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第5届-张平抉择-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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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停工停产？大气候就这样，中央都没有办法，你又能怎么样？要不怎么会说，今后两三年内，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什么叫关键？关键不就是非常严重。严峻的意思吗？那么多的失业工人怎么办？政府不正在下大力气解决这个问题吗？其实，这本是企业自己的问题，跟政府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我们已经喊了多少年了，政企分开政企分开，政企分开不就是为了给企业和工人们更大的自主权吗？有了更多的自主权，不也就有了更多的风险吗？哪能炒熟豆子自己吃，打破沙锅让别人赔？再说，由于改革而引起的失业难道不是正常的吗？报纸上、电视上几乎每天都在讲的下岗职工，说的不就是失业职工吗？而对这些下岗职工，不论是企业，不论是国家和政府，什么时候说过不管了？问题是一切都得慢慢来，改革本身也就是一场革命，既革别人的命，也同样要革自己的命，哪能轮到别人头上时，你双手赞成，一旦轮到自己时，却大喊大叫，满腹牢骚，甚至滋事闹事，上访告状？莫非凡是搞改革、当领导的人全都成了腐败分子？
于是一切的一切都依然照旧，官还是官来，民还是民；亏损就是亏损，问题仍是问题；经理照样是经理，工人依旧是工人；太阳红红亮亮，世上太太平平，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一样……
对他来说，这应是最保险，最稳妥，最安稳的。
对他们来说，这则是最欢迎，最高兴，也是最希望的。
至于工人们，那就慢慢来吧，就算他们有怨气，也怨不到自己头上。敢让这么多的工人失业，谁有这么大的能耐和胆子？
国家呢？那跟个人又有什么太多太大的关系？有些知识分子不是说了，在一个良性循环的国家机制里，只要人人都把自己管好了，也就等于把大家都管好了，这个国家也就有希望了。所以对老百姓来说，还是远离政治为好……
这不就是他们所设想的那个最好结局和最佳状态？
猛然一个颤栗，又使李高成从想象中回到了现实。他不禁为自己刚才的想法而感到吃惊，为什么一到了关键时候，自己就不由自主地要往这儿想！
是不是感到这会儿再往回走还来得及？或者是前面将要面临的情景实在是太残酷太激烈太让人难以承受了，所以过去的那种平静和安祥就格外地让人留恋和想往？
但是，假如你现在想再退回去，是不是还有那种可能？是不是还可以成立？
你怎么往回退？又怎么退得回去？再向他们去求情，去乞讨，去表示歉意，去请他们原谅？过去的事情，都是我错了，而你们才是对的……这样的话，或者是这样的意思，你说得出口吗？如果说出来了，你还像个人吗？你还有脸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吗？到了那时候，别说你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老百姓，你连你自己都对不起！再说，你的妻子不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吗？对他们如此忠心耿耿，至今还把严阵当父亲一样看待的妻子，却已经在暗中被他们毫不留情地作了牺牲品！作了人质！为了保住他们自己，他们连妻子这样的人也可以像蚂蚁一样地随手捻掉，而你在他们眼里，又会成为一个什么？
到了那时候，你真会活得还不如一条狗！
他抬起头来，默默地看着眼前的市委书记杨诚。与此同时，他发现杨诚也正在默默地注视着自己。
四目相对，他再次感到了一种强烈的、说不出来的震撼。
作为市委书记的杨诚，原来真的对他的一切都了若指掌，但他却一直什么都没说，一直都在悄悄地等待着。
原来他什么都知道，就只在等待着你！
当你自己在想方设法地考验着对方时，而对方也一样在毫不留情地考验着你！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概就是这样：天下皆知取之为取，而莫知与之为取。你想获取什么，得到什么时，首先应该想到你付出了什么。处事者不以聪明为先，而以尽心为急。这些天来，在同杨诚的配合上、关系上，是不是有点太世故、太油滑，考虑得太多了？
想想也真悬！如果再说得迟一些，再这么瞻前顾后地考虑上几天，等到人家已经找到门上，查到头上，甚至都开始立案调查了，你再原原本本地把这些说出来，到了那时候，一切的一切可就早已起了质的变化，一切的一切也都悔之已晚、侮之不及了。那时候可就不是检举，而是检讨；不是揭发，而是交待；不是坦诚，而是坦白了。那时候你如果再像今天这样的说法，别说杨诚不会相信你，即便是一个三岁的小孩也绝不会再相信你！
到了那时候，才真正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冤枉也就冤枉了，诬蔑也就诬蔑了，在如今这个老百姓对腐败恨之入骨的时期，就算你以前有过天大的功劳，也一样会把你骂得不齿人类、狗屎不如！没想到你原来会是这样的一个腐败分子！尤其可怕的是，许许多多的人会在你的问题上得到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启示：越是那些所谓的劳模、先进、标兵、功臣，越是不能轻信！他们越可能是一些深藏的大腐败分子！
他再次默默地瞅着杨诚。
杨诚也依然在默默地看着他。
他知道，该是他有所表示的时候了，此时此刻，他必须说话。
李高成慢慢从被子里坐起来，然后有些颤巍巍地把自己的手径直向杨诚伸了过去：
“谢谢你，杨书记，说句心里话，应该感激的是我。在这种时候，你能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来，我真该感谢你一辈子……”
杨诚这时早已重新坐了过来，一把握住李高成的手，同样显得格外激动地说：
“老李，快别这么说，面对你，我太惭愧了。还有，我特别恳求你一点，以后一定不要再叫我杨书记了，就叫我杨诚不行吗？你大概也感觉出来了，这些天，我对你保留的东西太多了。你面对着这么大的压力，我却一直还在试探着你，察访着你，以致一直在袖手旁观、无动于衷。作为一个市委书记，作为一个一把手，实在是做得太不应该了，太有些残酷了。咱们俩搭班子，都已经一年多了，却还一直这么思前想后、疑虑重重。尤其是在这种关键时刻，都不能及时伸出手来扶一把，帮一把，这还像个书记吗？还像个一把手吗？刚才我还担心你会生我的气，没想到你却说出这样的话来。老李呀，我说的都是心里话，不只我打心眼里感谢你，我想整个市委市政府，我们整个领导班子成员都应该感谢你。为你的正直，为你的良心，为你的大度，为你的胸怀，我真感到钦佩和欣慰。老李，你所做的这些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你为我们这个国家，为我们这个党，为我们的老百姓，宁可牺牲自己的一切，也绝不放弃自己的立场和信仰，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你清清楚楚的知道，这种选择是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的，甚至是生死存亡的代价，但你最终还是没有改变你的选择。这真的不容易，这同战争年代的拚刺刀、堵枪眼并没什么两样……”
李高成呆呆地坐在那里，久久没有回过神来。一切的一切都是这样的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真的仍然没想到杨诚会这么说。面对着杨诚的惭愧，他似乎也一样感到惭愧。说真的，也许我们都把这个社会看得有些太暗太灰了，也许我们在感到有些悲观的时候，常常会忘了这样一个常识：只要是人类社会，毕竟还是正气在主导着一切。
“老李，你知道么，刚才你只说了一半，我就完全清楚了。”杨诚继续言之凿凿，痛心而又有些愤慨地说道，“他们那样做，目的无非就是想威胁你，报复你，打击你，至少也可以把局势搅得乌七八糟，搞乱人们的视线，让局外人感觉到你们好像是在打乱仗，从而给上一级领导一个很坏的印象，最终让问题不了了之。对咱们来说，是打不住狐狸惹一身臊；对人家来说，反倒个个都成了受害者。老李呀，这些天来，我一直在想，营垒内的敌人，确实要比营垒外的敌人凶险可怕一百倍！我们反腐败为什么会这么难，就因为这些腐败分子其实就在我们身边，他们本身都是领导，他们甚至占据着反腐败的位置，直接掌握着反腐败的权力。枪在他们手里拿着，他们绝不会把枪口对准自己。一来你反不着他，二来他也绝不让你反他，三来只要发现有什么人想反他们，他们立刻就会把枪口对准你！就像现在你的处境一样，你刚刚准备调查中纺的问题，立刻就有人把你告到了省委、市委和纪委。正是他们在肆无忌惮地掠夺着国家和人民的财富，毫无顾忌地消耗着我们的国力，粗暴任意地践踏损害着党的形象，但却一个个都代表着党，代表着国家，代表着人民！想想这是多么让人感到痛心，又是多么让人痛恨的事情！老李呀，面对着他们，我就常常想，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官员上无制约、下无监督，只知道贪污、腐化、敲诈、掠夺，不仅威胁着人民的生活条件，而且威胁着人民的生存条件；不仅使得社会已有的生产方式得不到维持，而且还要把社会积累的财富全都挥霍浪费殆尽！甚而至于还要把改革开放所孕育诞生的新的社会机能和积极因素全部摧残、消灭干净，成为阻碍我们国家发展、致使我们的社会长期滞后的一个官僚团体，那么这个社会还要它何用！这个国家还要它何用！这千千万万的老百姓还要它何用！那岂不是注定要受到世世代代的辱骂和唾弃，并最终被历史所彻底埋葬？”
看着杨诚在灯下因激动而显得闪闪发亮的脸，李高成也不禁受到了深深的感染。这么长时间了，他还是第一次看到杨诚这种慷慨激昂、不顾一切的样子。也许眼前的杨诚才是真正的杨诚，而以前的那个杨诚只是另外的一个杨诚。当他以书记身分出现时，显得那么平稳冷静，睿智祥和。而当他显露出他真实的一面时，却是这样的嫉恶如仇，怒形于色。面对着这些发生在他眼前的触目惊心的腐败行为，他几乎是在咬牙切齿地继续说道：
“有时候，我总是在想，像咱们这样级别的领导，已经算是国家政府的高级官员了，在我们这个执政党内，也同样已经是一个党的高级干部了。到了这样的位置，不论是党还是政府，都已经把事关党、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权力交付给了你。党的存在，也就意味着你的存在。党的事业的兴旺发达、荣辱存亡，可以说同你息息相关，生死与共。说句良心话，同老百姓相比，我们其实已经拥有了相当多的特权！对我们个人来说，基本上可以说是吃不愁，穿不愁，住不愁，出门有车坐，看病不花钱，以及许多属于公务和非公务的特殊规定等等等等。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这种特权几乎可以一直延续到你离世的那一天。在我们这样一个人民生活还普遍贫寒的国家里，这种特权本来就已经显得格外触目，就已经激起人民的广泛不满了，党和国家为此也承受着越来越多的压力和指责。然而我们的一些干部，包括一些党的高级干部，不仅没有感到丝毫的愧疚和不安，反倒越来越觉得不满足，不如意。事事处处都要把自己摆在一个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