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咒-第1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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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国内学者对权威人士所说的“国际惯例”产生了质疑，建议尽快公布中美WTO协议具体内容。这些学者认为：首先，美方谈判代表早已在协议签署后第一时间内，在美国驻华使馆举行记者招待会，披露了不少协议内容，率先违反了权威人士援引的国际惯例；美国谈判代表团经香港回国途中又向新闻界介绍了协议部分内容，再次违反了惯例；在这种具体情况下，中方尽快公布协议具体内容，不仅有利，而且有理。其次，就是美方在记者招待会上用公开透明的方式公布信息，而我方权威人士则是在一个收费很高的研讨会上披露信息。在广州举办的那个高规格的WTO研讨会，每张门票价格1500元仍然需求热烈，主办单位甚至不得不将1000座位会场改为3000人会场；这显然给会议主办单位带来了巨大的收益。这两种披露信息方式，哪一种更为符合国际惯例，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更何况从讨会发言内容看，实际上直接或间接地透露了若干协议内容，与国际惯例已经存在矛盾。
最终，权威人士还是迟迟没有公布中美WTO协议具体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网络论坛上的争论也渐渐平息，不了了之了。＇思维教练＇那弊大于利的分析找不到权威的依据。＇陈新＇最终也同样没有为他政治上“双赢”的论点找到有力的论据，最终＇陈新＇在辩论中被逼急了只能说：中国加入WTO本身就是政治上的一大胜利，对于经济方面，＇陈新＇显得十分乐观。他认为中国入世后可以利用“免责”条款，逃避入世的义务，甚至凭借可以中国人的“聪敏才智”不遵守WTO规则，“涮美国人一道”——这是中国人的“专长”。
＇思维教练＇对于这种狡辩不以为然，没想到的是，这种无赖的理论在论坛上的很多人中却还形成了一定的气候。还好，最后国家主席***和总理朱镕基不得不在多个场合郑重表态，中国一定会遵守WTO规则，在享受应有权利的同时，切实履行对外承诺。
1999年的年底，＇思维教练＇被＇陈新＇那种人肆无忌惮的狂喊给拆磨坏了，论坛上，支持入世的人不停地在他的耳朵旁边制造着震耳欲聋、铿锵有力声音。他宁可去听摇滚乐，也不愿意再进行这种无谓的辩论了。
也就是在1999年，在中国第一代摇滚力量崔健等人已鲜有新作之际，“新裤子”的闪亮登场为中国摇滚界注入了新鲜的力量，保证了中国摇滚乐的继续发展。1999年6月 在香港发行首张专辑《新裤子》，就立即引起了各大媒体关注。勇敢果断的新裤子乐队给中国的摇滚乐迷们带来了新鲜动感的Pop…Punk音乐。7月 “新裤子”应邀参加名为“中国摇滚新生代”的音乐会。这是继5年前“中国摇滚乐势力”之后，中国新音乐群体在港的又一次集结亮相，意义绝对不同寻常。
属于X世代中普通的人群的这三个呆头呆脑的青年有着复杂的一面。毕竟不再是用“痛苦”扮酷的时代了，他们与旧式中国摇滚乐有着看似让人难以理解的差异。他们说：“我们要认命！”，与其痛苦地逃避，不如痛苦地生活，他们在自己的歌中欢快地唱道：“我愿意，我愿意享受痛苦的每一天！”
就象那个掌握不了太多和弦，跟你说话时他永远不会看着你的主唱彭磊，惯于使用重鼻音节唱腔的大舌头，唱着《我们的时代》：
终于到了这一天，一切都改变。
再也没有烦恼，一切都是爱。
LaLaLaLaLaLa，LaLaLaLaLaLa。
这是我们的时代。
不用匆忙去恋爱，绝不会失败。
没有更多的语言，只有太多的时间。
LaLaLaLaLaLa，LaLaLaLaLaLa。
这是我们的时代。
后来遗憾的是，人们很快就发现了他们的不坚定、守旧和妥协。他们绝对没有遵循达尔文先生的进化论——在音乐上拒绝进化，在21世纪已来到的时候，仍旧将音乐做回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后来的一篇乐评的标题是：“人人都有条新裤子，我的不穿入21世纪”，真是评得恰好到处。
龙咒前传——阿尔忒弥斯计划（作者：议宣） 国退民进
本章节总字数：6059
1999年9月22日，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后，按照“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步伐开始加快。一时间“国退民进”成了各级地方政府官员挂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当然，这都是钱政宇和张宁私下吹风的结果。2000年之后的3年，成了“国退民进”的高潮期。这时谁也没想到“国退民进”这句话一语竟然成谶，应验在了台湾的政坛上。2000年3月18日台湾举行地区领导人选举中，从1949年从大陆败退，统治台湾50多年的国民党败北，从执政党的宝座上退了下来；1986年成立，独抗专制14年的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在选举中获胜，登上了台湾政坛的顶峰。上演了一出真正的“国退民进”大戏。
台湾的选举结果传来，军界元老俞飞虽然感到意外，却并不是十分震惊。前几年，俞飞已经通过几个不同的渠道得到消息说：国民党在台湾没有前途。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几位新党立法委员，通过黄埔同学会的民间渠道转达的。他们都是国民党高干子弟，父亲多是俞飞在黄埔时期的同学。这些人痛陈国民党被李登辉彻底搞腐败了。国民党已不再是以前的国民党了。国民党内部已经老化，只为个人利益而纷争，年轻人上不来，因此他们要另立新党。他们建议：趁国民党还没有失败，尽量让步以求统一，否则民进党上台就会走向独立。俞飞没有把他们的建议当成一回事，认为年轻人心高气傲，儿子说老子不行是经常的事。大陆的很多高干子弟同样也有很多人认为老一辈不行了，包括俞飞自己的儿子在内。俞飞努力说服自己：“民进党一小撮地痞流氓上不了台。统一还有希望，不用着急。”
俞飞自认为比年轻人想得更深一步。他想得更多的是台湾收回后怎么治理。台湾可不比香港。台湾有本地人自己的政府、自己的军队，有中华民国的法统。将来台湾如果实现和平统一，必将给予比香港、澳门一国两制更宽松的条件。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时，也就是解决台湾问题最有利的时机。1978年12月15日，在研究中美建交后对台工作时，邓小平就提出的“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台湾社会经济制度、生活方式、外国投资不变，军队变成地方武装”的意见。那就是一国两制的雏形，所不同的是比后来的香港、澳门，多出了保留军队的内容。俞飞担心的是，台湾国民党不会仅仅满足于“高度自治”，而是要参与中央政府。俞飞不能容忍国民党人进入中央政府，用自由民主的口号来搞和平演变。所以后来1995年，在***题为《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中，只是提出了“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也就是后来所称的“江八点”，其中就没有再提和平统一后台湾保留军队的问题，更没有提参与中央政府的问题。
在俞飞看来，保证香港、台湾的经济制度、生活方式不变还是次要的，一国两制首先是对大陆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保护。深圳除了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之外，另外一个更重要作用就是作为香港回归以后的“缓冲区”，减少对内地的政治冲击。俞飞深知80年代之前大陆从这个小渔村偷渡到“自有世界”的人有多少。否则他也不会轻易同意在深圳办什么特区。1979年决定建深圳特区，5年以后刚刚初具规模，中英香港谈判就开始了。等到1997年香港回归时，深圳的发展已经很成熟了。通过深圳这个窗口，更多的内地人和香港人彼此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经过了十多年的了解，经历了十多年的变化，中国才把香港回归的政治冲击化解到了最低的限度。即便这样，中国也不敢轻易地撤除香港与深圳之间的“一道关”，或深圳与内地之间的“二道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是针对台湾问题提出来的，但首先用于香港问题。在台湾统一的问题上，俞飞宁可慎重地等待，看看香港一国两制的执行情况再说。
对于台湾这些年的民主进程，俞飞看得是一清二楚。就在大陆刚刚实行改革开放的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台湾岛内的经济也在快速发展，岛内中产阶级迅速壮大，他们要求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要求参政议政，并通过地方选举、创办杂志结合在一起，形成一股新兴政治势力，也就是国民党之外的“党外”势力。这股势力在70年代末掀起了反国民党独裁、组织新政党的高潮，但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镇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美丽岛事件”。1979年12月10日，杂志负责人等率领群众，在高雄举行庆祝世界人权日活动，展开集会游行。过程中，爆发严重的警民冲突，镇暴警察以催泪气体驱散群众。 事发后，国民党政府展开逮捕行动，《美丽岛杂志》核心人士先后被捕，罪名是“匪谍”——即中共间谍，当时台湾当局称中共为“共匪”，及推动台独等阴谋颠覆政府的叛乱行为。经过军事法庭大审后，这些人分别被判处12年到无期徒刑等刑期。
“美丽岛事件”是台湾政治转折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美丽岛”政治犯中很多人如今位居民进党政府领导阶层，包括现任副总统吕秀莲、考试院长姚嘉文、劳工委员会主委陈菊等。他们是在李登辉主政时期获得特赦与平反的。在为政治犯辩护的律师团成员中，有多位因此走上从政之路，成为日后成立的民进党骨干，以至今天的执政者。包括现任总统陈水扁、高雄市长谢长廷。
在美丽岛事件之后，台湾当局的镇压成本明显上升。更主要的是，到了80年代中，国民党领导层的接班问题因为蒋经国的健康问题而浮现，促使蒋经国必须对其身后的政治发展形势预做一些安排与设计。蒋经国既没象很多威权体制的领导者在内外形势交相逼迫的情况下所作的那样，选择拖延手段，更没有采取高压手段来响应改革舆论与反对运动的挑战，而是选择了主动进行体制改革。动推动“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开放报禁”、“国会改革”等一系列政治自由化措施。蒋经国1988年1月13日去世后，由李登辉继任。
第二年，也就是1989年北京就发生了六·；四事件，美国参议院随即于7月19日，一致通过所谓“台湾前途”的285号“修正案”。主张：（1）台湾前途应以一种和平的、不带任何强制的、并且是台湾住民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决定；（2）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取决于中国当局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前途或不以武力进行威胁的意愿。
1990年4月30日，台湾当局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从1949年开始，国民党就在原有的宪法体系下，制订“临时条款”与颁布“非常时期”法令体系，作为战后威权政体的法制根据。所以从法理上讲，国民党在台湾所建立的威权政治体制在意识形态上并不直接否定多党竞争，也并不挑战民主宪政的基本原则。实际上国民党一直是以国家处于特殊情况作为实施威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