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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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众爱国浪潮不断掀起的形势下，许多不同阶层、不同思想倾向的文艺工作者，一致表示了要在抗日旗帜下联合起来的愿望，又一次纷纷提出“民族自卫文学”、“国防文学”、“救国文学”、“民族的革命文学运动”以及“非常时期的文学”等文学上团结抗日的口号。这时，已经失掉了和中央联系的上海文艺界党组织的负责人，从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上看到了党的《八一宣言》，从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国际通讯》上，读到了季米特洛夫的报告《法西斯的进攻与共产国际的任务》，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在大会上的发言《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即《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他们根据这些文件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正式提出“国防文学”作为文学运动的中心口号。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莫斯科的王明指令“左联”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肖三给国内写信，认为“普罗文学”的口号造成关门主义，提出解散“左联”。这封信通过鲁迅转给了“左联”党组织的领导人。鲁迅认为，“左联”不必解散，它可以作为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核心继续存在；如要解散，亦应发表宣言。“左联”的一些领导人出于种种考虑，未能充分尊重鲁迅的意见，在一九三六年春解散了“左联”，没有发表宣言。但革命作家在总结左翼文学运动的历史经验时，一致肯定了提倡“普罗文学”以来的巨大成就。
由于“国防文学”口号反映了人民爱国的要求，提出后引起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重视。许多作家发表文章，初步阐述“国防文学”提出的现实基础与精神实质，并相继出现了“国防戏剧”、“国防诗歌”、“国防音乐”等口号。在创作上也有新的收获。《文学》、《光明》、《文学界》等刊物上，陆续刊载和推荐了不少“国防文学”的作品，中国诗歌会还出版了“国防诗歌丛书”。
“国防文学”口号提出后不久，徐行先后发表《评“国防文学”》、《再评“国防文学”》、《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文学》等文，从“左”的观点出发，抹煞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要求，否认在中国有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也反对文艺界在抗日旗帜下的联合。他指责“国防文学”提倡者是“资产者的辩护士”，“陷在爱国主义的污池里面”（注：《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文学》，《新东方》第1卷第3期，1936年4月29日）。当时从国际到国内，托洛茨基分子正在反对建立反帝统一战线，诬蔑革命力量，徐行的观点实际上附和了这种思潮，因此遭到革命作家的驳斥。周扬的《关于国防文学》、郭沫若的《国防·污池·炼狱》等文，分析了在抗日条件下不同阶层、不同派别的作家团结起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说明革命作家的阶级立场和民族立场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指出徐行实质上是在以“左”的面目阻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批判徐行的过程中，“国防文学”的倡导者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主张。周扬在《现阶段的文学》（注：《光明》第1卷第2号，1936年6月）一文中，简约地回顾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学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作用，接着指出：“国防文学就是配合目前这个形势而提出的一个文学上的口号。它要号召一切站在民族战线上的作家，不问他们所属的阶层，他们的思想和流派，都来创造抗敌救国的艺术作品，把文学上反帝反封建的运动集中到抗敌反汉奸的总流。”同时，周扬认为，统一战线内部“斗争并未终熄”，“革命文学应当是救亡文艺中的主力”（注：《关于国防文学》，《文学界》创刊号，1936年6月5日）。茅盾也就“国防文学”创作的基本内容发表了意见，他认为“这是唤起民众对于国防注意产文学。这是暴露敌人的武力的文化的侵略的文学。这是排除一切自馁的屈伏的汉奸理论的文学。这是宣扬民众救国热情和英勇行为的文学”（注：《需要一个中心点》，《文学》第6卷第5号，1936年5月，署名波）。郭沫若认为“国防文学”的创作内容“应该是多样的统一而不是一色的涂抹。这儿应该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由纯粹社会主义的以至于狭义爱国主义的，但只要不是卖国的，不是为帝国主义作伥的东西”（注：《国防·污池·炼狱》，《文学界》第1卷第2号，1936年7月）。“国防文学”主张者还着重地说明，这种文学同鼓吹反苏反共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是尖锐对立的，而同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文学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根据当时抗敌斗争的任务，他们虽然强调创作抗日救国的文学作品的重要性，但也指出国防文学运动并不排斥不写或少写抗日题材但赞成抗日的作家。
在民族矛盾急遽上升的历史转折关头，“国防文学”的某些倡导者还不能充分认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辩证关系，因而也暴露出若干“左”的或右的不正确观点。有的以“国防文学”口号划线，提出“国防文学的联合战线”（注：黄俞：《新的形势和文学界的联合战线》，《文学界》第1卷第3号，1936年8月）；甚至断定‘从今以后，文艺界的各种复杂派别都要消灭了，剩下的至多只有两派：一派是国防文艺，一派是汉奸文艺“（注：《文艺界的统一国防战线》，《生活知识》第1卷第11期，1936年3月20日）。有的人看到民族矛盾上升而低估国内的阶级矛盾，盲目乐观地认为”这里没有这样的问题；谁统一了谁“（注：《论两个口号》，《文学界》第1卷第3号）。也有人错误地提出：”普洛不应挂起明显的徽章，不以工作，只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以至吓跑别的阶层的战友“（注：徐懋庸致鲁迅信），”’领导权‘并不是谁所专有的，各派的斗士，应该在共同的目标下，共同负起领导的责任来“（注：新认识社同人：《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新认识》第1卷第2期，1936年9月20日）。
一九三六年四月，冯雪峰奉党中央之命，从陕北革命根据地来到上海，他向鲁迅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的精神。“为了推动一向囿于普洛革命文学的左翼作家们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上去”，“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的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纠正一些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的意见”（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作家》第1卷第5期，1936年8月15日），鲁迅、茅盾、冯雪峰等共同商量，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本来，这个口号作为统一战线中左翼文学的口号，可以与“国防文学”互相补充，并行不悖。双方认识上的一些差异，也完全可以通过讨论，逐步统一起来，推动文艺界抗日救亡的工作。可是，胡风首先以个人名义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注：《文学丛报》第3期，1936年6月1日）一文中提出这个口号。他既没有正确解释新口号的内容和说明这个口号产生的具体经过，又避而不谈它与已经风行于文坛的“国防文学”的关系；字里行间，还存在着把两个口号对立起来、以“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代替“国防文学”的意思。知道事情经过的芭盾当时就指出：“曾在鲁迅先生处听得了这口号的胡风先生，竟拿‘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来与‘国防文学’的口号对立”，“有意无意地曲解了鲁迅先生的意思”（注：《关于引起纠纷的两个口号》，《文学界》第1卷第3号，1936年8月10日）。鲁迅也批评胡风的文章“解释得不清楚”（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作家》第1卷第5期，1936年8月15日）。由于胡风的这种行动，也由于双方认识不一致并有着宗派主义，终于爆发了两个口号的激烈的论争。
在两个口与论争中，鲁迅先后发表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文章，对文艺界的抗日救亡运动提出了精辟的意见。鲁迅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生动有力的驳斥了托派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攻击和诬蔑。鲁迅指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地无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立场。”在这里，鲁迅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一口号本身在文学意义上的不明了性，正确在说明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关系，而且针对左翼文学队伍中有的人忽视、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错误，特别强调了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意义。鲁迅表示同意郭沫若的“国防文艺是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和“国防文艺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不是作品原则上标帜”的意见，批评了“国防文学”某些拥护者狭隘的小团体思想，也批评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某些拥护者在理论解释上的关门主义观点。他说：“文艺家的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国防文学’不能包括一切文学，因为在‘国防文学’与‘汉奸文学’之外，确有既非前者也非后者的文学，除非他们有本领也证明了《红楼梦》，《子夜》，《阿Q正传》是‘国防文学’或‘汉奸文学’。”在鲁迅看来，提出“国防文学的联合战线”或“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下联合起来”，都是不正确的。
鲁迅全面地解释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的关系，指出“国防文学”是“目前文学运动的具体口号之一”，这个口号“颇通俗，已经有很多人听惯，它能扩大我们政治的和文学的影响，加之它可以解释为作家在国防旗帜下联合，为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的缘故”，因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