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1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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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写这几句话时，近卫步兵第79师第220团第1营政治副营长H·B·卡普斯强斯基上尉的形象便浮现在我的眼前。他外表平常，身材矮小，消瘦，不爱讲话。
战士们对他的评价是：“政治副营长不喜欢多说，却喜欢多听。但是，一旦他开口讲起来，每句话都讲到点子上。”
在攻打柏林的日子里，卡普斯强斯基从不总呆在一个地方。谁也没有看见他休息过一会儿。刚才还在营长这儿了解情况，一会儿就又不见了。如果到某一个强击群去打听他的情况：
“你们见到副营长了吗？”
“刚才还在我们这儿，给我们讲了一些优秀战士的事迹，安排了战斗快报的出版，后来就到邻近的队去了。”
“谁跟他一起去的？”
“就他一个人。”
“要是被敌人的狙击兵在什么地方打中了他，或者被倒塌的墙埋住了，那你们就没有政治副营长了！”
“我们也很担心，但他不让别人陪着他，他说‘没有尾巴’也对付得了！”
他是一个谦虚、勇敢的人，他从不考虑自己。仅是为了给战士们带去好消息、或用语言和实际行动去鼓舞和帮助战士们，他钻入一个个地下室，冒着枪林弹雨穿过一条条街道。卡普斯强斯基在战斗的第1天，就指定营党小组长、团小组长负责第2、第3强击队的工作，他自己去指挥第1强击队。第2天，党小组长和团小组长互相交换了位置，而卡普斯强斯基仍留在准备攻击泰姆泊尔霍夫火车站的强击队里。营里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能经常看到自己的领导。在深夜或者在暂时停火的时刻，卡普斯强斯基召集积极分子进行一天的总结，下达指示和提出建议，然后重又回到最困难地段的战士们身边。这样一来，营里的每一个战士，无论是自动枪手或是工兵，无论是炊事员或是通信员，都能了解到形势和自己的任务，都能知道刊物上刊登的和电台广播的最新消息。第1营和1营的各强击队在战斗中总是取得胜利，这里面有着这位政治工作人员的很大功劳。
1营是第1批进抵兰德维尔运河的部队之一。
“政治副营长现在在那里做什么呢？”我问向我介绍卡普斯强斯基情况的一些同志。
团里有人很快通过电话向我报告：
“他在帮助战士利用就便材料制造浮游工具。”
“什么浮游工具？”
“因为明天我们要……”
已在进行强渡河的准备工作，跟我通电话的同志不敢公开承认这一点。
“明白了，明白了。你们准备去捕鱼和游泳啦！”
“两者兼顾。而他在我们这儿，这方面他是大能人。他用普通的帐篷可以做成一条小船，他扎的这种筏子，样子很好看。战士们现在正在围着他跟他学呢！”
“他做的很对。谢谢，再见！”
在开始实施最后的突击之前，在这场战争结束已为期不远的时刻，几乎每个战士都会想像自己将来的和平日子。在这种情况下会产生疑问：这会不会影响军队的斗志呢？最后都想活着看到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领导战士们去完成危险的任务呢？况且，在巷战中，师长不可能象在野外作战那样，亲眼看到自己部队的战斗队形。这里没有连续的堑壕和掩体，也没有供观察所利用的制高点。四周全是房屋、墙壁和废墟。各分队隐蔽在地下室内、在有结实墙壁的院子里以及在僻静的小巷和废墟中，所以是看不见他们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障各团和各营能够按“冲击”的信号协同一致地投入总攻呢？
能够做到的，过去能，现在能，将来也能！指挥员们，共产党员们，共青团员们，他们以身作则，在自己同志的面前，在自己的良心面前，在自己的祖国面前，他们都具有高度的责任感——这就是集团军永恒的、永不枯竭的斗志的源泉，这是做任何事情取得成功的保证。
应事先说明的是，在军事委员会和各部队、各兵团的政治机关和党组织做了这项巨大的工作以后，进入结束阶段的总攻，是在这样高的水平下进行的：有时，出于对战士们的爱护，我们甚至不得不阻止战士们的一些不必要的冒险行动；
没有1个营或强击队胆小和不坚决执行命令而受到通报。
当然，提出关于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要在攻打蒂尔花园区过程中起带头作用问题，并不是说，在没有做好周密的保障和火力掩护之前，以及对要冲击的目标尚未进行猛烈的炮火突击之前，就让他们冒着机枪的侧射火力或通过地雷场，去渡过运河和冲向敌人的工事。
曾经下达过这样的命令：不要吝惜炮弹，不需要节省各种子弹，手榴弹和迫击炮弹可以敞开打！这些东西我们有大量储备，因此，从反坦克炮直到最大威力的火炮，其中包括远程重型加农榴弹炮，都要用来进行直接瞄准射击。甚至各种类型的“卡秋莎”火箭炮，也在烟尘和硝烟的掩护下，直接驶到运河岸边，展开之后，对敌人的工事直接进行轰击。
我们认为，在炮兵可以开路并能压制一切目标、其中包括那些有碍于渡河的发射点的地段上，以小规模部队强渡运河是合适的，而以整团、整师的全部兵力同时强渡是不合适的。我事先把选择强渡地段的权力交给了部队指挥员。直接位于出发阵地的指挥员，对于炮兵射击的效果看得最清楚，他们也最了解在哪些地段强渡可以不受损失地顺利地达到目的。
对于一些特别地段和运河上的大桥，例如波茨坦大街拱桥，我都置于亲自控制之下，因为从那里可以对帝国办公厅发展最有成效的突击。
在讨论有关进攻蒂尔花园区的准备工作的问题时，集团军军事委员会提出要注意保护属于德国人民的财产问题。我们把保护银行、书库、科学研究所、医疗部门的任务交给了集团军后勤部队执行警备勤务的特别分队。集团军军事委员会承担了保护驻柏林的外交使团、大使馆和领事馆不受侵犯的任务。各军、师的政治机关首长受命亲自负责监督保护在其兵团作战地带内的外交使团驻地的安全事宜。
还要考虑柏林市平民的供给和医疗工作等问题。此时在德国首都的仓库和食品基地内，只剩下有数的几吨面粉和少量的肉鱼罐头。肉、米和奶制食品已经没有了。人民在挨饿。孩子们爬到坦克旁，或者冒着弹雨和炮火，走到我们的炊事车来要一小块面包、一勺汤或一包勺粥。
是的！这就是俄罗斯士兵真正善良的心肠！战士们把自己饭盒内的食品拿出来送给德国孩子们，把罐头和糖塞在孩子们的手里，说：“拿着，回家去吧！”我们收到了集中配给柏林居民的定额食品，并特地为当地居民派出了许多炊事车。
最麻烦的是医疗工作。我集团军部队所通过的柏林地区，还在冬季就被美国空军炸毁了。自来水管和下水道都已损坏。照明使用油灯。取暖是靠煤油炉和铁火炉。卫生间、厨房、走廊甚至卧室都堆满了垃圾。到处散发着臭味，满目都是污秽和肮脏的景况。流行着伤寒、疥疮和胃病……人们身上长满虱子，被咬得满身伤痕。
怎么办呢？这里需要大量卫生员和数十个医院。
集团军卫生勤务主任接到了指示，要寻找足够数量的消毒器材，并与各区的管理处一起，动员德国的医药卫生工作人员，来控制流行病的蔓延。
我命令集团军后勤部长把所有库存的肥皂发给市民。各区的管理处长组织了恢复水塔供水和清理下水道的工作。
各兵团的政治机关挑选了懂德语的军官向居民解释，现在该是着手恢复被破坏的经济的时候了，因为战争即将结束。
总之，所有这些都是与战役的政治保障有关的问题。
……离重新发起强击只剩下几小时了。天已蒙蒙亮。我整整一夜没有合一下眼，也不想睡，烟一根接一根地抽，两盒“卡兹别卡”牌香烟全都抽完。大脑在紧张地工作着。明天、后天以及全世界人民的节日“五一”那一天，我们将用什么消息向祖国、向全世界汇报呢？阿道夫·希特勒的狂妄行为将怎样告终呢？在我们如此强大的兵力突击下，他能藏到何处呢？无处可藏！无论他躲在什么地方，苏联军人都会把这个刽子手找到，使全人类从他的手中解放出来！
经过4昼夜的战斗，我部队越过了一座座高墙和一道道石头鹿砦，向柏林市中心逼近。在这段时间内，我们向前推进了12公里。保卢斯集团军在进攻斯大林格勒时曾拥有比我们现在更有利的阵地，但是他们用了100多天时间向前推进的距离，还不到我们4天推进的距离的一半。
在炮火准备开始前1小时，近卫步兵第79师第220团的旗手尼古拉·马萨洛夫中士，持着团旗开始向兰德维尔运河前进。随同他一起前往的，还有两名副旗手。近卫军战士们知道，在他们面前是法西斯首都的主要堡垒，希特勒和他的主要通信枢纽部就在这里，第三帝国的头目们，通过这个通信枢纽部，仍在继续指挥自己的军队，强迫他们去参加无谓的流血战斗。
南面通向蒂尔花园区中心的道路，被一条很深的运河拦腰截断。运河两岸是徒峭直立、用混凝土浇铸而成的堤岸。所有桥梁和通往桥梁的接近地都布设了地雷，并有密集的机枪火力掩护。只有实施迅猛而协同一致的突击，才能突破这个威胁力很大的危险地区。
突击第5集团军的部队从兰德维尔运河向帝国办公厅进行了冲击。希特勒就躲藏在帝国办公厅的地下室内。负责守卫帝国办公厅接近地的部队是“阿道夫·希特勒”侍卫队特别旅的几个营。指挥该旅的是希特勒的忠实走卒纳粹死党蒙克。
近卫军人们开始分成小组向冲击地区推进。有的小组的任务是利用就便器材强渡运河；有的小组则要冒着枪林弹雨，用迅猛跃进的方法冲过布满地雷的拱桥。到达对岸后，只要能占领第1栋房子即可。此后，任何力量也都阻挡不住近卫军人前进。他们将通过残墙断壁和地下室向前推进。他们已经具有丰富的巷战经验。
离冲击开始还有50分钟。四周一片寂静，仿佛暴风雨就来临前一样。静得令人感到紧张和不安。忽然，这寂静被一场大火发出的噼啪声打破。这时，传来了小孩的哭叫声。这哭声仿佛是由地下的某个地方传出的。声音嘶哑，听了使人坐立不安。这个孩子一边哭，一边不停地呼唤着所有人都听得懂的一个词：“妈妈，妈妈……”
“好象是在运河对岸，”马萨洛夫对同志们说道。
他把军旗留给两名副旗手，自己回去向指挥员报告。
“请允许我去救这个孩子，我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机枪开始射击。马萨洛夫向前爬去，像一张树叶，紧紧地贴在柏油路面上，不时隐蔽在不深的弹坑内。他没有忘记摸索地面上的每个凸起处和每道裂缝，以防碰响地雷。他已经越过过河沿岸的一条街道，隐蔽在混凝土岸壁的的凸出部后面。这时，他又听到了孩子的哭声。那孩子在苦苦地呼唤妈妈，呼声是那样的凄惋和执拗。他仿佛是在催促马萨洛夫。这时，马萨洛夫挺身站了起来，他是那样高大，那样威武。
尼古拉·马萨洛夫的战斗历程清晰地反映了近卫第8集团军的历史。马萨洛夫是在克麦罗沃省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