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中短篇科幻小说１０００篇 (第七辑)-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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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指出了这件事所固有的谬误。随着应征者人数的增加——这将会囊括人口的大部分甚至全部人口——最后，每个人都由于供献器官而取得８－Ａ优先受植者的地位，优先受植者一语就失去了任何意义，这又有什么用呢？献过器官者的健康恶化时，每个人都会把赌注押在器官移植权利上面，这终将导致可供移植器官的短缺。到时候，他们为了在６－Ａ等级中决定谁先谁后，不得不根据个人以及职业上的成就来排顺序。我们就又会回到现在的地位了。
肾脏同种异体移植前和移植后头４个月内，接受抗淋巴细胞球蛋白（ＡＬＧ）疗法的患者的病程。供献器官者是患者的兄长。没有出现早期排斥反应。手术后４０天开始强的松治疗。球蛋白治疗停止后，不知不觉地突然出现了后期排斥反应。对这一反应进行了类固醇治疗，剂量在维持量内缓慢增加。这种治疗，在２０例接受ＡＬＧ治疗的家族内植片受植患者中，仅有２例推迟了并发症的发生。在对其后的病例观察中，其比率之低大致相同。（原载《妇产科学》１２６期，１９６８年，第１０２３页，经准许摘引如上。）
于是，今天我准时到了器官移植厅，进行身体检查。我的几位朋友认为我前去报到是一种失策。他们说，如果你想抵制，那就应该在这一过程的每一环节上进行抵制。用纯粹理想的（和意识形态的）话来说，我觉得他们的话是对的。等着让他们说：“我们需要你的肾脏，年轻人。”到那时候，如果我最终选择了抵制这一条路的话，我就可以抵制。（我为什么左右摇摆呢？难道我不是完全相信整个器官征募制度是不公平的吗？我不晓得是否公平。我甚至确定不了我是否在摇摆不定。前去报到体检并不当真就是出卖给这一制度。）我终于去了。他们用手叩叩这里。用Ｘ光照照那里，又瞧瞧别的地方。请张开嘴巴。请弯腰。请咳嗽。请伸出左臂。他们叫我在一套诊断机前面走过，我站在那里等着红灯闪光——歪一歪，走吧！——然而，像预料的那样，我的健康情况完好，合乎应征条件。之后，我见到凯特，我们手拉手在公园里漫步，观看落日的余晖，商量着一旦下达了召令，而且真的下达召令时，我该怎么办。真的？那是痴心妄想，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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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引以自豪的另一件事情，是不成双器官的自愿捐献计划。这与征募毫无关系。征募——起码到目前为止——只是征用成双的器官，即献出之后不会危及生命的器官。过去２０年以来，随便走进美国哪一家医院，签署一张简单的让渡书，就可以让外科大夫给你开刀。眼睛、肺脏、心脏、肠子、胰腺、肝脏——任何器官，你全都可以给他们。这种办法常常称为较为单纯时代的自杀。特别是在劳动力短缺的时代，它遭到了社会的反对。现在我们劳动力过剩了，尽管从本世纪中叶以来，我们的人口增长十分缓慢，而取代劳动力的机械化装置和过程的发展，却相当迅速，甚至成几次幂地发展。因此，这种自愿全部捐献被认为是对社会最有效的功绩。它把年轻的健康躯体从劳动大军中除去，同时还保证了年长的政治家主要器官的供应不会相对减少。当然你要自愿捐献的话，那你必定是发了疯，可是在我们社会里，从来不缺少疯子。
如果凭了某种侥幸，你在２１岁的时候并没有被征募，那你就安全了。人们告诉我，确有一些人进出过罗网。现在在全部征募库中，我们的人数超过了需要移植的患者。可是比率在迅速地变化。相对来说，征募立法还是比较新的立法。不久，他们就会使合格的应征者库趋于枯竭，那时又怎么办呢？如今出生率低下；潜在的应征者数目有限。死亡率则更加低下；而对器官的需求则是无休无止的。如果我要活下去，那我只能给你一只肾；可是，由于你不断地活下去，可能不只需要一次肾移植。一些受植者可能需要五六副肾和肺，直到他们最后活到１７０岁左右，再也没有希望进行修补为止。又由于器官捐献者在生命后期也开始征用器官，对２１岁以下的人群的压力甚至会更大。需要移植者的人数将超过能够捐献器官的人数，应征者库中的每一个人都要受到宰割。然后呢？唔，他们就把应征年龄降低到１７岁，或者１６岁，甚至降到１４岁。即使如此，那也只是短期的解决办法。捐献的器官迟早会不够分配的。
我是留下来呢，逃跑呢，还是到法院申诉呢？时间快没有了。再过几周，召令肯定会下达的。我不由地觉得脊梁骨上有一种难耐的感觉，似乎什么人在一声不响地锯我的肾脏。
同类相食。本世纪初，古人类学家在北京东南２５英里龙骨山的周口店，发掘了一个洞穴，发现了北京人的颅骨化石。头盖骨是从底部断裂下来的。这使得龙骨山发掘工作指挥弗兰兹·魏登里希推测，北京人是食人肉者。北京人杀掉同类，从头盖骨底部的开口把受害者的脑浆吸出来，烧熟了享宴一番——现场还有炉子和木炭——然后把头盖骨当做战利品放在洞穴中。吃敌人的肉来吸收他的技艺、力量、知识、成就和美德。
人类花了５０万年的时间，才从同类相食的习性中挣扎出来。然而我们并没有丢掉往昔的渴求，对吗？吞噬那些比你年轻、健壮、敏捷的人，以图有所收益，依然是心安理得的。我们仅仅是改进了技术而已。因此，他们现在生吃我们，那些老家伙，他们把我们吞下去，吞下一个器官又一个悸动着的器官。这难道算是改善？
起码来说，北京人还是把肉煮熟了来吃的。
在我们美好的新社会里，大家都平等地分享医学成果。那些身立功勋的年长公民，不必虑及他们的美德和声望将只会以冰冷的墓穴作为报答——我们一直在赞美着墓穴。所有的人对于器官征募都非常高兴——当然，几个扫兴的被征募者例外。
棘手的是优先权问题。谁得到贮存的器官呢？他们有一套精心炮制的系统，以便规定各种等级。假如利用一台大的计算机进行抽签，就能保证绝对的、神奇的公正。你用优秀的工作成绩获得拯救，职业上的成绩或者日常生活中的善行，使你获得沿阶梯把你推上去，一直达到最高优先等级，达到４－Ｇ或者更高的分数。毋庸置疑，分级系统是不偏不倚的，也是公正地分级的。可是，这种分级究竟是合理的吗？它为什么人的需求服务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１９４３年，北非的美国军事人员，缺乏新发明的药物青霉素。有两部分士兵需要用它治疗：在战斗中负伤而感染的士兵和生性病的士兵。一名低级医官出于显然的道德原则，决定负伤的英雄比放纵自己的梅毒患者更需要治疗。但是，责任医官否决了他的决定。他说，如果治疗性病患者，那他们会更快地恢复健康投入战斗。此外，倘若他们得不到治疗，他们就会成为进一步传染的媒介。于是，他把青霉素投给了性病患者，让负伤的士兵躺在床上痛苦呻吟。战场上的逻辑是不可变更，也是不容置疑的。
生命的巨大锁链。小浮游生物为大浮游生物吞食，大浮游生物是小鱼的牺牲品，而小鱼又是大鱼的牺牲品，由此类推直至金枪鱼、海豚和鲨鱼。我吃海豚的肉，因而健壮，朝气蓬勃，养肥了自己，并且在充满活力的器官中将精力贮存起来。可是我又被枯萎凋谢的长者所吃掉。一切生命都联系在一起。我看到了我的归宿。
早先，被植器官受到的排斥反映是一大难题。这是多大的浪费！躯体不能够区分异体的却是有益的器官和一个入侵的、敌对的微生物。称之谓免疫反应的机制被调动起来，去驱逐入侵者。在入侵时刻，酶起了作用，进行了旨在撕碎、溶化异物的局部战争。白血球经由循环系统大量进入战斗，警觉的吞噬细胞向前挺进。从淋巴网络开来了抗体，这是一种高能蛋白质导弹。
在器官移植技术发展之前，必须找到抵制免疫反应的措施。药物、放射线治疗和代谢作用休克——非此即彼。
器官排斥反应早就被克服了。可是，我却不能克服我的征募排斥反应。年迈、贪婪的立法者，我排斥你们，也排斥你们的立法。
我的应召通知下达了。就在今天。他们需要我的一只肾脏。这是一种司空见惯的要求。
“你很幸运，”吃午饭的时候有人说，“他们本来可以要一叶肺的。”
我和凯特到葱宠晶莹的山间散步，伫立在盛开的夹竹桃、芜萎和鸡蛋花丛中。生活着，呼吸着这种芬芳，把身体暴露在灿烂的阳光下是多么的美好！她的皮肤黄褐发光。她的美丽使我啜泣。她不能幸免，我们谁也不能幸免。首先是我，然后就轮到她？或许她在我前面吧？他们从那儿下刀呢？在她平滑滚圆的背上？还是在她平坦结实的腹部？
我能够瞥见高尚的神父站在圣坛上。黎明的第一道光辉，把他的身影投射在她身上。高举起来的手里握着黑曜岩的刀子，可怕地闪着火一般的光焰。唱诗班对血神唱出了不协调的赞美诗。刀子在往下落。
这是我逃出边境的最后机会。我整整一夜没有睡觉，权衡着得失。我没有上诉的希望。逃跑使我嘴里觉得不是滋味。父亲、朋友，甚至凯特也说留下吧，留下吧，留下吧，要临危不惧。这是抉择的时刻。
我难道当真还有选择的余地吗？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一旦到了时候，我就乖乖儿地投降。
我向器官移植厅报了到，三小时后进行征募捐献手术。
“说到底，”他不动声色地说，“一只肾有什么了不起。”
你晓得，我还有另一只呢。如果那一只发生故障，在任何情况下我都能替换它。我将获得６－Ａ优先受植者的地位。我明白优先系统在发生什么情况，我还是保护自己为好。
我要从事政治活动。我要向上爬。出于有启发性的个人利益，我要取得向上升迁的能力。
对吗？
对的。我要变得如此举足轻重，让社会欠我１０００次移植术。总有一年，我要索回那只肾脏，索回３、４只或者５０只肾脏，需要多少就要多少。索取一两只心脏，几叶肺，一只胰腺，一只脾脏和一副肝脏。他们不可能拒绝我的任何要求。我要给他们点颜色看。我要给他们点颜色看！我将战胜长者。
可是，还有你这躯体神圣联盟的积极分子呢，嗯？我想那只好退出联盟。
再见吧，理想主义！
再见吧，道德至上论！
再见吧，肾脏！
再见，再见，再见！
手术做完了。我向社会偿付了债务。我向权势者交出了我那一磅卑贱的肉。
几天后，我离开医院时，我将携带着一张证明我的新的６－Ａ等级的卡片。
我的整个余生都享有最高优先权。
哦，我可能活１０００年。
《深井中的一条虫》作者：格瑞戈罗·本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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