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第四卷 命运的关键-第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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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专业人员一样。我还解释说，当我回国时，所有这些将由下议院全体表示一个负责的、适当的而审慎的意见，以作为证明。而这就是我今天所要求的。　
　　霍尔—贝利沙先生谈到英国坦克的失利和我们装甲装备的劣势。由于战前在陆军部的记载，他不能理直气壮地发言，而我却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坦克的设计是英国人想出来的。据戴高乐将军著作所述，像现在那样使用装甲部队，主要是法国人的创造。后来，德国人把这些设想改变成符合他们所需要的。在战前的三四年中，他们照例全力以赴，忙于设计和制造坦克，并且研究和实习装甲战争。人们会想到，即使当时的陆军大臣没有经费来大规模制造坦克，他无论如何也可以制造各种实体模型，并且千方百计地进行实验，选择工厂，供应各种钻模和仪表，这样，在大战开始的时候，他就能大规模地生产坦克和防坦克武器。　
　　当我可以称之为贝利沙时期结束之时，我们只有二百五十辆装甲车，其中甚至很少几辆可以携带一门两磅弹炮。这些车辆大部分已在法国被德军缴获，或摧毁了。……　
　　我愿意接受，也必须接受，高贵的勋爵〔温特顿伯爵〕所说的对每件已发生事件的“宪法上的责任”；我认为，我在执行这些责任中，对技术上处理我军和敌军作战的事务不曾进行干预。但是，在战役开始之前，我一再催促奥金莱克将军亲自担任指挥，因为，我深信在未来一两个月内，在广大中东地区不会发生可与现在这次西部沙漠战斗相比更重要的战斗了；而且，我认为他是适于担任这项职务的人。他对我提出各种充分理由，认为无须这样做；这次战役就由里奇将军指挥了。正如我在星期二告诉下议院的那样，奥金莱克将军在6月25日已接替里奇将军，亲自担任指挥了。我们立刻批准了他的决定，但我必须坦白承认，就被更迭的军官而言，这件事不是我所根据来作出最后判断的原因。我不能随便拿这次战役中发生的事件来作出判断。我爱我们的海陆空军指挥官，感觉到在他们和所有责难者之间，政府好似一个坚强的中立者。他们应有公正的机会，并且要有不止一次的机会。人们免不了要犯错误，而从其中接受教训。人们也许会交厄运，然而，运气会有所改变。但是，无论如何你不应当让将领们去冒险，除非他们觉得有一个坚强的政府在支持他们。除非他们对国内发生的情况觉得无后顾之忧，除非他们感觉能集中精力来注视敌人，否则他们是绝不会冒险的。我还可以加上一点，除非政府官员感觉在他们的后面有一种忠诚而团结的多数在支持他们，你也无法使政府冒险。请看看现在有人要求我们所做的事吧，请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试图照办而失败了，他们对我们将进行怎样的攻击吧！在战争时期，如果你愿意服务，你就必须忠诚。……　
　　我愿说几句“关于表示极大的忠诚和敬意”的话——正如他们在外交文件中所说的那样——我希望我也能获得最充分的辩论自由。这一届议会有特殊的责任。当各种罪恶开始在世界上出现之时，它就主持事务了。我蒙受下议院极多的帮助，而且也希望，下议院可以胜利地看到各种罪恶的消失。　
　　只有在必须经历的漫长阶段中，下议院对它自己选出的责任执政政府提供一种牢固的基础，这一目的才能达到。下议院必须成为国家中的持续稳定的因素，而不要成为新闻界中那些心怀不满的一部分人企图挑起一个又一个危机的工具。如果民主和议会制度将在这次战争中获得胜利，那么，绝对需要的就是，依据民主和议会制度的政府能够有所作为，而且敢于有所作为，王室的臣仆们能够不为吹毛求疵的谴责和狺狺的咆哮所困窘，而敌人的宣传也无需由我们加以助长，我们的声誉也不会在世界上遭到贬低和损伤。反之，在重要的时机，下议院全体议员的意志应当明白表达出来。重要的是，不仅那些说话的人，而且那些观察、听讲和判断的人也应当被视为世界事务中的一种因素。总之，我们正在为我们的生存而战，为比生命本身更宝贵的事业而战。我们无权设想我们一定能够胜利；只有我们克尽职责，胜利才是必然的。严肃而建设性的批评，或者在秘密会议中的批评，均有很大的优点；但是，下议院的责任在于支持政府，或者更换政府。如果下议院不能更换政府，就应当支持它。在战时，没有什么中间方案可以执行。5月份这两天的辩论已在国外造成有害的影响。仅仅是敌对的演说传至国外，我们的敌人就会对此大加利用。　
　　经常关于战争问题的辩论之后，接着就是表决，或者为表决提供机会；我因此深信，下议院中绝大多数的意见不仅要在表决中确切地明白地表示出来，而且，在以后的时日里也当如此；而那些力量较弱的弟兄们，如果我可以这样称呼他们的话，将不容许篡夺或垄断下议院的特权和高贵的权威。　
　　下议院的大多数必须克尽职责。我所要求的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作出决定。　
　　报纸中现在有一种煽动性的论调，在议会的一些敌对的演说中也找到了共鸣，那就是要免去我全面指挥与监督战争的职权。我不想在今天详细进行辩解，因为，在近日辩论中已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在目前的安排下，三军参谋长几乎不间断地举行会议，他们在直接指挥海陆空三军作出有效的决定上，不仅受到为他们服务的各种机构的协助，也受到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协助，日复一日地推动着战争的进行。我作为首相或是国防大臣，我监督他们的活动。我自己则是在战时内阁的监督和控制之下进行工作，向它咨询一切重要问题，并通过它作出一切重要的决定。几乎我所有的工作都留有记录，我所发出的一切命令，我所拟议的一切调查报告，我所起草的一切电文等等均有记录可查。通过这些记录对我作出判断，我将完全觉得满意。　
　　我不要求对我和陛下政府予以宽恕。我是在帝国生命系于千钧一发之际，在我竭尽全力为我的前任进行辩护之后，出任首相和国防大臣的。我是你们的公仆，你们在愿意时有权来解除我的职务。你们没有权力做的是，要求我负起各种责任而又不给我有效行动的权力，要求我担负起首相的责任，却又如同那位尊敬的议员所说的，“在各方面受到权威人士的钳制”。假如今天，或是任何未来的时刻，下议院执行了它的真实无疑的权力，我可以问心无愧地并感到我已依据给予我的权力尽了我的责任，而走出下议院。在那种情况下，我只要求你们做一件事，就是把那些你们不愿给我的适当的权力给我的继任人。　
　　但是，还有一个比个人问题更大的问题。不信任投票的动议人提议，我应当解除我所负的各种有关国防的责任，以便某一军界人物或某个未被指名的人物担当全面指挥战事的责任，他应全部控制王家的军队，他应成为参谋长委员会的主席，他有权任免三军将领，而且，如果他得不到他所要求的一切——那就是说，要和他的政界同僚较量一下，如果可以认为是同僚的话——他就随时准备辞职；或者在他下面任命一个王室公爵作为陆军总司令。因此，最后，我可以假定，虽然这一点未曾提及，这位未经指名的人物将把首相作为附属品，当事情不妙时为他向议会作必要的解释，求得原谅和道歉，正如他们过去常常这样搞，将来也会这样做一样。怎么说这也是一种政策。它是和我们目前采用的议会制度迥然不同的一种制度。它很容易地与独裁制度相同，或者转变为独裁制度。我愿意明确宣布，就我而论，我绝不参与这种制度。　
　　约翰·J·沃德洛—米尔恩爵士此时插话道：“我希望我非常尊敬的朋友没有忘记原来的句子，那就是‘受制于战时内阁’！”　
　　我继续说道：　
　　“受制于战时内阁”的意义是，这位有着一切权力的权威者如果不能行其所是，他应在任何时机决然自行引退。这是一个方案，但不是我个人有兴趣要参加的一种方案，而且，我也不认为是一种应当向下议院推荐的方案。　
　　所有政党的议员们拒绝这次不信任投票是一桩相当大的事件。我请求你们，不要让下议院低估了已发生事情的严重性。我们遭受责难的情况已传遍了全世界，而且，每一个国家，不论是敌人还是朋友，都在等待着下议院真正的决断和信心的揭晓，因此事情必须进行到底。我可以证明，在全世界，在美国各地，在俄国，在遥远的中国，在每一个遭受敌人践踏的国家，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在等待着，看看在英国是否有一个坚强团结的政府，英国的国家领导是否会遭到反对。　
　　每一张票都说明问题。如果那些攻击我们的人减少到微不足道的比数，而他们对联合政府所投的不信任票转变成对这一动议的制造者们的不信任票，毫无疑问，英国的每一个朋友和我们事业的每一个忠诚的公仆都会为之欢呼，而我们正在力图推翻的暴君的耳边将响起失望的丧钟。　
　　下议院举行了表决。约翰·沃德洛—米尔恩爵士的不信任动议以四百七十五票对二十五票而被击败。　
　　我的美国朋友怀着真正焦急的心情等待着揭晓。他们对结果感到欣慰。我醒来接到他们的贺电。　
　　总统致首相　　　　　　　　　　　　1942年7月2日　
　　向你祝贺！　
　　哈里·霍普金斯致首相　　　　　　　　　　　　1942年7月2日　
　　今日下议院的投票使我感到快慰。这些日子真是不好的日子。今后无疑还会有这样的日子。那些胆小怕事的人，每遇任何挫折总力图逃避，这种人对打赢这一仗是不沾边的。你的力量、坚忍不拔的精神和永不消失的勇气将会使你看到英国度过难关，而且，你知道总统是不会离开你的。我了解，你是百折不挠的，对于你们和我们的军事失利以及我们必然来临的胜利，我们是共患难共欢乐的。希望你获得更多的权力。　
　　我回答：　
　　首相致哈里·霍普金斯先生　　　　1942年7月3日　
　　我的朋友，对你感激之至。我知道你和总统对我这次在国内的胜利感到欣慰。我希望总有一天，我将以更切实的情况告你。　
※　　　　　　　　※　　　　　　　　　※　
　　沃尔特·埃利奥特先生在辩论中说到一个奇妙的历史事实，他回想到麦考利记述关于皮特的执政情况：“皮特正当国家从事生死存亡斗争之时担任国家首脑。……但是，事实是经过八年战争之后，在丧失了大量生命和……财富之后，皮特所领导下的英国军队成为全欧洲的笑柄。他们简直没有一点辉煌的战果可以夸耀。在大陆上，它毫无战绩，只是被打败、被追赶、被迫重行登船逃回。”不过，麦考利接着叙述皮特始终得到下议院的支持。“这样，在一段长久而苦难的时期中，他在议会院墙以外所遇到的每一灾难，总是以在议会内的胜利而告结束。最后，他再也遇不到一个反对党了，而在1799年这一多事之秋，所能纠集的反对政府最大多数只有二十五人。”埃利奥特先生说：“历史竟会在某些方面重演，真是奇怪。”他在表决之前不知道结果竟丝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