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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9章

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第2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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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春:你们要大公无私。 
  230) 周恩来、陈毅与范文同、武元甲的谈话 

  1967 年 4 月 12 日,北京 
  周恩来:……在过去 10 年里,我们一直在进行另一场战争,一场不流血的战争:阶级斗争。不过,在我们的将军中,有一些人,不是全部,他们善于打流血的战争,但现在不知道怎么打不流血的战争。他们甚至轻视群众。那天在飞机上,我跟你说到,我们这次的文化大革命,目标是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大革命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破四旧,破除不适合社会主义革命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 
  林彪同志在去年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中,我们要摧毁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的“公有制”。 
  所以,要建立“公有制”体系,你依靠谁?根据解放后 17 年的经验,毛泽东同志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要消灭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但是如果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领导方式是完不成这一进程的。 
  我已经跟你谈过,我们的社会还存在着“私有制”。这不仅是因为国际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还因为国内还有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残余、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贪污盗窃分子……,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农村还有大量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农民。此外,在中国各地还存在着几千年的封建影响和资本主义影响。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就算扫过了,还会有新灰尘落下。上面所说的所有这些因素都是资本主义复辟和出现修正主义的土壤。过去 17 年,我们与“三反分子”进行斗争,现在,又有新的三反分子。我们对资产阶级进行了改造,但现在党内又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我们曾对右派分子进行了批判,但现在党内又出现了新的右派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推翻后,又产生了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我们原计划参观山西,但天公不做美,只好取消。不过如果你们访问大寨也不错。在文化大革命中,陈永贵同志立场坚定,因为他始终坚持公有制。这是大寨的特点之一。大寨不仅发展了农业技术,而且把政治活动放在重要地位。陈永贵同志领导的生产队在过去 14 年里只向国家贷过一次款,那还是在 1953 年。但是他们第二年就把贷款还清了。即使是在遭大灾的情况下,他们也没有向国家要过一分钱的救济。这个生产队只有不到 400 人,自然条件也比较差,但他们每年都向国家上交 100 到 150 吨左右的粮食。如果全国都像这样的话,国家每年就会有大概 40 亿吨粮食了。 
  大寨最显著的特点是破除了个人主义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坚持集体主义,树立了榜样。毛泽东同志问我是不是真的,我说是。后来毛泽东同志参观了大寨,肯定了大寨的做法。 
  在像大寨这样有 300 到 1000 农民的生产队里,依然存在着公有制和私有制的问题,问题十分复杂。全国有 80 万到 90 万个生产队,你可以想象问题范围有多大。每个生产队大概有 200 户人家,全国有大约 160 万户人家。城市还有许多工厂。所以,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群众运动,就没法发现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谁是资本家的代理人。 
  我们要依靠谁来发动农民和工人呢?如果我们依靠党员和团员,有一个等级观念的问题,官官相护,我们的目标就会半途而废。 
  ………… 
  周恩来:所以,我们发动学生和青年人来解决问题。他们渴望也更容易领会毛泽东思想。 1966 年 6 月 1 日,毛主席批准发表了北京大学的大字报,这样,就发动起来了全国的青年学生。中共中央同意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创举。但是刘少奇和邓小平还是用老方法。他们向各省派了工作组。结果怎么样?凡是领导被群众赶下台的地方,工作组接管了一切。工作组不知道被赶下台的干部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此外,工作组又重犯了过去的错误,就是不依靠群众。群众不答应,工作组就镇压群众,说谁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中央,反对毛主席。这引起了群众强烈的反抗。因此,形势是响应毛主席号召的群众站起来,但同时,代替了党的路线的新领导镇压群众。中央一级,是刘少奇和邓小平负责。他们压制群众,把群众分成三种:左派、中间派和右派。谁反对工作组谁就是右派,即是反革命,就会遭到人身攻击,甚至被抓起来。在派了工作组后不到两星期的时间里,全国出现了反对毛泽东同志发动的群众运动的逆流。在 6 、 7 月不到五十天的时间里,所有的大中学校都镇压了批判领导的学生。这种现象证明了毛主席在几年前说过的话:等级制要求盲目服从,所以中央某个人的错误会殃及全国。这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赫鲁晓夫能在苏联上台。 
  毛泽东同志知道这种情况后,马上返回北京。在事实真相大白以后,他决定撤销工作组,发动自下而上的文化革命,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他召开了有各省省委负责人参加的十一中全会。全会批评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错误。在全会期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大字报,陈伯达同志作了报告,扩大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没有采取其他措施。随后,又发表了十六条和全会公报。 
  1966 年 8 月 18 日,毛泽东同志接见了红卫兵代表。经过这些事件后,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发展,先是在中学和大学,后来发展到全社会。 
  与此同时,各级领导却十分消极被动。 28 个省市的多数党的书记都参加过革命战争,也曾依靠群众。但是在和平年代,在掌握了权力以后,他们却害怕群众。 
  陈毅:群众一批判他们,他们就镇压群众。 
  周恩来:他们没掌权前依靠群众。但掌权以后,把权力看成自己的,害怕批评,害怕丢掉权力。在 8 、 9 月里,所有省市的党委都受到了红卫兵的冲击,这一级的党的书记,在不同程度上都感到害怕。 
  韦国清:所有书记都害怕。 
  周恩来:这说明对他们来说,革别人的命容易,但却很难避免不把自己的特权据为己有。 
  1966 年 10 月,又召开了一次中央会议。从理论上来看,现在问题很清楚。上次全会提到了两条路线的斗争。但是这次会议,提出了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全国解放斗争中,不同路线,不管是资产阶级路线还是无产阶级路线,共同的敌人都是帝国主义者。但是现在,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没有这个共同敌人,两条路线自然就成了对抗性的了。 
  红卫兵领会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很快,所以他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此同时,一小撮省、部级领导组织了保自己的群众组织,在工人中这些组织是准军事化的,在学生中是保守派组织。毛泽东同志提到这些事情。这些领导人大搞物质刺激,用钱收买人心,同时又制造经济困难,强烈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红卫兵坚决捍卫正确路线,把运动深入到全社会,特别是深入到政府机关和农村,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正像毛泽东同志说的,上海的革命力量从 2000 人发展到 100 万人。然后进入第二阶段,夺权斗争。运动发展的越深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越孤立。 
  今年年初以来,斗争的目标是由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军队代表组成班子进行夺权。他们废除与走资派的任何关系,成立省革命委员会——就是省政府,在政府机关和工厂建立革命委员会。农村现在正忙于农业生产,夺权斗争还没有开始。毛泽东同志、其他同志和我坚信,最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首先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因为经过 17 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他们受到了教育,知识水平提高了,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我们坚信解放军是支持我们的,他们是人民的了弟兵,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是要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和革命的。我们还坚信,干部中的大多数是好的。我们最终将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 
  当然,要消灭“个人主义”,建立“共产主义”,实现大联合,需要时间。要不断斗争,道路不是平坦的。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同志预计到今年 2 月至 5 月间,运动形势才会明朗,到明年的 2 月至 4 月,才会看到运动的结果。 
  首先,我们要懂得,一旦群众受到教育,觉悟提高了,一旦群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他们的力量就是无限的。仅去年一年,生产的产量非常高,超过了原定的指标,特别是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一方面,群众组织中有派性,使实现大联合还有很多困难。另一方面,那些与资产阶级路线决裂、站在群众一边的革命干部,现在想官复原职。我们不能让他们官复原职,因为这样作,实际上就是旧制度复辟。因此,我们现在要反对两种思潮。 
  武元甲:哪两种思潮? 
  李富春 : 一种是肯定一切,另一种是否定一切。 
  周恩来:群众中流行的一种思潮是鼓吹否定一切。他们认为一切与旧制度有关的事物都应该摧毁。干部中有另一种思潮,鼓吹肯定一切,全面复辟全面联合。 
  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军队的作用。军队帮助群众生产、革命,帮助群众夺权。除此之外,军队还在学校、机关和工厂进行军训。所以军队的任务十分繁重。军队最近开了几次会,有些会还正在开,讨论这些任务。 
  我们还有很多困难。但我们相信,只要发动群众就能克服这些困难。发动群众工作的中心是宣传两条路线的区别,即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做好宣传工作要树立典型。 
  自从去年 5 月和 6 月在杭州与胡主席会谈后,特别是去年 8 月党的十一中全会后,形势变化发展很快。运动深入进行,群众已经发动起来,我们对一些典型进行了研究,认识到事物的本质。我们把刘少奇、邓小平的那一套,特别是刘少奇在过去犯的错误都公诸于众。他写的东西、起草的文件,是反对党的路线、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我在飞机上已说过一些情况。在国际关系问题上,刘少奇也犯了错误。虽然他在口头上也反对大国、大党政策,实际上,他实行的就是这种政策。 1963 年他在越南访问时,你们大概也能感觉到他的这种错误。在刘少奇领导下,彭真、邓小平也是如此。他们不尊重兄弟党间的平等关系。我们还没有掌握他们的所有具体错误,不过刘少奇的错误现在已经很清楚。在处理与兄弟党的关系中,刘少奇搞沙文主义,在与苏哈托的关系上,他搞失败主义。这类例子很多。 
  那么,这种问题会不会影响党的威信和领导呢?我们的回答是不会。发现错误纠正错误,只会使党更加健康。我们现在更清楚地看到,人民代表着创造力量。 
  我们还要告诉你们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我们党在掌权以前,是在各地活动,党员也来自四面八方,很难发现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胜利以后,在刘、邓领导下,党的组织机构对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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