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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阅读姨父-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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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所谓“窃听案”的“首犯”杨尚昆同志恢复了自由,先是到广东肇庆休养,然后到了广州。姨父听到了这个消息,感到极大的欣慰,就在一天晚上跑到珠岛宾馆看他。他们放着沙发不坐,就地坐在地毯上,一人面前放着一个烟灰缸、一包香烟,一谈就是几个钟头。 
  杨尚昆说,我知道,你是我这个“窃听案”中的一个副案。全国有四个副案,北京、上海、武汉、杭州各一个。在武汉,就是你朱汉雄了。这是无中生有嘛!正常的工作录音一下子就搞成了“窃听案”,把一批好同志都给拖进去了,根本没有这个事嘛! 
  杨尚昆又说,1969年,林彪下了“一号通令”以后,我就离开了北京,被关在一个地委的招待所里,那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三层楼,就住我一个人,与世隔绝呀,一住就是好多年。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也不知道。后来通知我,北京来了专机,要接我回去。省委那些常委以上的领导干部呼啦一下都来了,地委书记那些头头脑脑也都来了,来送我上飞机呀。可飞机来接我以前,我在那里住了好多年,鬼毛也看不到一个。飞机一来,就热闹起来了。我们党的这个风气很不好。 
  他们从晚上六点多钟一直谈到十二点,姨父看了看表说,哎呀,太晚了,不能谈了。杨尚昆说,不要紧,早着哩。姨父说,你明天早晨可以睡觉,我明天早晨八点钟还要上班,就告辞了。 
  我说,姨父,你为什么还是不讲自己的事情? 
  姨父说,我和杨尚昆同志不在一个档次呀,他是中央领导层里的人。我们见面后不久,他就当了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不久,又回到北京当了国家主席。他关心我,我尊敬他,这就够了。 
  我说,关于“窃听案”,他怎么只讲了几句话? 
  姨父说,那时候,他只是人出来了,他的平反文件也没有下来,所以他只谈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一般的事情。让你六姨把《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一版)拿来给你看,这本书上有一节是专写“窃听器事件”的。 
  我在这本书中看到: 
  “所谓‘窃听’、‘私录’和‘秘密录音’,是不存在的。机要室的录音工作,有的是请示中央办公厅领导或中央领导同志同意的,有的是按照惯例由机要室进行的,机要室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知道。有的录音还是毛主席指示要录的。1957年2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就是毛主席亲自指示我主持录音的。”(226页) 
  “但由于种种原因,录音工作曾受到过毛泽东的几次批评。更让人始料未及的是,这件事被人为地捏造为在毛泽东身边私设窃听器的事件,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一个株连许多人的冤案。”(224页) 
  但是,我在书中没有看到,录音工作受到毛泽东几次批评的“种种原因”是什么,是何人以何种借口造成了这个冤案。 
  我只能看到: 
  “1959年11月中央杭州会议上,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讲到中苏关系时,关照大家不要做记录,当时胡乔木同志插话说,还有录音呢。主席说,是谁让录音的,搞这干什么?我立即让录音员停止了录音,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227页) 
  “1961年,毛泽东为在他的专列上安装录音线路的事发了一次大脾气。那次,我因正在河南搞调查研究工作,此事根本没参与,但仍被牵连进去,并受了组织处分。”(229页) 
  姨父说,总之,这是下边搞不清楚的事情。 
  1979年10月,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作出了《关于对朱汉雄同志的平反决定》: 
  朱汉雄,男,1921年生,四川省开江县人,家庭出身中农,一九三九年参加革命,一九四零年入党,原任中南局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南旅游局局长、广东省外事办副主任、广州国际旅行社经理。 
  朱汉雄同志“文化大革命”期间,于一九六八年四月,在林彪、“四人帮”阴谋策划下,制造的“窃听案”问题受到株连,以“现行反革命嫌疑”等问题遭到逮捕审查。 
  经查,省委认为:朱汉雄同志参加革命以来,长期搞公安保卫和外事接待等工作,在多次保卫毛主席的警卫工作中任务完成是好的,历史清楚,政治上没有问题。全国解放后的十七年,工作成绩应予肯定,“文化大革命”中对朱汉雄同志的逮捕审查纯属打击迫害,是冤案,对所谓参加“窃听案”、“现行反革命嫌疑”以及强加给朱汉雄同志的其他罪名和诬蔑不实之词,均应予以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对与此有关的材料应彻底清除销毁,对其受株连的家属子女,应做好善后工作。撤销省革委会专案办公室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关于朱汉雄问题的审查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以及省委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三日《关于对朱汉雄同志问题处理的批示》。   
  4。杨尚昆与“一串蚂蚱”(2)   
  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印章)一九七九年三月二日“平反决定”的下面,有姨父签署的意见:我同意这个文字结论,其中“历史清楚”我的实际应是“清 白”比较合适,对否请组织上酌情。 
  朱汉雄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日次年,即1980年10月,在打倒“四人帮”四年之后,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印发中央办公厅《关于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附件,即《关于原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秘密录音”问题的复查报告》。长达十四年之久的“窃听”冤案,最终得到了平反昭雪。在“复查报告”列举的受害者十四人名单中,我看到了姨父的名字。 
  姨父说,一串拴了十四个蚂蚱,我是第十一个!   
  5。最后的游击战(1)   
  姨父拿到“平反决定”时已经五十八岁。他听说要打破“干部终身制”,六十岁就要交班,只剩下两年时间了。他在想,在行将离开工作岗位的时候,要抓紧干点什么呢? 
  他的眼睛盯住了公司的住房问题。远洋船员最头疼的问题就是没有住房。公司机关在广州,而数以万计的船员却散布在上海、青岛、大连、天津、武汉、重庆等各个港口。这些港口都有公司的派出机构,却跟当地政府没有任何工作关系。在“计划经济”年代里,各地政府不会把远洋公司的住房问题列入本地计划。姨父到大连、上海、武汉港口的船员家里“串门”,看到不少船长、大副、轮机长,把两根木头杆子靠在别人家的墙上,搭一个小庵子,那就是他们的家。 
  姨父搞了一个解决房子问题的计划,得到了领导班子的同意。到各地政府说好话、要房子、磕头烧香的任务,就理所当然地交给他了。 
  他面临着一个棘手的战役。当他情绪亢奋地讲着在武汉、在大连、在上海、在杭州怎样“跑房子”的故事时,我感到,他是在动用一个“老公安”的特殊关系和特殊手段,在行将与权力告别的时候,再留给后人一个可供享用、可在历史上矗立一些时候的惊喜。 
  给大连海员“跑房子”,他找到了辽宁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张铁军。张铁军在太行根据地保卫机关当过侦察科长,是个“老公安”,他们在北京见过面。一天早上,他忽然接到公司驻大连工作组组长杨永才的电话,杨说,千载难逢的机会来到了,张铁军到了大连。但在第二天,大连市委书记就要外出,希望他当天就赶到大连,抢在市委书记出差之前,拉上张铁军跟市委书记搞定住房问题。晚到一天,就很难再找到“三照面”的机会了。 
  这就难了!姨父说,我是上午九点钟接的电话,十点钟有一班飞机从广州飞沈阳,到达时间是中午十二点钟多一点;从沈阳到大连没有飞机,每天只有一班火车,飞机到达沈阳距火车发车只有半小时,从飞机场到火车站还有一段路,下了飞机就要赶火车,实在太难了。但我不能放弃这个机会,就对杨永才说,你立即找张铁军,请他要辽宁公安厅派一辆车、一个人,到沈阳机场接我,一定想办法把我送上去大连的火车。 
  他打完电话就直奔机场,赶上了十点钟起飞的飞机。到沈阳一下飞机,辽宁省公安厅的警卫处长已经带着八个缸的“奔驰”车在机场门口等着了。姨父说,警卫处长也是完成“特别任务”的老行家呀,他把车开得嗷嗷叫进了市区。交警都认识这辆车,跑到哪里,哪里给绿灯;跑到哪里,红灯照样过。他事先给沈阳火车站站长打了招呼,把车子开到了火车站贵宾室门口,车门一开,站长就在门外等着呢。站长和警卫处处长拉着我就往贵宾室里跑。贵宾室那边门一开,一股道上就停着去大连的火车。刚刚把我送上去,火车就“呜”地开动了。 
  姨父说,不是我老朱自夸呀,这个事,没有点特殊手段是办不到的,只有我老朱办得到,我老朱干这一行是干惯了的。当天晚上,我就紧锣密鼓地找到了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再跟他一块儿找到了大连市委书记,当场拍板,就把房子的事情搞定了。OK!当晚就批了条子,签了字,只剩下找下面办事的具体落实了。我心里也OK了,住下来,洗了澡,该吃点、喝点呀,弄几瓶啤酒、弄点白酒喝呀,最好有点鸡爪子什么的。可惜哟,天太晚了,啥都冇得了。姨父大笑。 
  姨父说,我们这样的人就是喜欢搞“突破”,哪个门槛过不去,哪个地方卡了壳,就专拣哪个地方去突破。 
  但是,当他背着包包去“突破”上海的时候,却迟迟找不到突破口。他暗访过一些建筑工地,也偷看过不少地皮,而且受到了上海房管局局长和不少熟人的接待,可是一提起要房子,他们都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十分冷酷无情地、毫无讨论余地地表示无能为力。姨父困守在上海大厦长达半月之久,整天不下楼,手不离烟卷儿,闷在房间里吞云吐雾。 
  就在他感到“老朱才尽”的时候,忽然想起了一个人,就是原“水上卫队”队员、“文化大革命”时跟他一起护送王任重的曹志勤。王任重已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曹志勤仍是他的秘书。姨父立即打电话向曹诉苦。曹志勤也不愧当过“老公安”,给他出点子说,你抓紧就房子问题给任重同志写个告急信,但不要作为文件传递,那个收呀、发呀、登记呀,程序太复杂,时间拖不起。你直接写到我家里,一竿子插到底,我直接送给任重同志,请他给你想想办法。姨父照办。没几天,他就在上海大厦收到了曹志勤的回函,在他写的“告急信”上,王任重赫然批了一句话:“请彭冲同志关照解决。” 
  彭冲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他一看到王任重的批示,就指示上海市政府张秘书长召集房管局、建工局等有关局、委开会,专门解决远洋海员的住房问题。姨父惊叹地说,上海的同志当场拍板,给我们一万平方米,把我高兴得差点晕过去。主持会议的张秘书长是跟着陈毅进上海的人。会开完了,他说,老朱哇,你真狠哪!我说咋啦?他说,上海一解放我就来了,我还没见过哪个省、哪个大区、解放军哪个兵种、任何一个单位,能在上海一下子要走这么多房子,还按上海的价格,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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