民之间所存在的距离。在艺术上，这些短篇抒情气氛浓重，文笔圆熟，结构都较为完整，已经克服了早年自叙体小说中松散拖沓的毛病。它们是初期新文学的优秀作品。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高潮时期，郁达夫思想上经历了一次激荡。一九二六年曾去大革命策源地广州。翌年春折回上海，由于同创造社某些成员意见不合，也由于思相一时跟不上急遽变化的形势，宣布退出创造社。一九二八年前后，郁达夫提倡农民文艺和大众文艺，对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表示了不同的主张。他一直否认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作家经过努力有可能写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