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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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津师长似乎知道，似乎听到我的激情在胸中沸腾。他下达的正是我所盼望的命令！现在只需加快速度，勇敢些，再勇敢些地冲向缅泽林斯克……
不久，左侧的侦察员报告说，遇到了孔特雷姆部队的警戒队。
半小时后，孔特雷姆本人骑马来到。他是阿津的爱将，英勇善战。因为是夜间，我没能看清他的脸，但从说话声音中，可以感到他很自信，有阿津的风格。他也接到了进攻缅泽林斯克的命令，只是还不知道从哪面攻打。他对这个城市不熟悉。
在这一点上，副官马马林和共产主义营的尖兵连会起很大的作用。
经过商议，我们做出如下决定：对敌人实施夜间攻击。第40团以共产主义营中的当地人为向导，从南迂回缅泽林斯克的后方，拂晓开始攻城，孔特雷姆的支队，将在马克林的小口径炮兵连的支援下，从正面攻城。
凌晨，寒气逼人。我部开始进攻。火炮向城里猛烈射击。城里大概慌作一团了，连大钟都敲响了。我们一鼓作气冲进了城市。白匪军被打得措手不及，几乎未作抵抗就仓惶出逃。
应该说，这个城市的居民对我们的态度并不十分友好。也许，他们不相信我们会巩固自己的胜利。原先红军到过这里，没有坚持住，白军一来就把他们打跑了。现在又来了红军，别人也会把他们赶走。
我把指挥所设在邮局。费了很大劲，才和卡马河畔的切尔内取得了联系。我向团长报告说，我已执行了阿津的命令。
刚通完话，忽然又有电话叫我，我走过去拿起听筒。
“喂，你是指挥员吗？”问话的是一个粗鲁的男人声音。
“是的”。
“我是卡马第32团团长科雷舍夫大尉！”
“你好呀！你是从哪个世界爬出来的？你那里的情况怎样啊？”
“我这很好”，大尉说：“你和你的政委快找根上吊的绳吧！”
“绳子一定会找到的，第一次见到你时，就用它把你绞死！”
大尉用军官骂人的话骂我，我也用水兵的粗话回敬了他。
但谈话并未就此结束。
“你算个什么指挥员！”科雷舍夫接着说：“你看你的部队是怎么进攻的？战斗队形乱七八糟，真能叫人笑破肚皮！”
“而我看，你的模范团都是些胆小鬼，见了我们比兔子跑得还快！”
大概那个白匪军官气得摔了电话听筒、我只听到“啪”的一声，谈话中断了。
1919年的春天来到了。卡马河解冻了。小河里的水奔流起来。
现在，泛滥的河水成了第2集团军右翼的可靠屏障。敌人暂时还不敢渡河。卡马河畔的切尔内储备的粮食已经运往我国的中部地区，但是，在奇斯托波尔还有许多粮食没有运出。
尽管道路泥泞，高尔察克匪帮还是不断地把新的兵力投入战斗。第28师的部队在耶卡帖林堡——萨拉普尔——维亚特省的波梁内铁路沿线进行着艰苦的战斗。师长阿津不倦地奔走于各旅、团之间。师政委格奥系吉·尼古拉耶维奇·佩拉耶夫也不落后。他是一位在战斗中锻炼成长的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哪里有困难，哪里发生残酷的战斗，师长和政委就出现在哪里。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鼓舞着红军战士们。《战士报》时常刊登他们的传奇性的故事：“阿津只身闯入白匪军团部，砍死了在场的所有敌军官，又安然无恙地返回部队”；“佩拉耶夫和阿津两人俘虏了整整一个营的白匪，然后派他们带着红袖章到高尔察克那里为苏维埃政权做宣传工作。”
敌人未能突破第28师的防线，但第2集团军的其它防御地段的情况都不妙。第7集团军的一个师长，旧军官罗曼诺夫投降了敌人。很快我们这里就出了乱子。第28师右翼的各团接到了据称是第2集团军司令部发出的命令，要求我们立即不停地向西撤下去，甚至在维亚特卡河那样的地区也不要停下。我们的第40团奉命退到耶拉布加。
3
我们日夜兼程地在难以通行的道路上向后撤。在耶拉布加，我们收到阿津的命令，才知道前一个命令是高尔察克的特工机关伪造的。阿津命令我们立即返回，在季希耶戈雷村、邦久加饲养场和远至托伊马河一线占领防御。
我们立即向邦久加饲养场派出了骑兵侦察队，随后，又派出1营。当团主力部队的纵队正要出发的时候，由700名逃兵组成的2营哗变了。他们坚决拒绝出发。连长和营长们拿他们毫无办法。在哗变的士兵中，有一些人持富农观点和社会革命党人观点，他们很善于盅惑人心。他们利用我们的困难处境，提出反革命口号。他们要求发放新服装和其它许多我们没有的东西。
偏巧这天尤里耶夫政委又得了伤寒病。只得由我去“驯服”那些哗变的士兵。我两次集合全营，苦口婆心地劝他们去执行战斗任务，但都白费口舌。第三次，我火了，跳上马就向他们冲去。我当时年轻，没经验，以为强迫命令就可以把他们制服。
我冲入嘈杂的人群，突然愣住了。人们把我挤在中间。步枪和卡宾枪的枪口从四面八方对着我的脑袋，我听到拉枪栓的声音。只要稍不冷静，我就会被打死。
怎么办？回团部大概已经晚了，而且也不够策略。哗变的人会认为我胆怯了……他们会起哄，吹口哨。不，决不能这样！当然，他们疲倦了，不愿再去危险的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有权抗拒师、团首长的命令。其他营的士兵也是又累又饿，为什么他们就该战斗、而这些人却坐着休息？谁给他们这种特权？
我感到，许多哗变的士兵也理解这一点，他们不过是受了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无论如何也要设法把这些害群之马找出来。把他们孤立起来。但是，用什么办法呢？
突然，我灵机一动，想出一个冒险的主意，以期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好吧，既然这样，那你们是先开枪呢？还是先吃饭？”
我下了马，眼睛不住地盯着那几个领头的。他们默不作声地站在我的左边。我身后是传令兵彼得·亚库舍夫。我转过身，对他大声说：
“把饭菜送到空场上去！快点！”
彼得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飞快地向团部跑去。
哗变的人群慢慢地安静下来。对吃午饭的议论分散了他们的其它想法，出现了某种心理上的松动。必须立即抓住这个时机。
“你们还站着干什么？”我对他们说话的口气好象我们把什么都已经谈妥了一样，“到空场吃饭去，边吃边谈……”
人群里传出赞同的议论，大家开始向空场走去。
“光说话填不饱肚子……”
“说得对，”许多人喊道。
领头哗变的人不得不顺从大家的意志。他们跟着人群来到空场，饭菜也运到了那里。我通过传令兵命令共产主义营营长率领部队悄悄地包围空场，命令驻在城里的第28骑兵团的一个连在附近集合待命。
回到空场时，彼得·亚库舍夫口气很随便地警告那些领头哗变的人说：
“骑兵连和机枪都已经准备好，并瞄准你们了。第一个齐射往天上打，如果你们不老实，就把你们全都干掉！”
当然，传令兵的话有点夸张，但很起作用。哗变的人知道事情不妙，只好埋头吃粥，好象把我也给忘了。
我和传令兵悄悄地离开了人群。
哗变的士兵手中拿的不是步枪、卡宾枪，而是勺子、饭盒。这时，骑兵冲到了空场上，共产主义营的战士们包围了正在吃饭的人群。
“投降吧！”
哗变者纷纷举起拿着勺子和饭盒的双手。那个样子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现在把他们缴械已经是轻而易举的事了。
我们查出63个领头的，并把他们送交军事法庭。
这63个人中，没有一个连排长。这说明，营里拒绝执行命令和刚才的骚乱是由于士兵的过于疲劳而自发形成的，而坏人正是利用了这场骚乱。
……4月19日，团长杜金决定进攻敌人，夺取季希耶戈雷林，尔后，再进攻邦久加林。这个任务交给了1营和3营。
团长不愿马上把2营投入战斗，这是很自然的。
凌晨，部队通过了托伊马河上的狭窄的徒步桥，来到邦久加饲养场以西的边缘地区，占领了出发阵地。我军没有大炮，敌人也没有。拂晓，我军排成散兵线开始进攻。敌人顽固地进行抵抗。但是，我团主力还是冲上了敌军阵地，展开了肉搏战。白匪军抵挡不住向后退去。我们紧紧追上，想切断敌军向东的退路。
我通过望远镜清楚地观察到整个战场，甚至看到每一个战士的行动。当我们以为我们的进攻已胜利在握的时候，敌人用1个营的预备队发动了反冲击。这个营作战勇敢，战术灵活，他们击退了在林边担任掩护的我团的左翼连队，开始从翼侧威胁我团主力。而这时，我团主力已接近季希耶戈雷村。
我团战斗队形出现混乱。由于没有预备队，各营相继都败退下来。一部分战士在饲养场以西涉水渡过托伊马河，大部分人则冲向徒步桥。那里眼看就要发生堵塞，这对敌人来说，正是个极好的靶子。幸好敌人正忙于进攻季希耶戈雷村，暂时还没有注意到我军的撤退方向。对此，必须马上有所行动。
我跳上马，赶过败退的部队，停在桥头上。我脑子里很快形成一个计划，把部队带回去，带领他们向季希耶戈雷村冲击，打击敌人的侧翼。
但是，能够阻止这群手持武器冲向桥头的人吗？他们将近400人，而我们只有我和传令兵两个人。我大喊：
“站住！谁要上桥除非踩着的我尸体！”
我举起了卡宾枪。前面的人站住了。在他们后面的人挤成一团。
“指挥员们，到我这里来！”
这时，在人群的后边传来喊声：
“站住！……站住！……回去！……”
这是各级指挥员在发令。
我命令道：
“向后转！打击敌人的侧翼和后方！”
我见大部分战士都已把头转向敌人方面，就高喊：
“前进！冲啊！”
我看到，连排长们也纷纷向部队发号施令。
危机过去了。我又跳上马。高呼：
“跟我冲啊！跟我冲！……”
晚上，总结战斗时，我们才知道，团长又遭不幸。他本来就在生病，又泡了一个凉水澡。过河时急流冲倒了他的坐骑，他只好泅水过河。现在正发高烧，脸都变青了。团部副官纳扎尔金、州委会代表杜纳耶夫、塔拉索夫和我守护着他，给他喂热茶暖身子。
2营的两个战士走进来，交给我一封信：
“崔可夫同志！我们觉得您不相信我们，因此不让我们参加战斗。我们为过去的事感到羞耻，但是，难道您以为我们不珍惜苏维埃政权吗？您认为我们会当叛徒吗？我们情愿将功赎罪。请您派我们参加战斗，无论您交给我们什么任务，我们都一定出色地完成，以此来洗刷自己身上的耻辱”。
几乎全营所有的战士都在信底下签了名。
“谁教你们写这种请愿书的？”我问。
“没有人教，我们自己想到的。大伙要我们得不到宽恕就不回去。”
我请求团长杜金允许次日一早就把这个营投入战斗。州委会的同志们支持我的意见。于是，副官按团长的口授写了一道命令：
“2营于4月21日拂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