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张云逸-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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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掌握的领导权便不可动摇了，从而达到上下一致、官兵一致，保证了党的政策的贯彻执行，同时，部队也才能更加巩固。
政治上、经济上官兵平等，同甘共苦，也在制度上固定下来了，促使部队内部益发团结一致。这也是红七军建成和得到巩固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除了上述部队的内部因素以外，革命武装的发展必须依靠地方党和广大群众。当时，广西还有韦拔群同志领导的一支群众武装在右江地区坚持斗争，党和群众的基础较好，因此，我们党选定在这块地区创建根据地是正确的。我们如果不到右江和当地的革命群众会合，便很难在短时间内建成红七军和得到巩固、发展；同时，也由于有了革命武装的配合，右江群众的革命运动也才能进一步开展，并且迅捷地建立了右江苏维埃政权。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依靠政权，这是革命武装建设的最重要的条件。
关于红七军在湘赣边活动的一些情况
1930年立三路线统治时期，决定红七军打大城市，与朱毛红军会师武汉，我们公开的提法是：开始打柳州，然后打桂林，会合朱毛红军。具体的任务是：搞总暴动，打大城市（柳州、桂林）消灭两广军阀，建立两广政权，与全国红军会师武汉。中央派邓刚为中央代表，监督贯彻执行。当时红七军有一万多人，执行此任务有些困难，红七军党代表邓小平同志，曾对此产生怀疑，与中央代表有些争执，后来还是执行了中央的决定。为贯彻立三路线，组织了行动委员会，曾冒险攻打柳州。因部队训练差，完不成任务，连受严重损失，两门山炮也埋掉了，根据地丢掉了，以后就没继续攻打桂林。到了全县（此时中央代表邓刚回上海），行委接受了教训，但考虑到当时如果重新建立革命根据地，需要两三个月，困难较大；乃决定到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这一决定是正确的。此时七军已由原一万多人减员为4000多人，只有五十五、五十八两个团，每团9个连。从全县经湖南道县到江华，沿途与敌挨户团进行战斗。在江华城受敌袭击，我们守城门，外有敌人进攻，城里有内应到处打枪，有一连未撤出来。部队受阻后，又返回全县（此时正值1931年元旦），改道向广东进发，在连县打了一仗，至乳县与湘粤军六、七团之众作战一天，部队损失很大，牺牲师长一人，伤师长一人，团长2人。此时部队只剩3000余人。当时部队相当疲劳，到乐昌西北的梅花地区（大革命即有党的基 础）找到地方党的组织，才听到立三路线是错误路线的传达。在梅花得到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休息了两天，决定继续东进到江西去。在乐昌以北过乐昌河（武水）时，由于船只少，部队过河慢，敌人从韶关、乐昌用汽车增运兵力，向七军进攻，此时邓小平同志率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两个营过河后经湖南汝城、桂东到达赣南。被阻于河西之五十八团一个营和军直属队一部和伙食担子等，由我率领抵抗韶关方面来的敌人，未能过河，又返回梅花地区，整理部队，丢掉大行李，留下不能走的伤病员，把军直属队的警卫连、特务连（李天佑任连长）和五十八团的一个营编为两个营6个连。
休息了两天，在地方党的帮助下，从梅花转道向湖南进发，梅花地方党组织派人担任向导，经湘粤交界之坪石（属乐昌）乘由群众伪装之运粮商船，于夜间顺利地渡过武水，这是群众的力量，群众的支持，没有群众是不行的。过武水后群众帮助带路，到达郴县东××山岭休息了四五天，湘军分数路进攻，部队转到了桂东、资兴。在资兴附近过的旧历年。敌又以3师兵力进攻，又转移到酃县王里塘，迂到当地游击队（朱总司令建立的，有几十个人）。这时汝城大恶霸匪首胡凤璋和他的儿子带1000多人追来，当即将其击溃，缴了百多条枪，休息一下过了水口，在酃县附近一个山上与王震同志率领的湘东独立第一师第三团会合了。这时大约是1931年2～3月间（旧日历年一月）。
会师后，七军与独一师两个部队共约2000人，后向茶陵进发。在严塘与陈光中的部队打了一仗，俘虏了一个团长。到达茶陵苏区，补充了一部分棉衣，受到苏区人民的热情招待，部队情绪高涨。吃尽了没有根据地的苦头。到了根据地感到有了依靠，感到根据地人民的亲切，深深认识到毛主席创建井岗山根据地和他的根据地思想的英明伟大。
以后到莲花休整了一个短时期，就到永新与湘东南特委机关会合，安置了后方与伤病员，留下了河西教导队，特委给七军补充了七八百人。这时没有接到中央指示，我们也没有过河东的打算，与红七军主力也没有联系上，我们就在湘东南特委的指导下进行行动。
中央红军反对敌人二次“围剿”时，红七军的部队和独立第一师与红二十军会合（军长肖文久、政委曾炳春）在河西积极配合行动，进攻敌人。
为了统一指挥河西部队行动，临时组织了河西总指挥部，我为总指挥，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兼总指挥部政委。当时红三军团政委滕代远同志正在湘赣，我们有事即和他商量。这时的军事行动任务是湘东南特委决定的，主要是配合中央红军粉碎敌人二次“围剿”，巩固扩大苏区，开展游击战争。
红七军、红二十军、独立一师，在总指挥部指挥下统一行动，大约是四五月间，首先进攻吉安永阳镇敌人的一个旅。独一师部队作战是勇敢的，和七军进攻永阳，二十军在战斗中垮了下来。敌人迂回到后面包围了我们的指挥位置，相当危险，后终于打退了敌人。敌人跑了，我们占领了永阳，这个仗是胜仗也是败仗，二十军的战斗力太差。永阳镇战斗后，我即带部队去找红七军主力。会合之后，七军和独一师向安福方面行动（二十军没有去），安福之敌向我进攻，我将敌打垮，追至城下，包围了敌人，大家商量确定进攻守城之敌，打了一下，没有打下来就不打了。
袁州（宜春）行动是因为那里敌人对群众摧残的很厉害，红军好久没去，群众情绪低落，地方工作开展困难。于是特委决定七军和独一师到袁州附近游击一下，相机歼灭敌人（找点小仗打），以鼓励群众斗争情绪。部队在袁州西活动，为了找报纸看消息，曾打了一个靖卫团的据点，几十个靖卫狗子向袁州逃跑，部队追了一下到河边也就回来了。没有攻城，我也不记得打过泰和。
由于没有电台和中央联络，当时交通十分困难。在二次反“围剿”中，中央没给什么指示。行动是由湘东南特委确定的。在中央红军粉碎敌人二次“围剿”之前（5月），滕代远和张启龙同志就带特务团过河东去了。
袁州行动之后又向湘东南行动，曾两次攻克茶陵，又打开攸县和安仁县城，两次占领酃县，后回永新。六七月间中央命令七军过河东，这时已粉碎敌人二次“围剿”，正当反三次“围剿”开始，七军过河东是为执行反敌三次“围剿”任务的。王震同志率领独一师送七军到赣州以西之沙地，我们从赣州以北过了赣江。
一次重大的失策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帝国主义步步进逼，企图变我国为殖民地。民族危机迫在眉睫，抗日救国已经成为当时全国人民群众一致的要求。可是，卖国贼蒋介石却悍然不顾民族存亡，继续驱使其军队进攻我红军根据地。1933年1月，我党发布了宣言，表示红军愿意在3个条件下与一切军队合作抗日。这个宣言，受到各阶层广大爱国群众的热烈响应，并且也影响了一部分国民党的军队。当时，被蒋介石从上海抗日前线调来进攻红军的十九路军，便是仇恨日本侵略者，反对蒋介石内战政策，响应我党抗日宣言的一支国民党军队。
1933年春，我们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以后，驻在福建的十九路军的领导人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错，先派陈公培，后又派秘书长徐名鸿与陈公培和红军谈判。
和不和十九路军谈判？在党内曾一度引起争论。当时统治全党的第三次“左”倾错误，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对当时国内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更是毫无认识。正如我党中央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中国阶级关系有了一个明显的巨大的变化，但是当时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则不但不认识这个变化，反而把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因而‘他们拒绝和十九路军谈判。’”
这种错误主张，遭到了一部分同志的反对。这些同志认为十九路军本质上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的利益的，与帝国主义和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当权派存在着矛盾，因此，它有反共的一面，也有对日仇恨、对蒋不满的一面。现在日寇紧逼，而蒋介石却把他们从抗日战线上调来打内战，并且从政治上、经济上进行种种压迫，因而他们的反蒋情绪就必然发展起来。在这种形势下，被迫与我们合作，是完全可能的。而我们联合十九路军，不仅在政治上对全国人民、对国民党军队会起到重大的影响，在与蒋介石的军事斗争上，也会产生直接的对我有利的作用。经过一番争论，“左”倾错误的领导乃不得不同意和十九路军进行谈判。
中央派我（军事方面的代表）和方方同志（福建省委的代表）等来到河州。谈判的主要内容是订立抗日反蒋协定及划定边界问题。经过十多天的磋商，把南北各线边界划定，作出了抗日反蒋的文字协定，并决定双方互派代表。
“左”倾路线领导在军事上同样采取了错误的措施，我们谈判期间，东方军仍在北线与十九路军打了好几仗。我们虽然把谈判的结果通知了北线我军，告他们在前线与十九路军联系，可是却没有能改变“左”倾路线的这种错误的行动。
这年9月，蒋介石开始了对我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相隔不到两个月，十九路军将领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势力，在福州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正式举起了抗日反蒋的旗帜。这时，蒋介石立即调“围剿”军一部向东去打十九路军。
一天，党中央总书记博古同志忽然找我去，告诉我十九路军方面要求我方出兵配合作战，并派一个军事代表去。因为我是广东人，大革命时期和十九路军有些关系，中央决定派我立即去福州担任军事代表。博古同志特地指示我：此行的目的是设法争取点队伍过来。可是，关于如何利用这个有利时机推动革命形势发展，如何出兵配合作战，支持他们反蒋抗日，克服其软弱动摇等等问题，他却一字未提。
我思之再三，对于中央所采取的方针，始终不敢苟同，也觉得此去工作甚是为难，作为一个军事代表，就要决定问题，可是在这个错误方针下，我又怎能决定问题呢？因此，我便建议此去不叫军事代表，而只以军事联络员的名义进行工作，有什么问题，请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