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委员会报告-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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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分析恐怖网络成员实施的恐怖主义活动时，曾将“基地活动”这种标签过于频繁地使用，这容易使人产生误解。然而，无视这些活动的重要性同样也会误导公众。在这样一个网络中，本·拉丹的议事日程非常引人注目。尽管他召集的伊斯兰小组本身重视的是当地的战事（如埃及、阿尔及利亚、波斯尼亚或车臣的那些战事），但本·拉丹只是专注于袭击“遥远的敌人”——美国。
已知的和有嫌疑的恐怖袭击
1992年底，在美国军队部署到索马里之后，“基地”组织的领导人发表了一个“圣战宣言”，系统地阐述了要求美军撤出的内容。在12月，在亚丁的两个宾馆发生炸弹爆炸，而这里是美军去索马里的路途中按常规要停靠的地点。爆炸致两人丧生，但他们当中没有美国人。据说，爆炸者是也门南部的某恐怖组织的成员，该组织由本·拉丹伊斯兰武装咨询委员会的一名也门成员领导，组织的一些成员在苏丹接受过“基地”组织的训练。
“基地”组织领导人在内罗毕建立了一个小组，并通过它向索马里同美军作战的军阀运送武器和训练者（这直接受“基地”组织的军事领导人的监督）。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几十名训练者奔向索马里，其中包括“基地”组织军事委员会的大部分高级成员和武器训练专家。据说这些训练者事后吹嘘说，正是由于他们的帮助，索马里的一个民兵小组的成员才在1993年10月将美军的两架“黑鹰”号直升飞机打落下来，也正基于同样的原因，美军才会在1994年初随后撤出索马里。
1995年11月，在利雅得的沙特阿拉伯——美国联合设施外发生汽车爆炸，该设施曾被用来训练沙特阿拉伯国家警卫队。5个美国人和2个印度官员丧生。沙特阿拉伯政府逮捕了4名嫌疑犯，他们承认是受本·拉丹的指使。这4名嫌疑犯被立即处死。虽然没有事实证明本·拉丹下令发动这次袭击，但美国情报部门后来获悉，“基地”组织领导人在一年以前就决定，要在沙特阿拉伯袭击一个美国目标，并曾经为此目的将炸药运往半岛。对此，本·拉丹的同伙后来也予以证实。
1996年6月，一个巨大的卡车炸弹在沙特阿拉伯达兰的胡拜尔居民区爆炸，而美国空军人员就在该居民区居住。爆炸导致19名美国人丧生，372人受伤。这次行动主要是，甚至可以说就是由得到伊朗政府支持的沙特阿拉伯真主党实施的。虽然伊朗介入这次行动的可能性很大，但同时也有迹象表明“基地”组织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不过这一点至今尚无法确定。
在此期间，本·拉丹很有可能介入了其他一些重大的袭击，其中有1993年世贸中心的爆炸案、同年破坏纽约界标的阴谋以及1995年在太平洋上空炸毁12架美国客机的马尼拉空中事件。关于这些事件的细节，我们将在第三章予以展开。
另一项计划显示，本·拉丹曾经试图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的商业助手听说一名沙特阿拉伯军官要出售制造核武器所使用的铀，该军官曾经是前政府内阁成员。经过中间人安排的几次接触，该军官最后要价15，000万美元。但这并没有吓住本·拉丹，“基地”组织代表要求对铀进行检测，结果看到了一个3英尺长的圆筒，检测人员认为它是真品。“基地”组织买下了这个圆筒，后来却发现它是伪造的。尽管努力失败了，但至少能够说明，本·拉丹和他的伙伴们希望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基地”组织的一名代表解释说，“要杀死更多的人，用铀比较容易些”。
看来，本·拉丹要从穆斯林世界的几乎每一个角落寻求恐怖联盟。在这个问题上，他与苏丹的伊斯兰领导人特拉比不谋而合。在本·拉丹来到苏丹的那段时间里，特拉比以“阿拉伯和伊斯兰平民百姓大会”的名义召集了一系列会议。伊斯兰暴力极端分子的代表团来自本·拉丹的伊斯兰武装所代表的各个小组。另外也有来自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哈马斯和真主党的代表。
特拉比试图劝说什叶派和逊尼派暂且搁置分歧，联合在一起对付共同的敌人。在1991年底或1992年，“基地”组织和伊朗特工在苏丹经过讨论，达成了一个非正式协议，即在主要针对以色列和美国而开展的运动中，“基地”组织和伊朗要互相支持，哪怕只是在训练方面。不久，“基地”组织的高级行动人员和训练人员就来到伊朗，接受爆炸训练。1993年秋，另一支这样的团队到达黎巴嫩贝卡谷，进一步在爆炸、情报和安全等方面接受训练。据说，本·拉丹对如何使用卡车炸弹（如1983年在黎巴嫩一次卡车炸弹爆炸导致241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丧生）很感兴趣。“基地”组织与伊朗的关系表明，在恐怖主义合作问题上，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分歧并不一定给双方造成不可逾越的障碍。我们在第七章还将谈到。“基地”组织与伊朗的联系在后来的几年里一直处在继续之中。
伊拉克的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从未将伊斯兰主义提上过议事日程——除了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他以反对十字军的忠诚卫士的形象偶尔露过面。即便如此，本·拉丹依然乐意寻求与伊拉克合作的机会。而且，本·拉丹事实上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发起过反对萨达姆的伊斯兰运动，并试图将参加运动的人吸收到他的伊斯兰军队里。
据说，为保障自己与伊拉克的关系，本·拉丹曾由特拉比作为代理人出面签订过一个协议，内容是本·拉丹不再支持反对萨达姆的活动。显然，本·拉丹至少在某一段时间践行了诺言，不过他继续在伊拉克的一些地方（如库尔德斯坦）帮助伊斯兰极端主义者，试图摆脱巴格达的控制。20世纪末期，这些极端分子小组遭受到来自库尔德军队的重创。在本·拉丹的帮助下，这些极端分子小组于2001年重新组合为被称为“伊斯兰辅助者”的组织。有迹象表明，到那时为止，伊拉克政权不仅容忍“伊斯兰辅助者”组织，甚至可能帮助过它来反对共同的库尔德敌人。
通过苏丹政权做中间人，在1994年或1995年初，本·拉丹本人在喀土穆会见了伊拉克高级情报官员。据说本·拉丹提出要在伊拉克建立训练营地，并要求伊拉克在获取武器方面给予帮助，但没有证据表明伊拉克对这些要求作出了回应。55在下文中我们还会提到，在后来的几年里，本·拉丹为建立与伊拉克的关系作出了其他努力。
苏丹不再是避难所
直到1998年，“基地”组织才实施了一项可以被认为是“基地”自身所实施的重大恐怖活动，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本·拉丹在苏丹失去了他的基础。早从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在喀土穆执政开始，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政府就不断给苏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它不要再作为恐怖组织的避难所。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如埃及、叙利亚、约旦，甚至利比亚，由于曾经也是恐怖小组袭击的目标，因此这些国家的政府也向苏丹政府施加压力。此时苏丹政权也有所变化。虽然特拉比曾经是精神领袖，但是总统奥马尔·艾尔·巴希尔将军在1989年上台后，从未完全受特拉比的支配。因此，在外来压力增大的情况下，巴希尔的支持者开始替换特拉比原来的那一套。
1995年6月，埃塞俄比亚发生的暗杀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未遂事件成为一个转折点。犯罪嫌疑人是埃及伊斯兰小组的成员，曾受本·拉丹的帮助在苏丹避难。由于苏丹人拒绝交出被确认为是与暗杀事件有关的3个人，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对苏丹政府的无动于衷提出了批评，并最终导致了1996年对喀土穆进行制裁。
当苏丹政府告知本·拉丹，他们准备接受利比亚的请求，不再向它的敌人提供避难所时，本·拉丹意识到，他在苏丹的日子屈指可数了。他不得不告诉他的伊斯兰军队中的利比亚人，他无力再保护他们，他们只能离开这个国家。“基地”组织和伊斯兰武装咨询委员会的几个利比亚成员在盛怒之下宣布与本·拉丹脱离一切关系。
本·拉丹还开始面临资金问题。国际社会对苏丹施加的压力，连同世界经济的不景气，都对苏丹的货币产生了有害影响。本·拉丹的一些公司出现资金短缺的问题。苏丹政府不再乐意帮助“基地”组织，也使得做生意的正常成本增加。此外，沙特阿拉伯对本·拉丹家族施加的压力也很可能是原因之一。本·拉丹只得进一步削减花费，控制开支。他新任命了一名资金管理人。据本·拉丹的追随者讲，此人很吝啬。
资金问题还以其他方式困扰着本·拉丹。一个在苏丹出生的叫贾马尔·阿哈迈德·艾尔·法得尔的阿拉伯人曾在美国生活过，他通过布鲁克林的法拉奇清真寺被招募，参加了阿富汗战争。他参加了“基地”组织，宣誓效忠本·拉丹，并成为本·拉丹的企业代理人之一。但是后来本·拉丹发现法得尔贪污了大约11万美元的钱财，便要求其退还。法得尔却抱怨说他每个月的薪水只有500美元，而“基地”组织的一些埃及人的月薪却高达1，200美元。最终他背叛了本·拉丹，成了美国的重要线人。在美国法庭上就“基地”组织情况作证的还有洛侯塞因·赫西图。他说他脱离本·拉丹是因为当他的妻子需要做剖腹产手术时，本·拉丹却表示他无能为力。
1996年2月，苏丹官员开始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官员接近，咨询苏丹应当如何缓解外国施加的压力的问题。在与沙特阿拉伯官员的秘密会议上，苏丹提出打算驱逐本·拉丹出境，并要求沙特阿拉伯赦免他。美国官员大约于同年3月份了解到这一消息。沙特阿拉伯官员当然希望本·拉丹被苏丹驱逐。然而沙特阿拉伯已经取消了他的公民资格，也不会让他再出现在这个国家。本·拉丹在苏丹也不再有安全感，他在此至少遭遇过一次暗杀。对此，他认为是埃及政府或者是沙特阿拉伯政府所为，或者是二者共同所为。1996年5月9日，本·拉丹最终离开了苏丹。此时，尽管他还有野心，还有组织能力，但他的力量已被大大削弱。他回到了阿富汗。
第二章 新恐怖主义的基础“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重新崛起（1）
本·拉丹乘坐一架租来的飞机从喀土穆来到贾拉拉巴德，途中在阿联酋加油并作短暂停留。随行的还有他的家人和保镖，以及那些自1988年他的组织在阿富汗建立以来一直在他身边的“基地”组织成员。另外的几十个“斗士”搭乘晚一些的航班到达。
虽然本·拉丹的目的地是阿富汗，巴基斯坦却是他能够利用阿富汗作为重整旗鼓、发动反美战争的基地的一个关键要素。
在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最初25年，巴基斯坦的本体来自于伊斯兰教，但它的政治却由世俗决定。军队曾经是，后来也一直是该国最强大和最受人尊重的机构，但军队长期并且继续为与印度的敌对关系所困扰，特别是在克什米尔的领土争端问题上。
自20世纪70年代起，宗教逐渐成为巴基斯坦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