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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4章

另一种历史-第1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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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较大的、在战地运输士兵和物资的直升机,在“蜂鸟”的基础上研制出来。经过前线检验和改进,每架可运载一个战斗班,大大提高了步兵的战场机动性。这个勤劳而略显笨拙的家伙被命名为“工蜂1型”。
  随后开发的通用直升机序列号是“工蜂2型”,重点转向民用。同轴双旋桨技术受到美国贝尔直升机公司的青睐,双方互换了好几项专利。
  进入60年代,具有对地攻击能力的“黄蜂”武装直升机问世。
  美国贝尔公司生产的“眼镜蛇”直升机,与“黄蜂”举行了四次对抗演习,结果两胜两负;双方于是酝酿第五次对抗赛。
  1961年,第15空降集团军派出一个营,参与“黄蜂”入役试验,准备组建空中突击部队。营长张万年少校一下子就喜欢上了“黄蜂”。不久后,33岁的他竟考下了直升机驾驶执照,回家还向太太——某位女飞行员好好炫耀了一下:
  “今天,俺也能飞了!敢不敢坐我开的飞机?”
  次年秋天,尼布楚边境发生了一些小规模武装冲突。
  第104空中突击营营长张万年,亲自驾驶“黄蜂B”,干掉了2辆“T-55”坦克,在世界上首开武装直升机打坦克之先河,并被晋升为中校。
  《汉胡评论》记载这次战例的文章,题目是《从树梢高度发起攻击》。
  (981)
  60年代,中苏边疆大体平静。两个手持核武器的国家都相当克制,边境冲突被默契地限定在与“新武器实验场”类似的小范畴内,没人愿意主动大打出手。
  倒是长期闲置的华夏海军有了几次军事行动。
  1962年冬,据日本通产省航运厅报告,马六甲海峡一带,一度海匪猖獗,时而有过往船只遭殃、受劫。近来更是发生两条日本大型油轮飘荡海上,全体船员被杀,财物被掠的惨案。
  美国国务院负责亚洲事务的副国务卿约翰·谢伟思为此照会中国政府,提示并商请中国——对于该地区海面安全,负有“水上警察”的责任。
  于是重新组建的“西洋分舰队”派出改造为直升机母舰的“琛航号”编队,用“黄蜂”和“工蜂”把海峡远近的海盗扫荡了一遍,航运秩序得到了维护。
  另一次行动远及西南印度洋。
  犹太民族,始终对于非洲东岸的马达加斯加岛有一种莫名的兴趣。那是小胡子元首曾规划的、打算强制让犹太人迁徙聚居的地方。那里究竟怎样?是冷是暖?是好是坏?是否适合人类居住?希特勒为什么要把我们赶到那里去?……等等。
  1957年该岛独立后,犹太人便欣然前去祝贺、通商。
  发现这是个很有开发潜力的地方之后,竟真的开始了移民。
    这些举动,一来二去带动了国内人口压力持续增大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他们与南部非洲扩大商业往来的兴趣高涨。一些远洋渔船也进入南印度洋实施捕捞作业。
  略嫌过度的商业卷入,终于引起马达加斯加前宗主国——法国的不满。
  附近海域的留尼汪岛,是法国的全权海外领地,部署有一旅驻军。他们派出巡逻艇,扣押了几条中国和日本的远洋渔船。
  相应的,附近另一座小岛——毛里求斯也掀起一个不大的排华、排犹、排日浪潮。
  岛上一些华人华裔和犹太人,被少数极端分子劫持为人质。
(982)
  随后,华夏合众国与法兰西两国政府的“照会战”和“声明战”逐步升级。
  一个月后,西洋舰队派出了“独立号”航母编队,掩护“蟾蜍”级两栖登陆舰(由吉普航母改装),在毛里求斯登陆了一个海军陆战队营,从极端分子手中抢出人质。并由一架“海黄蜂D”发射了一枚早期试验型的“水蚕”式反舰导弹,击沉了一艘法国巡逻艇。
  海军航空兵司令方子翼中将,亲自指挥了这次行动。
  法国政府大动肝火。骄傲的戴高乐将军强烈抗议中国的霸权主义和沙文主义行为,扬言要派出“克雷孟梭号”航母编队前往印度洋实施报复。
  中国海军这时比较骄狂。司令林遵上将不肯服软,在动员誓师大会上,扯出了“犯汉者,虽远必诛!”的横幅。并立即加强西洋舰队,派出潜艇封锁红海出口;两栖部队作出登陆法属留尼汪岛的架势。
  一支威风的巡洋舰队则远航到好望角,进行监视巡弋。
  中法双方,一时间剑拔弩张。
  这甚至引起了美国的警惕:东方警察,俨然有些霸气了!
  经过一轮外交调停,最终以周恩来和戴高乐双方进行互访,达成谅解,平熄了一场风波。
  结果,中国、日本移民,包括海南犹太人,逐步在马达加斯加和非洲南部增加到300多万人。也同时带来资金、技术和不少新产品,使这一地区成为非洲发达地区。
  后来,中国和犹太财团合资兴建的坦桑尼亚-赞比亚-安哥拉大铁路,纵贯南部非洲,成为一条交通大动脉。
  最终,63万平方公里的南半球温带岛国马达加斯加,接纳的外来人口数量逐渐超过了原有土著,成为一个人口达2000万的、多民族共生、多姿多彩的新移民国家。
  它是非洲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超过埃及,仅次于南非。
(983)
  五十年代以后的美国,由于长期缺少战争威胁,依然抱着“寂寞高手”心态,百无聊赖中,好胜心渐渐被麻木所掩埋。
  1956年,某位参加竞选的参议员,用来击败谋求连任的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口号就是:“今后50年里,没有需要美国参加的战争!我们不必再让军人当总统!”
  在经济领域美国日益占据全球优势的同时,在军事方面它可以不必追求保持与其他国家的巨大差距。
  武器开发的预算被国会严格控制,研制思路仍然停留在二战前后以数量和生产效率决定胜负的框框里。
  由于没有核毁灭的威胁,美国不肯为核武库的壮大而花钱。
  几任国务卿都热衷于建立一些环球安全组织,例如“太平洋沿岸国公约组织”和“大西洋两岸安全公约组织”,思路是把战争危机局限在东半球范围内。
  1949年3月接替福莱斯特继任的第二位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对美国海军的观点是:我们不该再造航空母舰,最多保留一艘,以便“让老将军们到处逛逛”。
  在他的主导下,美国海军迅速缩减,主力航空母舰一度仅保留4艘※。国会中最支持海军的众议员卡尔·文森也建议:新航母的排水量不应超过6万吨。※
    ※以上史实。直到朝鲜战争美国才发现航母是唯一可以快速部署的部队。
  60年代,担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泰勒上将,通过几次演习对比,震惊地发现,美国军人的战斗素质和战略素养,比东半球主要强国有十年以上的差距。
  他不得不著文、演讲、大声疾呼,试图引起国内各界的注意。
  但得到的反响却是:这位前战争英雄不是出于本位主义,就是发作了顽固的战争妄想症。居然在如此不容置疑的和平年代,仍企图牟取大笔军事预算……
  泰勒苦心打造的一支特种兵——三角洲部队,也因为经费不足而一再缩编,甚至在南美乌拉圭举办的世界特种兵比赛中,获得倒数第三的恶劣名次,依然不能唤醒公众的注意力。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泰勒任内反复呼唤的主题。
  最终他在激愤中以辞职来抗议。
  而《纽约时报》却发表了题为《别了,过时的勋章老人》的送行辞,间杂着奚落和嘲讽。
  但国会还是从成批的优秀军人——李梅、伯克、谢尔曼、加文等等陆续去职的抗议中,感到一些什么,为军事科研增拨了一点预算。
  美国,在和平的雾海中,扬帆远航。
  美国那种所谓“要将自己的理想灌输给世界”的态度,由于缺少刺激、缺少实施手段和理由,变成了某种商业惰性。
(984)
  1959年,乌兰巴托。
  “莫洛托夫总书记的苏联”持续了5年。在随后的激烈党内斗争中,他输给了赫鲁晓夫同志,离开苏共中央,被贬为苏联驻蒙古大使。 ※
  ※莫到蒙古当大使实际为1957年。
  6月11号这天,是华夏合众国联合政府成立12周年的日子。
  莫洛托夫大使当天循惯例,参加华夏国驻乌兰巴托联络处举办的酒会。表示了礼节性祝贺之后,回到使馆,意外地收到一封美国来信。
  信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利斯堡,署名是“你真诚的老朋友,乔治·马歇尔。”
  那位躺在病床上、年已79岁的马歇尔,在信中送来了对远在地球另一面蒙古高原上老朋友的问候。
  他介绍了自己的病情,并暗示自己来日无多:“年内就可能受到上帝召见,希望他分配我一个能钓鱼的差事……” ※
    ※马歇尔逝世于1959年10月16日。
  信的末尾,马歇尔意味深长地提起:
  “达瓦历士,还记得17年前的1942年吗?就是这个6月里的11日,就是由于您所在的蒙古,我们,曾签定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协定。”
  莫洛托夫掩面长思。
  从那一刻起,蝴蝶就煽动了翅膀。
  整整17年了!世界沿着这条轨道奔驰,驶向另一个不可预知的未来。
    ……
  如果,当初不那么做,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好些?……可以肯定,那样中国无力打败日本侵略者,也就更加无力与苏联对抗。那么,苏联会是一个强有力的国家。
  可那又怎么样呢?
  自己的命运就会有所改观么?……斯大林时代的自己,多次站在监狱的门槛上。直到1949年,自己的地位已经那样显赫,仍然无法保护自己所爱的妻子热姆丘任娜,眼看着她蒙冤入狱……直到一年前,自己已经贵为党的总书记,仍然避免不了年近70岁却发配到蒙古来当大使的结局……
  那只在1942年翩翩起舞的蝴蝶,虽然自己曾参与经手,放它飞出樊笼,但演变成的风暴,改变了世界,却并未左右自己的个人命运。
  马歇尔最后引用了丘吉尔的一句话: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无非是为了崇高的理想而奋斗。为了改善这混乱的世界,让在我们逝去以后生活于其中的人,有一个较好的生活环境。”
  ……莫洛托夫伏案给马歇尔回信。
  在纸上写了几行,他才懵然意识到,这样写,从使馆里是无法发出的。
  他惆怅地放下笔,缓缓地,把那张白纸撕成一片片、极小的碎片,从住所的二楼上一把一把地撒下。
  象6月里飘零的雪花,象一群振翅的白蝴蝶……
(985)
  1964年8月8日,北平。西三旗体育场。
  阴沉一周之久的天气突然放晴,阳光明媚,人们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
  下午6时,这座新近落成的巨型体育场内,隆重举行了第18届奥运会的开幕式。华夏合众国总统宋庆龄、总理周恩来,和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等出席。
  美国,为了本届奥运,专门发射了“辛科姆”卫星,向世界各地同步转播,这在奥运会史上还是第一次。
“亚洲铁人”杨传广
  自从1948年中国人实现“零的突破”,夺得首枚奥运金牌后,要求举办奥运会的呼声就在国人中涌现。最终变成了国会决议,要求政府去申请举办权。
  1960年,北平的选票超过对手布鲁塞尔、维也纳、底特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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