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1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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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曾立下誓言，说在被俘之前，要把最后的一颗子弹射入自己的头颅。但子弹还剩下很多，他们却举起了双手投降。
近卫步兵第28军第29师的一位22岁的连长尼古拉·比麦诺维奇·巴拉金上尉，在战斗中表现非常出色。他对下水道进行侦察之后，作出决定：派一些战士沿下水道前进到运河，游至对岸，然后再次通过污水管潜入敌后。这次机动完成得非常出色。巴拉金的步兵连消灭了敌人的两股守备部队，俘虏了“冲锋营”的68名自动枪手和机枪手。巴拉金在战斗中负伤，但仍继续指挥战斗，直至增援部队到来。
师长叶菲姆·季莫费耶维奇·马尔琴科上校是这样向我报告的：
近卫步兵第39师第120团上尉亚历山大·斯捷潘诺维奇·克里姆什金指挥的强击队所属的几个强击群，也是采用同样的方法渡过了运河。他率领战士们沿着污水管和地下通讯管路来到梅克林——布吕克火车站附近的桥下，从那里发起迅猛的冲击突入车站。不久，苏联英雄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卡尔纳乌先科大尉率领全营来到运河对岸，并开始强击邻近车站的街区。
就在这一天，勇敢的团小组长列昂尼德·拉德任科上尉又立了新功的消息，传遍了整个集团军。这是一个具有惊人勇敢精神的人。在以往的一些战斗中，他总是带着一把口琴参加冲击。当看到战士们在敌人的射击下被迫卧倒后，他总是把口琴放入口中吹奏起欢快的乐曲，并第一个向前冲击，战士们也就挺身站起，跟着他冲向敌人。他身材高大、机智灵活，在战斗中从不知什么是畏惧。在北顿涅茨河、扎波罗热近郊、维斯瓦河、奥得河登陆场，他都是这样做的。在这里，他在夜间游过兰德维尔运河时，也不停地吹着口琴，以便告诉战士们他所处的位置。天亮前，口琴声停止了。当同志们赶到他身边时，拉德任科指了指血淋淋的面颊。原来他的面颊被子弹打穿了。但是，团小组长没有撤出战斗，直到第二次负伤。这一次他的伤势很重，弹片击中了他的脊椎。
向柏林进军的就是这样的一些人！
夺取了兰德维尔运河对岸的几个小型登陆场后，集团军各部队开始由南面对蒂尔花园区发动强攻。所有部队，其中包括由北面、西面及东面进攻的各部队的锋利的突击矛头，都直指帝国办公厅所在的岛中心——153号目标，而那里仍不断地下达着要部队继续进行毫无意义的抵抗的命令。
蒂尔花园区的所在地象是一个拉得很长的椭圆体，长8公里，宽2公里。这就是法西斯帝国剩下的所有一切——一个被炮火紧紧地包围的孤岛。
蒂尔花园区的西部是一片宽阔的园林和动物饲养区。园林中心矗立着两座高大的六层钢筋混凝土结构掩蔽部，每座掩蔽部的下三层位于地下，上三层位于地上。墙壁厚2米，设有射孔和带钢门的了望孔，它可靠地保护着设在内部的通信枢纽部、指挥所和柏林防空司令部。掩蔽部顶上配备有几个高炮连。
在蒂尔花园区东部的大型建筑物群中，有一座有棱角的建筑物，它有很多又沉重又高大的方柱作支撑，显得十分阴森可怕。这座建筑物占了整个的福斯大街。这就是帝国办公厅。在它的地下隐蔽部内，有希特勒的最后的一个藏身之地。据俘虏供认，元首自3月份起，就未在任何地方公开露过面。我们此时才得知，与希特勒一起隐藏在帝国办公厅地下室内的，还有戈培尔、鲍尔曼、取代古德里安出任总参谋长的克莱勃斯以及其他许多高级官员，共600人左右。第三帝国军队的指挥网全部聚集在这里。柏林市内乃至德国全境战斗的结束，均取决于这座巢穴——希特勒的最后一座堡垒能否很快被攻陷。
帝国办公厅北边靠近勃幸兰登堡大门附近，就是国会大厦——一座圆顶的高大建筑物。这座建筑物多次遭到炸弹的直接破坏，现在已成为一个便于进行防御的空荡荡的庞然大物。
歌剧院、官殿、博物馆也都被希特勒匪徒改变成支撑点和强大的抵抗枢纽部。
在这里，我们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牺牲。攻打第三帝国这个最后的防御地域的战斗，显示了苏联军人的集体英雄主义。德国首都这个废墟中的每块石头和砖瓦以及每个广场和街道的沥青路面，都洒有苏联军人的鲜血。正是他们，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去参加殊死的战斗。他们渴望生活，但为了生活，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幸福，他们赴汤蹈火，出生入死，从伏尔加河一直打到柏林。
5
4月29日和30日两天，方面军各部队克服和敌人不断加强的抵抗、特别是党卫军冲锋营的抵抗，逐渐深入到柏林市内政府办公的各个街区。近卫第8集团军和卡图科夫将军的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的部队南面，库兹涅佐夫将军的突击第3集团军和别尔扎林将军的突击第5集团军由东部和北部，波格丹诺夫将军的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由西部，科涅夫元帅的部队由西南部，开始了全面的进攻。
4月30日傍晚，我从观察所回到约干尼斯塔尔地域的集团军司令部后，接到方面军司令员I·H·朱可夫元帅打来的电话。他问道：
“五一节前全部占领柏林，有希望吗？”
我回答说：“根据敌人的情况来看，尽管抵抗有所减弱，但我不认为敌人会很快投降。”
我们就此结束了谈话。朱可夫元帅没有作任何指示，因为他知道，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自己的任务。
部队的士气很好，非常活跃，因为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集团军政治部的同志们请我去吃晚饭，同时谈谈当前的工作。在政治部作客的有：作家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叶夫根尼·多尔马托夫斯基；作曲家基洪·赫连尼科夫、马特维·布兰特。当同志们摆桌子准备开饭的时候，基洪·赫连尼科夫坐到钢琴前，他一边弹琴，一边唱起了电影《养猪姑娘与牧人》中的一支插曲。马特维·布兰特唱起了电影《在靠近前线的树林里》中的插。大家正准备入座，这时，政治部的值班员走到我跟前说，有我的紧急电话。我走进值班室，拿起听筒。电话是近卫步兵第4军军长B·A·格拉祖诺夫中将打来的。他情绪激动，用略高的声调向我报告：
“有一个手持白旗的德军中校来到近卫步兵第35师第102团前沿，他带来一封给俄国军队统帅部的信。这个德国人要求立即将他送到上级司令部，以便转交这个重要文件。他是在吊桥地段越过运河的。这个中校名叫蔡费尔德。现在他在师司令部。他带有德国最高统帅部的全权证书。他请求为德国最高统帅部的代表们规定越过前线的地点和时间。”
“清楚了，”我回答道，“请告诉那位中校，我们准备接待军使。让他通过他来时走过的原路把军使领过来。”
“我马上将您的指示转告师部。”格拉祖诺夫说。
“命令该地段停止射击，准备接待军使，将他送到我的前进指挥所，我马上就到那里去。”我说。
然后，我立即给集团军参谋长B·A·别利亚夫斯基打电话，命令他给我保证可靠的通信联络。我打电话将全部情况向方面军司令员作了汇报后，就与波扎尔斯基和魏因鲁布将军一同前往指挥所。
虽然当时我还不知道谈判代表将带些什么东西来，但我感到，将要发生重大的事件。
我刚刚刚迈进工作室，桌上的电话就响了起来。话筒内传来作家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那熟悉的声音，他早在奥得河战役时就一直与近卫第8集团军一起。当他得知我正在指挥所等待军使——德国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后，便苦苦央求我，甚至把我称作亲生父亲，只要求我允许他来指挥所参加谈判。我决定，这样的事件不能没有我们的作家参加。因为他们一直与部队在一起，并在竭尽全力帮助我们。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象战士一样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不让作家、还让谁知道我们军人生活中的所有这一切重大的事件呢！我邀请维什涅夫斯基到指挥所来。
然后，我打电话给别利亚夫斯基将军，命令他与集团军情报处的几名参谋和翻译人员立即到我这里来。
令人难以忍受的等待开始了。房间内只有我和副官。一个半小时过去了。虽然已是深夜，但我一点困意也没有。往事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战争已经持续了4年，伏尔加河浮现在我的眼前，现在它是那样的遥远，但又是那样的亲近；水面上漂浮着燃烧着的石油，猛烈的大火焚烧着水面上的一切——驳船的小船；眼前又出现了戈培尔宣传机器的传单，希特勒匪徒在传单中通告我军战士，说“那些在伏尔加河西岸不投降的人，将被认为是逃兵，所有逃往伏加河东岸的人，也将被列入可恶的逃兵名单……。”还有扎波罗热、夜间的强击、尼科波尔、敖德萨、卢布林、罗兹相继出现在眼前。现在终于来到柏林。苏联军人在伏尔加河保卫了神圣的疆土，现在他们已站在施普雷河河畔。他们暂时放下手中的武器，等待着被击溃的法西斯军队的头目——那些不久前还深信苏维埃国家即将灭亡的人派来的谈判代表、第三帝国元凶们的军使。这些头目们是不是在想：我们的记忆力不佳，我人已经忘记了几百万被杀害的人，忘记了几千万寡妇和孤儿，忘记了绞架和毒气车，忘记了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和其它死亡集中营。
副官也没有睡觉。他一言不发，我也沉默不语。但我们彼此都是理解对方的心情。我们等待着。兰德维尔运河河畔的近卫军战士们也在等待着。他们没有休息，他们时刻都准备着，如果敌人不同意放下武器，他们就立刻重新开始强攻……
门被推开了，发出一阵声响。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出现在门口。他不是一个人来的，因为作家们从不单独行动。诗人叶夫根尼·多尔马托夫斯基紧跟着走了进来。这位诗人还在伏尔加河河畔就与第62集团军的战士们熟悉了，他是还健在的伏尔加河大会战和保卢斯集团军投降的目击者。作曲家马特维·布兰特也来了。早在奥得河第一次见到他时，我就开始亲切地称呼他“莫佳”——这个称呼是我从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那里学来的。
但是，这一次我们的谈话不同往日，很不投机。每个人都在思索，都在想对即将发生的事件作出估价。大家都拼命地吸着烟，时而走到那黑色圆柱的大厅里，用脚步来数出那消逝得过慢的分分秒秒。
已是凌晨3点……3点半……天已经开始破晓。“五一节”的清晨来临了……柏林到处都是一片阴森森的景象，而在祖国，在祖国的东部地区，已开始了五一游行。中欧地区的时间比我国的晚，因为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伯利亚、乌拉尔、莫斯科，人们已经醒来。他们很快就要得知，胜利的旗帜已经飘扬在国会大厦的上空，这旗帜是突击第3集团军勇敢的侦察员M·A·叶戈罗夫军士和M·B·坎塔利亚军士插上去的……
3点56分，门终于打开了。一位脖子上挂关铁十字勋章的德国将军走进房间。
我仔细地打量着他。此人中等身材，体格健壮，头剃得精光，脸上有几道伤疤。他右手按照法西斯的习惯作着敬礼的手势，左手将一份证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