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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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另外的一个难友是个波兰老党员，他居然逃脱了1938年的清洗，这简直是奇迹。他给我叙述了斯大林的另一个招待会。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1945年曾在克里姆林宫接见波兰共产党的一个代表团。那时他们即将建立波共的新领导机构。斯大林同他们握手，闲聊起来，并问道：“战前，波兰共产党领导有个妇女叫科斯特尔齐娃，人很聪明，忠心耿耿。她现在怎样啦？ ”
在场的党员你看我、我看你，望着自己的脚尖，不知所措。科斯特尔齐娃同波兰党的整个领导机构，都在1938年，按照斯大林的命令给清算了。这个“清算共产党人酌大师”
往往假装什么都不知道，以便更好掩饰他在清洗中应负的沉重责任。他在贝拉·库恩事件牛就把执行权力下放，这一点我在上文已经谈到过了。当时是马努伊尔斯基负责搞这些肮赃的勾当的。
这里还有斯大林儿子的精神病大夫的故事。
1949年，也许是1950年，我有一个同房难友是苏联一个最有名的精神病大夫。他是犹太人，出生于维尔那一个十分信奉宗教的家庭，他父亲是犹太教长的助手。很年青的时候，他便脱离了他熟悉的环境，随着岁月的推移，他完全归化了。从语言上，风俗习惯上，文化上，他都觉得自己是个俄罗斯人。战时，他入了伍，在解放波罗的海国家韵那支军队里领导卫生工作。解放时，这个有名的精神病大夫成了斯大林儿子的私人医生。他叫华西里，是大元帅的小儿子，二十三岁便当了将军，本来是个不怎么样的飞行员。他慢性酒精中毒，已经成了全苏联的笑柄。那位精神病学家负有把他治愈的雄伟任务，以后，内政部的那些先生们认为他事情知道得太多了，就决定把他逮捕。在历次审问中，从来不提斯大林儿子的问题；但却控告他有“犹太沙文主义”。证据呢？ 当红军开进里加废墟时，成千上百的孤儿，自生自灭，饥饿，一无所有，结成一帮一帮的青少年犯罪分子。负责这个地区的将军建议这位精神病学家设立一个流浪儿童收容所。他实实际际地负起这个工作，并且大部分收容犹太儿童。内政部的人就抓住这一点，责备他按犹太沙文主义办事。他们说；“显然你偏爱犹太孩子而排挤其他孩子。”
“一点也不！ 犹太孩子之所以比较多是因为他们原来的家庭受害更重！ ”
审讯带上愈来愈浓厚的反犹色彩。在填写他的档案卡片时，侦审官问他说：“民族？ ”
“俄罗斯。”
“你不是俄罗斯人，你不过是个臭犹太！ 为什么你隐瞒你是哪个民族的？ ”
这个精神病大夫平常多么善于治别人的病，这时却丧失了勇气。由于治疗斯大林那个有严重缺陷的儿子，他遭到了判决，无处上诉。他的侦审官换了人，于是又重新审问他的身世；“民族？ ”
这一次，我的同伴回答道：“犹太！”
侦审官照例骂得他狗血喷头：“你自称犹太人难道不害羞吗？ 要知道你自己是俄罗斯人啊！”
那请神病大夫反驳说：“我是在这儿监狱里才知道我是犹太人的，我属于这样一个民族一点也不害羞，这个民族曾给了人类耶稣基督、斯宾诺莎和马克思。如果你不让犹太人加入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你活该！到了人类取消国家，种族和民族之间的区别那一天，我们犹太人，我们将第一批表明我们的国际主义。”
审问完了，他回到牢房，把他讲过的话告诉我，觉得十分自豪。这个场面使他想起了那一天他把自己的第一部科学著作寄给他父亲。他父亲回信说：“我对你的成就感到十分高兴。我希望你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希望会有一天，人家不再使你感觉到你坐错了车，说这辆车不是为你这个犹太人开的。”
他的身体愈来愈坏了，他消沉，不再斗争了，逐渐变得听天由命。由于病情严重，人家把他迁走了。后来，我从卢比昂卡的女大夫那里得悉他死了，患的是心脏病。
1948年我十分幸运交上了一个难友。他先前在海军当大夫，年纪五十岁上下，能说能笑，身体壮健，情绪乐观，充满幽默感，说话十分风趣。他带来了一股轻松的空气，我甚至说一股快乐的空气。他最喜欢拿来开玩笑的题目就是他自己的遭遇。
战时，由于他懂英语，所以给调到莫斯科海军部做联络员，同一队美国医生打交道。胜利后，人家把他逮捕了，原因呢？ 美国间谍，这是当然的了。证据呢？ 在第一次审问时，侦审官拿出来给他看了，他挥动着这个大夫的一个美国同事写给他的信，上面一开头就写着这两个字：Dear Friend（亲爱的朋友） 。
“亲爱的朋友，”侦审官认为事情是十拿九稳了，便得意扬扬说，“这是什么意思？ ……‘亲爱的朋友’，这不是间谍活动的证据又是什么呢？ 难道美国人写信给我会叫我‘亲爱的朋友’吗？ 不！可不是吗！……”
无可辩驳的逻辑！如果荒唐无稽积重如山，那么只有幽默能够把它搬掉。我的朋友始终不渝地朝这个方向努力，虽然没有成功的希望，但却很痛快。我们从刚来的囚犯那里知道苏联承认了以色列，并且派军官去整编以色列军队。我那位医生当然不放过这个机会去捉弄那个侦审官。有一次审问他时，他要求说：“与其把我留在这里，不如把我送到巴勒斯坦去，我还可以为国家做点工作。”
“派条反革命狗到巴勒斯坦去？ 我们派到那里去的，都是最好的军官，久经考验的。”
这些小故事在我们集中营天地里是唯一的消遣，帮助我们抵抗、坚持。因此，我们从这个角度欣赏我们的同伴。在漫长得没个完的灰色的日子里，这就是生命。
1956年，我在莫斯科又遇见他，他还是那么幽默，一点也不减当年。他之所以能活下来，就全凭这一点。不幸的是，我们所遇见的并不都是“好人”。我早先说过，在无辜者的海潮里，也有一些坏蛋落在内政部的罗网里。由于幸运的巧合，在昨天的一大批敌人里，我遇见了几个有趣的人物，他们是以同等的名义同我住在一起的。
有一天早上五点钟左右，门开了，看守把一个穿得很好的军人带进来，在半明半暗中，很难认出到底是个中国人还是个日本人。他自我介绍说：“富荣将军”，日本的满洲关东军参谋长，他是在战争末期被俘的。人家把他从一个集中营带来，以便让他在东京举行的日本战犯审判时出庭作证。
头一天开饭的时候，他看看给他送来的饭，便要求见监狱长。
“我有严重的胃病，”他解释说，“我吃不了这种食物。” （我从来没有见过更好的饭食了，因为同我关在一起的军官可以吃到军官食堂的饭） 但是富荣抱怨说；“我吃不了这些，我不需要很多东西，每天有几根香蕉就行了！”
他不明白我们为什么纵声大笑。战后要在莫斯科找香蕉，尤其是在监狱里！这等于要到北极去找桔子……
富荣只好放弃他的香蕉饮食计划了，但是人家给他特别做饭。当然我们不懂日本话，监狱的领导以为我们不懂英文，由于害怕富荣把他受审经过说出来，所以才把他放到我们牢房来。这些牢头禁子的算盘打错了，当时同我住在一起的军官和我都懂得莎士比亚的语言，尽管我们讲得不好。几天后，我意外地听见富荣讲起法语来，并且得悉他曾任驻巴黎的武官。于是我们交谈就再也没有什么困难了。
“你知道点关于理查德·索尔格的情况吗？ ”我问他说。
“当然知道，在索尔格问题爆发时，我是副防卫相。”
“那么，为什么索尔格1941年被判处死刑，而只是到了1944年11月7 日才被枪毙呢？ 为什么你们当时不提出来把他交换呢？ 日本和苏联还没有开战啊。”
他急忙打断我的话说：“这完全不对头，我们曾经三次向苏联驻东京大使馆建议拿索尔格同一个日本犯人交换，我们三次都碰到了同样的回答：‘我们不知道有理查德·索尔格这样一个人。’”
不知道理查德·索尔格这个人？ 可是当时日本报纸大谈特谈他同苏联武官处的关系。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 可是他曾经把德国的进攻事先告诉了苏联，他在莫斯科战役最紧张的关头透露了日本不会进攻苏联的消息，使苏联能够从西伯利亚调回整师团整师团的生力军……
人们宁愿让理查德·索尔格给枪毙，也不愿战后又多背上这么一个见证人。这个决定不是来自苏联驻东京使馆，而是直接来自莫斯科的。这就是理查德·索尔格同柏尔青将军交好的代价。自从柏尔青给清算以来，他就受到了嫌疑。对于莫斯科来说，他不仅是个双重间谍，而且是个托派。有几个月的时间，就连他发来的密码电报都没有译出来，直到情报中心终于发现他提供的情报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才改变了态度。他被捕后，领导上就象扔掉了个沉重的包袱。这就是新班子的政策。
莫斯科听凭日本人在1944年11月把理查德·索尔格这个“来历不明”的人枪毙了。我觉得特别痛快的是今天能够向全世界揭发这种伪善的态度。索尔格是我们的人。那些借刀杀人的人是没有权利把他据为已有的。
历史的又一个见证……来到我们这里的人身材短小，消瘦的面容加深他刚毅的表情。他说出了他的姓名，可是到今天我已经忘记了。当时也一点没有引起我注意。后来听到他开始谈他的生平，我惊了一下，猛地想起来了：这是弗拉索夫的助手！这个人的遭遇多么离奇啊……
十月革命爆发的时候，他还是沙皇军队里的一个年青军官。他狂热地反对布尔什维克，对于革命胜利，怀恨在心。以后他参加了红军。时间并没有能够平息他对现政权的仇恨，他耐心地等待时机。德国的进攻使他高兴若狂。战争一开始，他便想投到对方去。当弗拉索夫按照德国人的意旨建立起这支出了名的“俄罗斯解放军”时，他是第一个报名参加的。
可是大失所望！这个向往旧沙皇制度的人，由于相同的思想意识而投到纳粹的一边，却发现弗拉索夫的军队是个骗局，主要是被德国人利用来进行宣传而已。他当了弗拉索夫部队的政委，徒劳无益地想给他的人灌输些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哪知这些人是迫于饥饿而投到敌人的旗帜下的。要么就在集中营里慢慢饿死，要么就穿上“俄罗斯解放军”的制服，于是红军许多被俘的士兵便选择了苟延残喘的道路。
弗拉索夫的助手给我们讲那些人怎样在第一次较大的交战中就成批地开小差投奔红军。一支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空军部队起飞了……却飞到了苏联的机场。
即使是在弗拉索夫的参谋部内，那些军官主要是一些投降的人，而不是死心塌地的人，他们主要赞赏的是酒，而不是《我的奋斗》。经过了几个月， “俄罗斯解放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