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 作者:(波兰)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第10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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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的信有几封丢失了……只要能写，我会继续给您写信的……我太想念您了，我无法表达……”在收到宋的回信后，她又写道：“这么久听不到您的消息，老在盼您的信，现在总算盼到了，我真不知道有多高兴……”①这两封信都不是通过邮局而是由人送去的。
　　①同上，1968年9月23日、27日。
　　在折磨人的1968—1969年，宋庆龄的亲属中还发生了两起不幸事件，使她精神上备受打击。一是她很喜欢的一位有才华的表妹、二舅倪锡纯的长女倪吉贞1968年5月在上海被迫自杀。这个表妹全家被扫地出门，挤住在一个汽车间里，自已被作为“管制分子”强迫劳动，不堪凌屏。消息传来，她内心极感悲愤。二是她最喜欢的最小的弟弟子安1969年2月病故。她又为之伤心落泪。她为了要往美国发一个唁电，还得请周恩来和邓颖超帮忙获得特许——在那段紧张的时期，事情就是这样的。①
　　①本段据本书作者对宋庆龄身边工作人员的访问。
　　＇1970年＇
　　1970年，《年谱》的记载只有两条，一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检阅，二是接受保加利亚新任大使递交的国书。
　　在给格兰尼奇的信中①，她还是表现出一种认为整个形势令人鼓舞的语调：
　　①宋庆龄自上海致美国格雷斯·格兰尼奇，1970年1月31日。
　　“……真希望你们也在这里，可以亲眼目睹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中国通讯》中，你们可以……随时有所了解。不幸的是，她已84岁了，身体不好，所以她不能再继续这项极有益的工作了……”
　　关于她自己的行止，她已回到上海了。“离开家到首都去已4年了，我现已回家休息。”离开这座家乡城市那么长时间当然不是她自己愿意的。
　　她写到在北京的朋友、来往的减少和惯常生活的中断，字里行间也隐含着对北京现状的批评：
　　“路易·艾黎不是很快活，因为他不能到处跑（为写作收集材料）。他也在发皮肤病……马海德生了肺炎，现正在康复。虽然我们都住在同一座城市里，我已经有好多年没见到他们了。
　　附记：2月6日是春节，但我们现在不过这些节了。”
　　＇悼念斯特朗＇
　　宋庆龄这封信是1月底写的，已提到斯特朗因年迈停止了工作。3月29日，这位战斗一生的美国记者和作家在北京逝世——宋庆龄的历史最长的联系外国革命的纽带之一折断了。斯特朗最后一次住院时，宋庆龄想起她所最喜爱的花，并把这些花送到了她的病床边。1957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到北京之后，她们见面很少，遇到节日或其他事情互致问候时，信的开头总是称呼“亲爱的宋庆龄同志”和“亲爱的安娜·路易斯同志”（或甚至称呼“亲爱的斯特朗小姐”），不像对其他老朋友亲热地叫人绰号。可能由于斯特朗个性太强并且总喜欢对别人发号施令，也可能由于斯特朗的新闻记者“职业本能”总想把她所听到的所有消息都报道出去，在宋庆龄同她长期相识的过程中，发生过某些意见相左的情况。但她们之间的关系还是很深、很牢固的，她们相互对对方本质上的敬重也是如此。
　　有一点是宋庆龄从来没有怀疑过的，那就是斯特朗为人的正直。据说，早在1949年，宋就曾敦促毛泽东为斯特朗向莫斯科说情，因为她被扣上“间谍”帽子抓起来关了几天之后被驱逐出境了。“为什么对斯特朗这样做？她是个好人，对中国和其他地方做了许多好事。她是一个有信念的马克思主义者。”——据说宋曾这样对毛说。①
　　①罗叔章对本书作者的谈话。
　　宋庆龄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给斯特朗的信简显示出对她仍很信任。她的《中国通讯》宋每期必读，很赞赏并向海外友人推荐。她去世时，宋着文颂扬。在回忆她时，宋庆龄不可能不想到她们那些在30年代后期苏联大清洗中死去的共同的朋友加拉罕、加伦将军、博戈莫洛夫等，还有鲍罗廷，这位1923年来华任孙中山顾问并参与了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苏共老党员，他是1949年初与斯特朗差不多同时被捕的，但他没有像斯特朗那样“幸运”（加上罪名、驱逐出境），而是被投入监狱，两年后死去。宋庆龄不能不想到那些在自己国家的“文化大革命”中受谴责、被拘押的老革命者，他们未来的命运会是什么呢？苏联在共产党掌权这么久之后却发生了如此致人于死地并且又是如此大规模的镇压，而中国则避免了这种情况，这一直是值得我们党和国家为之骄傲的事情——但现在还能这么看吗？
　　后来，她写了《斯特朗的名字永远留在中国人民心里》①一文，这是她对这位美国友人盖棺论定式的最后评价：
　　①中文稿承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提供，原稿时间注明为1981年2月。此文后用作《斯特朗在中国》一书的序言，该书1985年由三联书店出版。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是我的老朋友。
　　“早在一九二七年，当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遇到乌云恶浪的时候，我在武汉遇到了斯特朗，并且住在同一幢房子里面。那时我们都还年轻，我们经常见面，多次长谈，谈话的内容很广泛，主要是关于我国当时的政治形势。她非常关心中国革命的前途，也关心我的处境。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乐观的，我们坚信，表面的混乱是暂时的，经过大革命锻炼和组织起来的工农革命力量，仍然坚强有力，朝气蓬勃，它的呼声很快就会响遍全世界。斯特朗的热情和智慧，增强了我同邪恶作斗争的力量，更坚定了我为中国革命走自己应该走的道路的决心。
　　“在以后漫长岁月里，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但是音信还是相通的。后来斯特朗在苏联蒙受了不白之冤，使我感到忧虑。最后，在她七十二岁高龄的时候，终于来到新中国。我热烈欢迎老友的归来。她怀着回到家里的喜悦心情和我一道回忆过去，谈论未来。她还是那样精力充沛，用她的笔向世界传播着新中国的信息，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这本集子就是她在中国的珍贵纪录。
　　“不幸她先我而去了。她的骨灰埋在中国的土壤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名字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宋庆龄敬慕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同她自己的立身处世准则一致的。这些准则是：信念，百折不挠，乐观，为事业全力以赴。在这篇充满热情的纪念文章中也体现了这些准则。
　　＇同斯诺重逢＇
　　这一年，宋庆龄在失去一位外国老朋友之后不久，却得到了同另一位重聚的忻慰。他就是埃德加·斯诺。他同妻子洛易斯·惠勒①来到中国显示，在“文化大革命’冲极左势力登峰造极的掌权地位略有退潮（在此之前斯诺曾申请来华但未获准入境），并且成为以1972年尼克松访华为标志的中美恢复接触的先兆。
　　①斯诺于40年代后期同海伦·福斯特（笔名尼姆·韦尔斯）离婚，同洛易斯·惠勒结婚。洛易斯是一位思想进步的纽约戏剧演员，他们有一子（克里斯托弗）一女（西安）。斯诺早期在中国的经历和他的成名都有海伦的一份，而在他后期备受麦卡锡主义迫害及半流亡的生活中，洛易斯成了他最好的伴侣和精神支柱。1970年的中国之行在洛易斯是第一次。
　　对斯诺回到中国，宋庆龄显然十分高兴。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道，宋有好几次邀请斯诺夫妇到家里吃饭，其中有一次是在国庆节（那天斯诺夫妇登上天安门，同毛泽东一起检阅游行队伍，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每次都由她亲自来定菜谱（对于她最欢迎的客人她总是这样的）。洛易斯·斯诺叙述了这几次会面的热烈情绪：“宋庆龄一直是埃德①的亲密朋友，经过这几次到她北京寓所的访问，她也成了我的亲密朋友了。在她心里，不仅装着埃德，还装着我们全家。在她家里放着克里斯托弗和西安②的照片，是他们大约8岁和6岁的时候，我们从美国寄给她的。看见这些照片，真让我十分感动。埃德深深地敬仰这位英雄的妇女，她的价值观使她坚定而又奋发地站在革命一边，牺牲家庭关系和荣华富贵都在所不惜。”③
　　①对埃德加的昵称。——译者
　　②斯诺夫妇的儿子和女儿。——译者
　　③洛易斯·惠勒·斯诺着《庄严的死亡》（英文），第77页。
　　他们同宋在一起的时候一定谈得很多，但在斯诺关于这最后一次访华的著作中却什么也没有说（这本书斯诺因患了绝症而未能亲手完成），这是很异常的作法，因为以往他总是详细地记述他同宋庆龄的每一次会晤的。也许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尚未完全平息下去，所以她嘱咐他关于这次会晤什么也不要写。
　　但在斯诺那些未经编辑加工的笔记中①有些线索可寻：
　　①斯诺笔记承美国堪萨斯城密苏里大学斯诺基金会的罗伯特·法恩斯沃思博士提供。
　　9月30日晚在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国庆宴会上，斯诺夫妇见到了宋庆龄（“作为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她在一群显要人物之中，包括老一辈领导人朱德、董必武，也有“文化大革命”中的当权派江青、林彪和他的老婆叶群、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出席的还有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以及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的高级代表。
　　10月3日，宋庆龄请他们去喝茶，还有马海德和路易·艾黎。“我们在五、六个解放军士兵面前走过，她的秘书——一个健壮的男青年——出来迎接我们。园中已是深秋景色、显得有些凋零。池里水很少，鱼都已捞走了……她的女秘书对我们这样说。男秘书陪我们……走到一株已有120年树龄的石榴村旁——溥仪出生时这树已经在那里了。（孙）夫人看来有点疲乏、有点发福……”（完全没有提到同宋的谈话，显然是因为游花园后没有时间了，游花园也许是工作人员故意安排来消磨时间的。）
　　10月11日。“同孙夫人、艾黎、马海德夫妇共进晚餐（还有孙夫人的保健医生）……她准备了一桌丰盛的筵席……谈话主要也是关于饮食的。”（看来是故意回避谈别的事情。）
　　在同一页上，斯诺附注道；北京的来信“最近批评我在《复始之旅》一书中的错误——很有道理。”①
　　①《复始之旅》一书是斯诺离开中国多年、处于低潮时期写的，宋庆龄曾指出其中一些事实错误以及一些她不能同意的看法，并嘱路易·艾黎转告斯诺。
　　1970年末斯诺离开中国。1971年7月31日，他写信给路易·艾黎，谈到自从轰动一时的、出乎意料的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北京一事发生之后，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美国国内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过去二十年来，他的著作很难找到出版的地方，现在随着更加轰动的美国总统访华的即将实现，主要的美国传播媒介都来向他紧急约稿（尽管它们仍想进行歪曲）：“……化了一星期……为《生活》杂志写了一篇稿子，他们用的标题是《中国人期望从尼克松的访问中得到什么》。我原来的标题是《尼克松心向紫禁城》。在编辑中，他们设法做了点手脚，有一处压缩成周恩来谈话而‘毛听着’……在我那句‘中国从未放弃武力收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