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委员会报告-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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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阿富汗去
收集到的证据表明，1999年阿塔、宾勒斯伯、谢西和亚拉赫决定飞往车臣对俄罗斯作战。据宾勒斯伯讲，在德国时，火车上的一次偶遇使小组改变了行程——要到阿富汗去。一个叫哈利德·艾尔·马斯瑞的人走近宾勒斯伯和谢西（因为他们是阿拉伯人且蓄着胡子——宾勒斯伯认为如此）并和他们谈起了在车臣的“圣战”运动。后来他们打电话给马斯瑞，并说明有兴趣去车臣参加“圣战”，马斯瑞告诉他们同在德国杜伊斯堡的阿布·穆萨博联系。阿布·穆萨博即穆罕默德尔·欧德·斯兰希，“基地”组织重要成员。在当时，德国和美国的情报机构已经对他十分关注，但两国政府都不知道他于1999年底在德国活动。接到宾勒斯伯和谢西的电话后，斯兰希邀请这些有希望加入“基地”组织的人到杜伊斯堡来见他。
宾勒斯伯、谢西和亚拉赫3人前往杜伊斯堡，然而斯兰希却说目前去车臣很困难，许多旅行车在格鲁吉亚被扣留。他建议他们到阿富汗去，这样在前往车臣前他们能够在阿富汗接受“圣战”训练。斯兰希指导他们获得巴勒斯坦的签证，然后又指示他们如何到阿富汗。阿塔没有参加这次见面，但他与其他3人一起行动。获得必需的签证后，他们接到了斯兰希如何前往卡拉奇和基达的最终指示。斯兰希告诉他们要在基达的塔利班办公室中与一名叫乌马·艾尔·马斯瑞的人联系。
根据斯兰希的建议，阿塔和亚拉赫于1999年11月的最后一周离开汉堡，前往卡拉奇。大约同一时间，谢西也向阿富汗出发。宾勒斯伯两周后离开汉堡前往阿富汗。宾勒斯伯记得当时他到基达的塔利班办公室时，发现并没有叫乌马·艾尔·马斯瑞的人。很明显，这是一个暗号。塔利班办公室的几个阿富汗人立即把他护送到坎大哈。在那里，宾勒斯伯与阿塔和亚拉赫重聚。阿塔和亚拉赫告诉宾勒斯伯，他们已经发誓效忠于本·拉丹并鼓励他也这么做。他们还说谢西也宣誓效忠于本·拉丹并已前往阿联酋准备行动。很快，宾勒斯伯秘密地见到了本·拉丹。他接受了这位“基地”组织领导人的邀请，答应在他手下工作，并像汉堡小组的其他3人一样宣誓向本·拉丹效忠。宾勒斯伯说他那时已经认识到他正在从事一项自杀性行动。
接下来，阿塔、亚拉赫和宾勒斯伯与阿提夫见面。阿提夫告诉他们，他们将进行一项高度机密的行动。正如宾勒斯伯供认的，阿提夫指示他们返回德国参加飞行训练。阿塔作为本·拉丹选定的小组领导者，几次与本·拉丹会面，接受了更多指示，其中包括最初确定的攻击目标名单。这些目标是世贸中心、五角大楼和国会大厦。这些“基地”组织的新成员还得知一个名为纳瓦夫·艾尔·哈兹米的人将和他们一道参加行动。
回过头来看，阿塔、谢西、亚拉赫和宾勒斯伯成为“9·11”阴谋（阿塔是本次行动的领导者）的核心成员的速度非常之快。在这之前，他们还没有见过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很明显，本·拉丹和阿提夫是这次行动的主谋。在对4个新成员进行全面考验——在训练营或恐怖行动中——之前，本·拉丹和阿提夫就很快选定他们作为“9·11”阴谋的行动人员。这说明本·拉丹和阿提夫或许早已清楚地了解该阴谋的初选人员哈兹米和米赫德哈的劣势。4个从德国新来的人具有方案初选人员所不具备的完美的技术和知识组合。因此，本·拉丹和阿提夫立即把“基地”组织策划的最野心勃勃的行动交由汉堡小组执行。
本·拉丹和阿提夫也明显认为阿塔是该次行动中最适合的战术指挥者。迅速地作出这种重要决定让人不得不考虑“基地”组织领导人是否在早期的会议上就已对阿塔进行过考量。的确，在阿塔的行踪记录中曾有过空白。例如，1998年2月至3月间，没有证据证明阿塔在德国，那时他可能已经到达阿富汗。然而时至今日，在就“9·11”事件讯问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宾勒斯伯及所有其他“基地”组织成员时，他们都否认阿塔及汉堡小组的其他成员在1999年底之前到过阿富汗。
汉堡小组的4个核心成员在阿富汗时，他们在汉堡的同伙处理了他们遗留事务以便隐瞒他们的行踪。穆塔萨德做的最好。他告诉谢西的房东，谢西因家庭原因返回了阿联酋并终止了租房协议，并利用律师从谢西的账户里取钱支付了房租。穆塔萨德还帮助了亚拉赫。在亚拉赫不在时，他去照顾申盖伊。塞德·巴哈吉料理阿塔和宾勒斯伯的日常事务，使他们在国外期间不因缺课而引起他人的注意。
第五章　“基地”组织瞄准美国本土汉堡小组（4）
准备行动
2000年初，亚拉赫、宾勒斯伯回到汉堡。亚拉赫于2000年1月31日第一个到达。据宾勒斯伯供认，他和阿塔一起离开坎大哈并前往卡拉奇，在那里他们与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见面，后者告诉他们有关安全和在美国生活方面的注意事项。回到阿联酋之前，谢西显然已经见过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2月底，阿塔回到汉堡，宾勒斯伯也随后赶到。谢西先后到了阿联酋（在阿联酋他获得了新护照及赴美签证）、沙特阿拉伯、巴林群岛及其他地方。大约3月份的某个时候，谢西也曾返回了德国。
离开阿富汗后，这些劫机人员努力使自己的言行举止回复常态。一回到汉堡，他们与惹人注目的极端分子拉开了距离。比如扎姆尔，他们知道扎姆尔已经引起了当局的注意。他们还改变了自己的外表及行为。阿塔穿上了西装，刮掉了胡子，也不再到极端分子的清真寺进行祷告。亚拉赫也刮掉了胡子，并且据申盖伊讲，亚拉赫的行为回复到了她第一次遇到他时的样子。2000年1月，谢西在阿联酋的时候举行了一场迟到的婚礼（事实上，他已于1999年结婚）。看到谢西刮掉胡子并像以前那样生活，谢西的朋友十分惊讶。
尽管亚拉赫作出了很大努力使自己不再显得那么激进，但他的家人还是发现了他转向了极端主义。家人对他的宗教狂热主义越来越担心。亚拉赫回德国不久，他的父亲让他的堂兄——自儿时就十分亲密的伙伴——劝说亚拉赫。然而，堂兄的努力未能奏效。因为与家人及申盖伊保持了密切的关系，亚拉赫显然区别于其他劫机人员。而这些关系也使他怀疑是否应继续进行“撞机行动”。这种犹豫一直持续到2001年夏天。这将在第七章中论述。
离开阿富汗后，4人开始搜寻飞行学校，并进行航空训练。2000年1月初，阿里·阿布杜尔·阿齐兹·阿里——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的侄子，居住于阿联酋，该人将是“9·11”行动的重要推动者——利用谢西的信用卡订购了波音747—400飞行模拟软件、波音767驾驶舱录像带及乘务员手册。阿里把这些物品送到他雇主的地址。亚拉赫很快发现德国的飞行学校不符合自己的需要，他不得不在美国学习飞行。宾勒斯伯也在欧洲寻找飞行学校。在荷兰时他遇到了一个飞行学校的校长，这个人建议他到美国学习，那里的学费不高并且要求的训练期限较短。
2000年3月，阿塔向美国31个飞行学校发出电子邮件，称自己和其他几个人来自不同的阿拉伯国家，目前正在德国上学，并说明大家以前未参加过飞行训练，但很希望在美国学习飞行。信中阿塔询问了训练费用、可能的花费及住宿情况。
申请赴美签证前，阿塔、谢西和亚拉赫都声称旧护照已丢失，因此，他们得到了新护照。或许他们认为旧护照中的巴基斯坦签证会让人怀疑他们可能去过阿富汗。谢西、阿塔和亚拉赫分别于2000年1月18日、5月18日、5月25日获得了赴美签证。宾勒斯伯的签证申请被拒绝，接下来的3次申请也未获批准。因为人们普遍怀疑来自也门的签证申请人，尤其是在其他国家申请签证的也门青年（宾勒斯伯第一次申请赴美签证是在柏林）可能会成为在美国无证找工作的人，宾勒斯伯最终无法获得签证。“9·11”事件前，除非申请人已经列在恐怖分子监控名单上，一般情况下颁发签证不会考虑安全问题。这4个人并不属于被关注的对象。宾勒斯伯曾打算向美国移民，而这就注定了有机会直接参与“9·11”袭击事件。尽管宾勒斯伯无法进入美国，但他将在美国以外为同伙提供重要帮助。
旅行所需证明文件再一次影响了“基地”组织的方案。
旅行
到目前为止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像“基地”组织这样庞大的组织，在其方案实施过程中旅行是非常重要的。在“9·11”袭击发生的过程中，我们提到了大量的国际旅行。正如对基础通讯和资金运转的需要一样，实施恐怖活动也需要旅行。“基地”组织认为电子通讯不安全，因此该组织主要依靠信使传递信息。
在协助“基地”组织行动人员旅行方面，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和阿布·苏贝达起了关键作用。另外，“基地”组织还拥有一个安全委员会领导下的护照及东道国事务办公室。该办公室位于坎大哈机场，由阿提夫负责。安全委员会变造各种证件，包括护照、签证、身份证。
同时，为了保证虚假证明文件渠道的畅通，一些“基地”组织人员负责护照收集任务。为此目的，“基地”组织要求“圣战分子”前往阿富汗前线之前把护照交回。如果他们在战斗中阵亡，他们的护照将被再次利用。行动任务训练课程将教行动人员如何伪造证明文件。变造护照的方法——包括替换照片、涂掉、加盖旅行印戳——也要教给行动人员。据说，演示签证“清洗”技术的手册在行动人员中很流行。有报道称，穆罕默德·阿塔和扎卡瑞亚曾参加护照变造方面的训练。
这种训练有双重目的：一是培养伪造证明文件的组织性能力；二是使行动人员在需要时可以随机应变。例如，沙特阿拉伯人经巴基斯坦到阿富汗，那么，他回沙特阿拉伯时，有巴基斯坦印戳的护照就需要变造。因此，行动人员要么把护照上的巴基斯坦印戳刮去，要么经伊朗前行——这样不会在护照上直接加盖签证印戳。
第五章　“基地”组织瞄准美国本土资金从何而来？
本·拉丹及其助手不需要动大笔资金就可以应付对美国的袭击所需要的开支。“9·11”事件的策划者从制定恐怖方案到实施恐怖袭击行动共花费了大约40万至50万美元。因行动方案的重要性，“基地”组织对策划者进行了资助。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向行动人员提供了所需的全部费用，包括到美国的旅行费用、训练费用和生活费用。策划者的谍报技术并非十分先进，但是非常实用。他们以传统的方式转移、存储、消费他们的资金，这样就能轻而易举地逃避检查机构的检查。尽管我们已经大概地了解了在“9·11”行动准备阶段“基地”组织如何支出资金的，但资金的来源尚是一个谜团。
资金渠道
正如我们在第二章所阐述的那样，本·拉丹并不是利用个人财产及位于苏丹的企业网络为“基地”组织提供资金的。相反，“基地”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长年累月建立起来的筹款系统。中央情报局估计，在“9·11”事件前，“基地”组织每年需要3000万美元以维持其在各地的活动，而这些钱几乎全部通过捐献的方式获得。
多年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