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纳粹亲历第三帝国末日-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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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注意到了我，有时候无意间碰我一下，用深情的目光望着我，或者对我说上几句悄悄话，声音低得只有我能听到。这些都让我感到喜悦无比，不过，有时候我也会感到局促不安和尴尬。
做完手术一周后，我不得不听从医生的指示，在床上躺着静养，只能用便盆方便。安妮·玛利亚当班的时候，我尽量不提出用便盆的要求。终于，我恢复得差不多了，医生允许我到楼下的卫生间上厕所。那天晚上，我穿上了自己的裤子，和病房的战友借了一件制服外套（我自己的那件可能忘在火车上了）。尽管我的腿在刚开始走路的时候还很痛，但是我还是忍着痛走到学校的操场上，呼吸着新鲜空气。
第二天一早，我兴奋地告诉安妮·玛利亚，我能自己走动了。
安妮·玛利亚起先以为我在骗她，于是我约她晚上和我一道出去走走。那天晚上，安妮·玛利亚交完班后来找我，我没有食言，我们一直走到塞耶河边。这条河成为了“我们”的小河，我还为此做了好几首新诗，突然间，我再次找到了创作的冲动。我们的“远足”成为了晚间的固定节目，我回病房的时间越来越晚了，直到一天早上，NCO的主管直截了当地责备安妮·玛利亚：“你怎么能和一个孩子混在一起呢？”
安妮·玛利亚的脸一下就红了，她一言不发，我感到羞愧而气愤，不过也没有说一句话。
病房的其他人也不赞同一个孩子和活泼的年轻女性恋爱。我们病房几乎所有人都被安妮·玛利亚的美貌吸引了。NCO的主管一定向安妮·玛利亚的上级汇报了这件事，因为我接到命令，在没得到许可的情况下不得离开医院。安妮·玛利亚受到了严厉的责骂，她后来向我转述的时候，忍不住哭了起来。
我气不打一处来，立刻跑去找NCO的主管，当着一屋子的人大声地说：“我还没年轻到不够去死的资格！”
“但是你还太年轻，不够结婚的资格！”他回答说。
他说得对吗？虽然我只有16岁，但是我是一个士兵。我在战场上受过伤，在来这家医院的路上又再次负伤。我抽烟，喝酒，而且我能控制住自己，不会喝醉了闹事——这已经经过了几次的验证。我还需要做什么来证明自己是个成年人？无论对方的级别是不是比我高，他都没有资格限制我和护士的交往，更何况，这位护士也在为帝国效忠。如果我想娶安妮·玛利亚，而且她愿意成为我的妻子，为什么我们还非得等到我年满18岁呢？我是否有机会活到那时候还是个问题。
很快我就要回到前线了，我能生还的机会很渺茫。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我应该有一个后代，我不仅要用戎马生涯来证明自己人生的意义，而且还要延续生命传宗接代。安妮·玛利亚也想为我生一个孩子，我想她的这种想法是出于对我的爱和对帝国的忠诚。
即使我很快在战争中死去，但至少我的血脉在孩子身上得到了延续。我充满激情地写作，我强烈地渴望在生命的长河中占有一席之地。在我的描述中，生命的长河中流淌着倒下士兵的鲜血，或许有一天我的血液也将汇流到这条长河中。安妮·玛利亚被我的文章深深打动了，在为帝国和元首奉献出我们的生命之前，我们两人都愿意享受片刻属于自己的时间。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告诉我们，在成就伟大事业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属于国家，我们不是为了自己在生活，我们是在为了祖国而生存。
初恋（2）
一天，一个高级军官来到医院，我们得到指令准备迎接他的检阅。这位高级军官来了以后，称呼我们为“同志”，这让我们很感动。他说道，我们的英勇行为值得赞许，他代表元首给我们颁发奖章，我也是接受奖章的人之一。库茨克后来找到我，他下令除了颁发黑色光荣负伤的奖章之外，还要颁发一枚铁十字勋章（二等功）给我。我高兴极了，现在我是一名少年英雄了。
从那以后，同病房的人对我客气了许多。我还是青年团少年班的成员，但是经常被人称为那个戴着铁十字勋章的“勇敢孩子”。
现在，我几乎完全康复了，是时候回到前线了。当时，我仍然坚定不移地要为元首和帝国奉献一切，重返前线就显得更为重要了。而且，因为和安妮·玛利亚的恋爱事件，我更加迫不及待地要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一个勇敢的战士，一个真正的男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新伤员被送到这家医院。医生仍然认真对待每个病人，但是面对周遭的苦楚和不幸，他也忍不住越来越多地在公开场合谴责这场“可恶的战争”。
“他最好小心点，如果纳粹党官员听见他的牢骚，他可能会被关进福伦森堡！”
“福伦森堡？”我还是头一次听见这个地名。
“福伦森堡是一个集中营，是用来关押所有叛徒、失败主义者和其他人民公敌的地方。”
我虽然属于国防军的编制，但是从来没有领到过军饷，安妮·玛利亚常常掏钱为我买杂志和报纸。有一次，她得到一份旧报纸，她确信我会对此感兴趣的，报上介绍了在布雷斯劳前线的战况。我一直盼望得到关于家乡的消息，我的同学和朋友们正在那里展开英勇的战斗，苏军还没能够攻下这座城市。护士们每周有一天的休息时间，我申请在安妮·玛利亚休息那天的通行证，这样我就可以离开医院一天，我的申请没有得到批准。我脸上的伤口已经愈合了，手臂上的伤口还没有完全好，不过不影响我伸缩胳膊。医生清除掉我肌肉里的绝大部分榴弹碎片。但是我的体温在39摄氏度居高不下，仍然需要大量的药物治疗。
那几次我能连续几天偷偷溜出医院，是因为医院的守卫不在。其实我的室友和夜班护士都知道医院没有夜间卫兵，但是NCO主管后来决定告我一状，于是他们就加派了守卫。我们一早已经计划好在安妮·玛利亚休假那天到马科特雷维兹去玩，那是我祖母的家乡。
虽然我的通行申请没有得到批准，但是我仍然打算离开医院去玩。一位年纪稍长的病友支持我和安妮·玛利亚，他认为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多享受生活中的乐趣，不过他还是劝我不要没得到批准就和安妮·玛利亚一道离开，“你们可能被拦住接受检查，而且你没有通行证，他们会认为你是叛徒，可以开枪打死你的！”他还说，我们不能在酒店登记入住，也不能租住私人出租的房间。无论是谁，只要收留了我们，都会因为“助人为恶”而被判刑。NCO还暗示说，我可能会被关进集中营。叛徒的最终结局都是被关进集中营，接受死刑处决，我不确信他说的是真有其事还是他杜撰出来的。
安妮·玛利亚和我开始觉得事态严重起来了。
我们没有离开城里，但是走出了学校的范围。在空袭期间，能够走动的人都不会呆在楼里，而是集中到附近一个中学的地窖中。那个地窖不仅是我们的藏身之地，而且还是储存甘蓝的菜窖。这所中学楼上的教室没有被占用，而且门都是开着的。在傍晚的时候，呆在这样的教室里让我们暂时避开了外界的干扰。
“我们爱着彼此，”她说，“我想为你生一个孩子，你很快又要上前线了。”
我们的感情迅速升华了，因为彼此都意识到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虽然我的伤势在转好，但是安妮·玛利亚的工作量却增加了很多。
我新近在战场上的经验犹如幻影一般，噩梦一次又一次地侵扰我。被炸掉一张脸的死者的面容不断地在我眼前浮现，那张脸没有鼻子和眼睛，血肉模糊，白骨隐约可见，粘糊糊的液体从伤口慢慢地流出来。
我终于接到重返战场的指令，这对我们两人来说都是个噩耗。安妮·玛利亚忍不住哭了起来，我也有想哭的冲动，拼命地忍住不掉眼泪。安妮·玛利亚看到我戴着母亲留给我的戒指，她除下自己手上的戒指，套在我的小指上，那是一枚带有珊瑚石的金戒指。我们发誓终身忠于对方，等战争一结束就再团聚。她对我说的最后几句话是“你不能丢下我！”但在当时那种情形下，我不得不离开她。
安妮·玛利亚设法调了班，送我去火车站。行李自然不成问题，事实上，我根本没有任何行李。我所有的东西只是身上穿着的制服、一小袋漱洗用具、两个我用来记录写作点滴的笔记本以及一个装着我还在服用药品的药丸盒。安妮·玛利亚为我做了一些三明治，我把这些东西装在一个网兜里。
然后我们就出发去火车站，一个红十字的护士挽着一个年轻士兵的手走着，士兵的脚还有些跛，两个人都低着头默默地走着。安妮·玛利亚后来打破了沉默，她说：“你一定会回来的！”
“是的，一周以后就回来了。”我回答说，尽管我知道回来也只能呆几个小时。我们最后还是走到了火车站，安妮·玛利亚用手绢抹着眼角。
初恋（3）
我很想再次告诉她，我有多么爱她，但是我害怕自己控制不住情绪，毕竟我们在一个公众场合，而我还穿着制服。我不得不克制住，“我们能笑着说再见吗？”我问她，捏了捏她的手，她和我都试图挤出一个微笑。
“我已经开始想念你了，”她说，“在你还没有走的时候。”
我们再一次拥抱在一起。
“坚强一点！”她说完后就转身离开，手在空中挥舞着说再见，但是再没有回过头。
我挤进拥挤的车厢，靠在门边，等待她最后再回头看我一眼，但是她始终没有回头。我不停地挥手说再见，直到她的背影消失在视线外。我在看到她告别的背影时，突然想到以前学过的一句拉丁谚语，“命运总会找到它的方向”。
破旧的火车摇摇摆摆地从城区驶过，进入郊外后开始慢慢加速。我一直在想着安妮·玛利亚，想着她个性中的温暖和光辉，想着她明亮的眼睛和那头波浪起伏般飘散的褐发，她的动人不仅在于那妙曼的身影，更发自那张秀丽的脸庞。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意识到爱的不同类型，并且发现不同类型的爱有着不同的情感表达法。
我回忆着，从我开始记事起，无论是在家，在学校还是在青年团的少年班，教育要培养的是我们对元首根深蒂固的热爱。我的确做到了热爱元首，却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份很虚伪的情感，只不过是一个孩子对一个众人顶礼膜拜的领导形象的崇拜。
再大一些后，我也没有意识到男孩子之间的那种喜爱。我们的理解是，虽然我们只是一群孩子，却培养出了同志般的深厚情谊。我们相信，这种情谊比爱更牢固，结识一个同志意味着找到一个可信赖的人，战友的情谊则是更高层次的同志关系。我从未想过（或有过）爱我的父亲，他是一个权威的形象，而我只能仰望他。我一直都很怕他，根本不记得是否对他有过一丝温情的表现。我想，父亲也不希望我婆婆妈妈的。在希特勒的设想中，下一代的德国士兵应该“冷酷如铁”。
我觉得自己对母亲的爱是一种自觉而长久的强烈情感。
但是现在，狂热的爱情占据了我的身心，一种新的力量点燃了我的灵魂，照亮了我的思想和身体。一个年轻士兵和一个红十字护士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