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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章

正说清朝三百年-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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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骨头 
  石赞清,字襄臣,贵州人。在天津任知府的数年间,勤于政事,严于律己,吏慑其威,民怀其惠。   
  咸丰八年(1858),英军侵犯天津,直督跑了,石赞清搬来两个大饔,里面注满水,放在台阶上,说:“英国佬要是进来威胁我,我跟妻子就死在这里。”不久,相国桂良与英国议和,英军离开天津。十年(1860),英法联军进入天津,总督以下多受辱。英军将卒分驻官廨。但石赞清坚持不离开官署。英国人要他走,他说:“砍我头可以,但衙门我不让。”英人听后感到诧异但对他无可奈何。   
  七月二十九日,英军500人拿着兵器进入他办公的地方,扶他上轿,抬进英国使馆,向他解释说:“我们并不是为难你。我们抬你进来是由于有兵卒烧我们的船,只好借你来镇镇他们。”石对他们的要求感到愤怒,不吃饭。好几天,老百姓情绪高昂,说如果石赞清有个三长两短,他们就要与英国人拼命。英国人害怕,叫石赞清离开使馆。石赞清不答应,说:“我是怎么个来的,就应当怎么个回去。”英国人只好再让500人为前导,在八月初三这一天,用轿将石抬回府衙。 
买官之后 
  同治初年山西有个姓夏的商人,虽没读过什么书,却突然动了官兴,出钱买了个官儿,被分发到陕西当县令。有人好心地对他说:“你初入仕途,不懂什么规矩,最好聘请一个有文化熟悉官场的人做你的参谋,以免被人取笑。”于是这个姓夏的请了朋友帮忙。   
  到陕西之后,按规矩要到上司衙门排班参见。他到巡抚官厅,举止矫揉造作,同去参见的有一个是四川进士陕西长安县县令唐李杜(字诗甫),问他:   
  “贵姓?”   
  “夏。”   
  “从前有个叫夏征舒,是府上什么人?”唐李杜听后高举两手,露出庄重的表情,问道。   
  “是先祖。”   
  姓夏的见唐李杜神情严肃庄重,以为他说的“夏征舒”一定是显贵。   
  唐李杜听了答话,点头笑了一下。   
  参见结束后,姓夏的回到寓所。朋友问他到巡抚官厅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姓夏的一五一十把唐李杜的问话与他的答话告诉了他。   
  朋友一听,连说:“坏了,坏了!这个夏征舒是个龟儿子。”   
  夏征舒是春秋时人。其母与陈灵公、孔宁、仪行父通奸。夏征舒杀灵公后逃到楚国。   
  夏听朋友一说,气得不得了,就要到长安县与唐李杜论理。朋友阻止了他,说:“明天他还要去巡抚官厅,还会见他。何必着急?”   
  第二天夏见了唐李杜就扑过去,揪住他的衣服,责问:   
  “你为什么骂我龟儿子?”   
  “诸位都在这里,我何尝骂他龟儿子?诸位听见我骂他龟儿子了吗?”   
  夏更加愤怒,揪住唐李杜去见巡抚。唐李杜让夏先说,夏把“夏征舒”的“征”字给忘了。巡抚笑着对夏说:“龟儿子是你自认的,不是他骂你。”说完叫巡官把他们送出去。随即挂出一块大牌子,上面内容大致说夏咆哮官厅还可原谅,但胸无笔墨,何以治民。令其回去读书等等。   
  夏没有办法,只是气罢了。 
我自横刀向天笑 
  “我自横刀向天笑”是爱国者、思想家、戊戌变法中“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所写的诗句,体现了为振兴国家而变法,面对死亡毫无畏惧的英雄本色。这气壮山河的呼声,是对旧世界的嘲笑,是参加革新运动自豪的表达。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少倜傥有大志,文为奇肆。”(清史稿·谭嗣同传)光绪十年(1884)入新疆刘锦棠幕,光绪二十二年(1986)奉父命以同知捐候补江苏知府。他积极参加维新活动,倡设南学会,办《湘报》。二十四年,拜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当荣禄奉慈禧之命大捕维新派时,康有为、梁启超出逃。有人劝他逃走,被他拒绝。他将自己的著作交给梁启超,决心以死表示他的维新志。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谭嗣同始。”临刑赋绝命词一首:“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八月九日被捕,在狱中题诗一首。   
  其诗曰:   
  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首句:“望门投止”与“张俭”,出《后汉书·张俭传》。张俭(115-198),字元节,山阳高平人。开始被举荐为秀才,他揭发中常侍侯览罪恶,要求杀了他。张俭同乡朱并为讨好侯览而诬陷张俭与24个恶徒为党,于是发文缉捕张俭。张俭逃跑。“望门投止”是说张俭看到哪家就到哪家投宿。人们仰慕张俭名行,张到哪家投宿哪家都肯接受。“望门投止”在这里指戊戌政变失败,康有为、梁启超出逃避难。“思张俭”意思是希望康梁二人出逃哪里都能得到保护。第二句:“忍死”是临死坚持,有所期待。“杜根”是后汉安帝时人,为郎中。他因为直谏邓太后归政安帝,被命令打得晕死过去。复苏,逃到酒家做工,邓氏被诛,杜根拜为御史。“忍死须臾待杜根”,意思是希望康梁忍耐一段时间,以图东山再起。第三句:“横刀”,刀架在脖子上。此句写作者为了国家利益而变法,面对死亡毫无畏惧,表现出视死如归、气壮山河的气概。末句自豪地把自己与康梁俱喻为高大的昆仑,为世人所景仰。   
  光绪二十五年(1899)八月十四日斩六君子于菜市口,翌年谭嗣同遗骸运回湖南,葬浏阳城外山下,墓前华表有挽联一副:   
  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 
  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               
门包与别敬    
  门包是贿赂官府守门人的钱物。进官府都须给守门人礼物,这个陋规可以说是与清朝相始终。吴三桂派人出关乞求清兵进攻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时,想求见摄政王多尔衮而不得,乃以重金贿赂多尔衮左右,才得开门接见。后来到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武昌府有人刺探到杨宏胜(1886-1911,原任满清新军第三下标正目)从事反清活动消息,便乘夜谒见鄂都瑞澂。守门人就向他索取门包。   
  门包不是清朝才有。明宗臣《报刘一丈书》就有几处为进权门首先给守门人送礼金,守门人才给通报的描写。   
  清朝的陋规绝不仅是门包而已。比这更大的送礼还不少,而且名目有好几个。外官引见(皇帝接见臣下)、请训(三品以上外官赴任谒见皇上)离京向京官辞行送的礼叫“别敬”,夏天给京官送的礼叫“冰敬”,冬天给京官送的礼叫“炭敬”,过年给京官送的礼叫“年敬”,给京宫女眷送的礼叫“妆敬”。这些实际上都是贿赂。   
  何德刚光绪时曾在京曹19年,后来出任江西建昌和苏州知府,著有《春明梦录》一书,对此类礼作了较详细的说明:   
  道咸以前,外官馈送京官:夏则有冰敬,冬则有炭敬,出京则有别敬,同年同乡于别敬之外则有团拜项。……同光以来,则冰敬惟督抚送军机有之,余则只送炭敬而已。其数自八两起至三百两为止。沈丈肃(沈葆桢)送军机,每岁只三百金,而军机亦有不收者。其余则以官阶大小,交情厚薄为衡。后来重官阶而轻交情矣。大概寻常京官,非有交情,不能得炭敬,而别敬则较为普通。督抚藩臬到京,除朝贵外,如同乡、同年及服官省分之京官,多有遍送,其数不过十金上下。后来竟有降至六金者。然而京官日渐加多,外官所费已不赀矣。余到京后,来源渐涩,每年所入不过百金。然亦不无小补。光宣之际,公行贿赂,专重权贵。末秩闲曹愈难沾丐矣。炭敬即馈岁之意,函中不言数目。只以梅花诗八韵十韵或数十韵代之。若四十,则曰“四十贤人”;三百,则曰“毛诗一部”。何等雅观!亲贵用事时,有人送涛贝勒千金者,信面犹书“千佛名经”四字,亦尚不直致。惜不知所谓,举以示人,后拆开,始知是千两银票也。   
  这段话讲了清代各种“敬”的馈送的原则乃至手法。   
  京官薪俸微薄,不像地方官那么便于向百姓搜刮,于是把手伸向地方官。地方官不给京官送礼,那结果可想而知。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说了他几次调任觐见皇帝后“出京留别”送礼的情况。他在道光二十五年补授陕西督粮道,“出京留别”,“别敬”花了17000多两,调任河南藩司,“出京留别”,花了12000多。陕西粮道是“夙称优缺”,于是他借钱“别敬”:   
  今得此缺,向来著名,不得不普律应酬。因托龙兰簃编修在广东洋行借银九千两,九厘行息;又借包怡庄观察千两;又借汪衡甫同年五百两,二分行息;江翊云同年五百两;又借西人项五千两。……余京中连买礼物数百金,共用别敬一万七千两。   
  道光二十七年,张集馨“蒙恩补授四川臬司”,又须觐见皇帝,又须“出京留别”。这次他送了多少呢?八月二十二日皇帝召见后,   
  即日进城拜客,困于酒食,外官之常态也。别敬军机大臣,每处四百金,赛鹤汀不收;上下两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信办折者,一百、八十金不等;六部尚书、总宪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以次递减;同乡、同年以及年家世好,概行应酬,共用别敬一万五千余两。   
  同治七年七月二十日,曾国藩由两江总督改任直隶总督,十一月初四“北上入觐”,十二月十二日到长辛店。八年正月十四日、十五日、十七日、十九日、二十日都有核别敬单的记录。但他花了多少钱,没说。估计数目不会小。               
清朝吏治    
  清朝有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有官僚就有一个吏治的问题。清朝的吏治可以分两个时期来谈。一是从努尔哈赤到乾隆中期,一是从乾隆后期到清末。 
从努尔哈赤到乾隆中期 
  这个时期,清朝统治者总的比较重视吏治,措施比较得当,官员比较用命,贪污的相对少些。   
  关外时,努尔哈赤总结历代治世经验,指出:“上古至治之世,君明臣良,同心共济。”顺治八年(1651)谕曰:“国家纪纲,首重廉吏。”雍正帝说:“大吏不清,民何以安?”由于清朝最高统治者对吏治的重视,对官吏的管理比较严格,措施比较得当,官吏中贪污比较少。   
  这个时期的廉政措施如下:   
  一、禁止贪污。贪污损害国家,也腐蚀官僚队伍。这个时期的皇帝都有禁止贪污的上谕。努尔哈赤时就有命令不准行贿受贿:“诸申、尼堪、蒙古的官员们,不论谁只准收汗的赏赐,不准接受尼堪送的东西。……要给尼堪发指示,不能送任何东西来。如果送来,送的人治罪;如果接收,接收的人治罪。”皇太极制定律例,惩办贪暴。顺治帝为了杜绝贪污订出十分严格的规定:官员犯赃十两,衙役犯赃一两以上,流徙,赃重者处以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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