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进村-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作战时的一些微小环节，像战前下达命令时，要考虑各位指挥官的具体情况，不同性格，有的交待任务要具体细致，有的则不必多说；在作战过程中，对那种默默实干，不喜汇报的军官率领的部队，应注意查询，否则“则有濒临危机之虞。”战后，应及时到医院慰问伤员。等等。　
　　冈村宁次，就是这样一个既能考虑全局，又很注意细节的劲敌。　
　　冈村宁次是很好战的，这与日军的作战风格是一致的。有专家在论及日本陆军的作战风格时，说：“日军作战的一贯长处是：决策大胆，进攻十分主动而坚决，步兵的行动顽强而又带有狂热精神。”冈村宁次身上即充满了这种“顽强而又带　　　
　　冈村宁次（3）　　　
　　有狂热精神”的味道。抗战初期在武汉等地作战时，冈村宁次面对数量上占优势的国民党军，仍能取胜，这固然是因为国民党军指挥失当，素质低下，但也确与冈村宁次主动、顽强的进攻精神有关。　
　　冈村宁次在指挥上是很大胆，敢冒险的。他任华北派遣军司令长官时，曾主张进攻西安和延安，摧毁中国抗日中坚共产党的总部，并压迫重庆，妄想一举以武力解决中国问题。他任中国派遣军司令长官时，又提出进攻中国政府所在地重庆。他在给部下讲述所谓“统帅思想”时，特别提出的一条就是“大胆果敢，确信必胜。”认为过于慎重，不敢冒险的指挥官，在对华作战中，不会有多大战果。而另一方面，冈村宁次却又十分谨慎小心，并注意深入一线，接触实际。他说：“到任后或大战前后，都要首先巡视第一线兵团，这是我的信条之一。”仅到一线兵团还不行，冈村宁次还一定要找下级军官甚至士兵谈话，他说：“我一向主张每次访问前线部队，一定要听取军官、下士官以及士兵的实战经验。”冈村宁次讲，他“从任北满第二师团长，武汉第十一军司令官时起，便乐于到现场倾听下级指挥官、士官、士兵讲述战斗情况，并予以鼓励，至成习惯。”“否则便很不舒心。”冈村宁次就任华北派遣军司令长官后，仅一年，“便对所辖的华北蒙疆地区大致巡视一遍。”这样，就使得冈村宁次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从而制订作战计划时较少先入为主，主观臆断。彭德怀注意到冈村宁次这一特点，指出：冈村有很多本事，能实事求是，细致周密。每次进攻，他都要调查半年之久，做准备工作。没有内线发动配合“维持”，他不进行“蚕食”。他不出风头，不多说话，不粗暴，你从他的讲话里看不出他的动向来。他经常广泛地收集我们的东西，研究我们的东西。冈村宁次，就是这样一个既积极主动，又谨小慎微的对手。　
　　正如彭德怀所评价的，冈村宁次“不出风头，不多说话”，是个挺内向的人。他自己讲，他的爱好是“饮酒、读书、下围棋及钓鱼。”据他的部下讲，他常“翻阅高级综合杂志”，写生画画得也不错。这也都是些内向的人的爱好。冈村宁次曾“认为自己适于搞情报，”做些不声不响的工作，不喜欢抛头露面。　
　　或许是因为冈村宁次有这些爱好吧，因而他“不粗暴”，也不像有些日军将领那样难以相处。用中国的老话讲，此人是很懂得忍而不发的吧。冈村宁次，就是这样一个坐得住，也放得下架子的人；就是这样一个表面不言不语，实际工于心计的人，真是个令人难以琢磨的敌手。对冈村宁次这个人，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中国抗日军民对他是恨之入骨的。在冈村宁次的回忆录里，他自己提到，抗战胜利后，　
　　“在延安发表的战犯名单约二万多人，我被指定为第一号战犯，第二号战犯为曾任华北方面军的多田骏大将，第三号战犯为曾驻山东第四十三军司令官细川中康中将。”冈村宁次说，中共方面始终抓住他不放，“中共方面坚决主张把我定为第一号战犯，直到1949年初与李宗仁谈判时，还要求将我引渡共方，作为谈判的一项条件。在我回国以后，至今仍不断看到报纸上对我的责难和攻击。”冈村宁次对中共方面“不依不饶”的态度，对自己“荣登榜首”的事实，很有些“委屈”和不解，他说：在当地对我个人的战犯问题，是从1945年12月初提出的。然而关于战犯问题中国方面特别重视战争中日军的暴行，其中重大事件有南京战斗等四处。我虽始终在中国战线工作，幸运的是这四处的战斗均与我无关。在冈村宁次看来，他这么一个致力于“日华提携”的人，他这么一个有着许多高雅爱好的人，怎么成了头号战犯了呢？下面，我们先不去引用当年起诉书中的文字和数据，也暂且承认冈村宁次在1937年没有直接参与南京大屠杀，我们就从冈村宁次自供由他一手策划和指挥的冀中“五一”大“扫荡”看一看，他还有什么“委屈”可讲，还有什么道理可说。　
　　如果说，南京大屠杀，是日本法西斯军队在中国城市犯下的罪行，那么，“五一”大“扫荡”，则是日本法西斯军队在中国乡村欠下的血债。　
　　可就是这么一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还偏偏有那么一些中国人对他深表同情和理解。冈村宁次说：“战争结束后，据由重庆来南京的旧友透露，重庆方面一些我的友人，都为我庆幸。”　
　　据冈村宁次的日记，1945年12月18日蒋介石来到南京，仅过了5天，也即12月23日，蒋就迫不及待地会见了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在日记中，记载了当时的谈话要点：蒋：您身体健康吗？生活上如有不便，请勿客气向我或何总司令提出，尽量给予便利。我：深感厚情，生活满好。　
　　蒋：从何总司令处得悉接收顺利进展的情况，殊堪同庆。日本侨民有何困难，也请提出。　
　　我：目前没有，如发生困难，当即奉告。　
　　蒋：中日两国应根据我国孙文先生之遗志，加强协作实为至要。　
　　我：完全同感。　
　　冈村宁次说，“蒋委员长”始终面带微笑，和蔼近人。他特意安排了这次会见，以好言相慰，深感敬佩。　
　　这不像是一个战胜国元首与一个敌国败军之将之间的会见，倒像是多年未见的老友的重逢。　　　
　　冈村宁次（4）　　　
　　可能就是因为冈村宁次有这么多的旧友吧，最后，他竟然逃脱了中国人民的审讯，社会正义的法庭，回到了日本。　
　　日本人，特别是冈村宁次的部下，对他则是大加赞美，极力吹捧。说他“在统率及作战方面都是罕见的名将。”是“兼备明智、卓见、果断、意志坚强等优秀品质”的人才。说他“最后成为百万中国派遣军的总司令，乃是理所当然。可惜为时过晚，实为遗憾。”冈村宁次，真的是如他的部下所言，是个如此完美，如此出色的“名将”、“天才”吗？当然不是。首先，冈村宁次在作战上也无法摆脱日军那一套陈旧而机械的教育方法，在指挥上决非像他的部下吹嘘的那样指挥若定，料敌如神。就是在冈村宁次颇为自得的武汉会战中，他的指挥也屡屡出现重大失策，以致参加过武汉会战的原国民党将领，回忆起当年的战况时，竟发出“不知畑俊六和冈村宁次当时是怎样想的”感慨。　
　　其次，冈村宁次在为人上，也有虚伪、冷酷、不敢面对现实的一面。　
　　冈村宁次自称是极其关心日军军风纪的，声称要“勿蹈南京事件之覆辙，”为日本军队“掠夺、强奸、放火的情况很普遍而感到叹惜。”他甚至别出心裁地提出了一套“从中国姑娘的眼神可以看出当地的治安情况的好坏（也包括日本兵的军纪）”的“理论”：绝对见不到姑娘们的踪影。系惧怕日本兵的佐证。治安不好。　
　　对我们的汽车、卡车感到稀奇而远远地从窗口眺望，治安稍好。　
　　在上项情况下，走出家门口眺望，中国姑娘神态自若地走在有日本兵往来的街道上。治安良好。冈村宁次这一套“理论”，倒也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那么既然如此，在这位如此关心军纪，而又大权独揽的司令官先生的统率下，至少华北日军的军纪应该是有所改善吧。下面我们就会看到，冈村宁次亲自指挥的日军，在冀中是怎么样的“军纪”，给冀中妇女带来的是怎样的苦痛。冈村宁次为人十分冷酷，不择手段。他自己在回忆录中说：　
　　日军设在中国的“慰安所”　
　　昔日的战争时代不存在“慰安妇”问题，谈起战争，深感内疚，因为我是“慰安妇”计划的创始人。1932年上海事变时，曾发生两、三起强奸案，我作为派遣军参谋副长曾仿效当地海军，请求长崎县知事召募“慰安妇团”，其后强奸案未再出现，令人感到欣慰。现在（指1938年——引者注）几乎各兵团都有“慰安妇团”随行，已形成兵站的一个分队。原来，冈村宁次还是名声狼藉的慰安妇制度的始作俑者。为了解决军队士兵的性饥渴，甚至可以牺牲本国妇女的自尊，多么冷酷无情。　
　　如果说冈村宁次对他对本国妇女犯下的罪行还有那么一点内疚的话，那么，他对于自己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简直连一丝悔恨也没有，而且不仅没有悔恨，甚至还死不认账，颠倒黑白。在他的回忆录里，专门有一段谈到“三光”　
　　政策，他说：这次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以后，几经思考，于1941年11月3日的明治节，向司令部全体高级军官作了训示，首先朗诵明治天皇所作诗句“国仇固当报，仁慈不可忘”，然后带领大家高呼“灭共爱民”。在那以后，我认为贯彻爱民方针至关重要，又提出了“戒烧、戒淫、戒杀”的标语训示。顺便提一句，日、中的共产党把我的三戒标语篡改成“冈村宁次的可烧、可抢、可杀的三光政策”大肆宣传。令人惊奇的是，甚至日本进步学者的著作中也引用了这种宣传。因纯属无稽之谈，毋庸置辩。　　　
　　鬼子出村（1）　　　
　　冈村宁次说是“毋庸置辩”，其实还是辩了。只是他觉得有些话从自己口中说出来或许不那么方便，便借用了“原中国派遣军所属师团长船引正之”的话来替自己狡辩。这位师团长的书中有这么一段话：岩波书店出版的《昭和史》中载有：“冈村宁次大将率领的华北方面军于1941、1942年进行大规模扫荡战，施行了中国方面称为三光政策的残酷战术——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一词，我们尚属初闻。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竟然生搬一方面的史料，并煞有介事地予以发表，实为可笑。再说，这个三光政策与事实完全相反。（中略）冈村大将新阵前训的第一项便是“戒烧、戒淫、戒杀”三戒，这点我记忆犹新。每天至少在点名时听到一次列队高呼“戒烧、戒淫、戒杀”之声。日军在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的大“扫荡”中执行了“三光”政策，这是每一个敢于正视历史的人公认的事实，本来也是“毋庸置辩”的。可既然这些当年的司令官、师团长们硬是闭着眼睛说什么“三光政策一词，我们尚属初闻。”我们也只好多说几句。为了不“生搬一方面的史料”，我们就不用中国方面的史料，而用日本方面的史料来证实这一事实。一位冈村宁次当年的部下，独立步兵第42大队士兵三神高，在一篇题为“试胆——抓住农民，簇拥而上，刺成蜂窝”的文章里写道，1942年8月上旬，当他所在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