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艳文士川端康成传_2-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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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董事，每天都得从镰仓上东京主持出版社的业务。此后五年内，正如秀子
夫人所回忆的，“当时他的生活，可以说简直同‘镰仓文库’出版‘一心同
体，了”②。经过长期的战争，战后日本书荒十分严重，而读者产生了强烈的
读书欲望，所以“镰仓文库”出版社的工作特别繁忙。它不仅在地方上开设
了分社，而且除出版图书以外，还编辑出版《人间》、《文艺往来》、《妇
女文库》、《社会》等杂志。川端康成亲自担任《人间》杂志的编辑工作，
倾注精力于发掘新作家，一手培养和扶植了青年作家三岛由纪夫。三岛的处
女作《烟草》就是经川端的手发表在《人间》杂志上的，川端之所以参加繁
忙的编辑出版工作，按川端本人说：“我由于事务工作忙，冲淡了对战败的
悲哀和忧郁，我感到幸福”③。他大约想以繁忙的工作，避免自己从战败沉重
打击下倒下去吧。但是，他又担心“出版社编辑出版杂志，万一发生新的战
争，宣传机构不知如何动作，也就觉得参预这项工作有点危险，心情总是沉
静不下来。战后头几年，他很少创作小说。
日本的彻底失败，从根本上动摇了整个日本，也动摇了日本的传统文化。
川端康成对战争以及战败的反思，自然扩展为对民族历史文化的重新认识，
以及审美意识中潜在的传统的苏醒。他觉得作为一个日本人，在战后的祖国
更需要继承日本的美，他说：“我已经只能吟咏日本的悲哀”，“日本的‘悲
哀’是同美相通的”①；“除了日本的悲哀美以外，今后我一行字也不想写了”
②。他认为战败后他这种气质更强烈了。对一个日本作家来说，这也许是必然
的趋势。因此可以说，川端康成战后生活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日本民族
生活方式的依恋和自信，对日本传统文化的执着和追求。
川端在战后的这种哀伤情绪，既含有对战败的哀叹，反映战后失去独立
的悲伤和对美占领时代各种事态的愤懑，同时还掺杂着对战争夺去他的青春
年华怨恨，他悲叹：“对我们的生命来说，究竟战争时间是长还是短呢？可
能有人认为是这可怕的浪费吧。时间对人来说，就是偶然，也绝不应轻易地
让它浪费”③。“战败的哀伤，随着身心的衰颓而来，自己生长的国土和时间
都仿佛被毁灭了”，“我也悲伤战争流逝自己的年华”④。再加上这个时期他
的至友片冈铁兵、岛木健作、武田麟太郎，掘辰雄相继辞世，他的恩人横光
利一、菊池宽先后于1947、　1948　年作古，这些人的葬礼，他都得参加，并
致悼词，于是又有人戏笑他是“吊唁的名人”，产生了“第二次的孤儿感情”。
川端康成的哀愁是复杂的，既有对个人前途的忧怨，也有对师友之死的
哀伤，但更多的是对战争、战败和战争后现实的痛恨。这一点，他在旁听东
①　《哀愁》，《川端康成全集》，第27　卷，第391　页。
②　川端秀子：《回忆川端康成》，《川端康成全集》附录。
③　《战败的时候》，《川端康成全集》，第28　卷，第9　页。
①　《不灭的美》，《川端康成全集》，第28　卷，第380　页。
②　《追悼岛木健作》，《川端康成全集》，第34　卷，第44　页。
③　《感伤之塔》，《川端康成全集》，第22　卷，第149　页。
④　《山茶花》，《川端康成全集》，第1　卷，第440—45　页。
京国际法庭审判日本战争罪犯之后更加明显地流露出来。川端接受《读卖新
闻》的委托，于1948　年11　月12　日出席旁听东京国际军事法庭最后一天对日
本战犯的宣判，头天晚上，他非常忧郁，彻夜不能成眠，除了生理上的因素
（他正好患感冒、头痛、腹泻，他是带着怀炉去参加的）以外，还有心理的
原因，这就是川端本人所说的：“日本人的残暴行为，受到惩罚，这是最大
的耻辱”①。他旁听之后写了两篇文章，题目《东京法庭上的老人》和《东京
法庭判决之日》更充分表现了他的愤恨和忧郁交杂的矛盾心理。他在《东京
法庭上的老人》一文中愤愤地写道：
这些人如此指导国家和民族，却不相信是愚蠢的。他们是国家动荡时期的得势者，
他们把我们的过去放在被告席上。
我看到他们作为无力的被告而受到审判，就对国家、对历史产生了怀疑。我觉得：
想想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会有教益的。②
他在《东京法庭判决之日》一文对战后的时局和政策还表示了忧虑的心
情：
东京法庭的判决，可能是一种政治下场吧。这种下场难道能够到达明朗、确实地解
决问题的目的吗？目前日本的国情和世界的形势，不能从我的头脑中抹去，这是我忧郁
的原因。假如这些人是历史上最后一批战争罪犯，我的忧郁也就可以拂除，街上就会响
起欢快的歌声！但是，这只是一种祈祷罢了。另外，即使日本已经丧失了发动战争的能
力，或者丧失了防卫的能力，国内的政治又将会如何呢？今天我仍然不清楚，还是冷漠
些吧。虽然我过去受到政治的残害，但当
我看见这些战犯的形象似是象征，也似是残影，我就想到现在和将来的政治。也许
这也是我忧郁的原因。日本人的暴行在国际法庭上受到追究，更是我忧郁的原因。暴行
是附在世界战争历史上的东西。但是，过去一切罪恶的例子，是不可能为新的罪恶辩解
的，当今的文明世界，假如存在不进行残暴战争的国家，而日本却更多地进行战争，那
就没有比这个更讨厌的了。①
从这两段话里，我们不难看出，川端在战败的哀愁是十分深沉的，既有
个人的原因，更多的是历史的也是社会的原因。
也许川端康成从战败的哀伤中悟到一点道理吧，他的战后生活另一个特
点，就是积极关心文学家的国际生活，关心国际文学交流和国际和平运动。
众所周知，他向来是同现实保持一定距离的，对政治的兴趣也很淡薄，战后
他还曾一再表白：“以战后为界，　我的脚从这里离开了现实，邀游太空。本
来我就没有深入接触现实，也许我是很容易脱离现实的”②。然而，事实上，
他并非完全脱离现实。毋宁说，他比战前、战争期间，更多地接触现实，无
论在社会活动中，还是在文学创作上，他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对现实作出反
应。
①　《近事》，《川端康成全集》，第27　卷，第411　页。
②　《川端康成全集》，第27　卷，第401　页。
①　《川端康成全集》，第28　卷，第205　页。
②　《独影自命》，《川端康成全集》，第33　卷，第268　页。
川端过去一向与外国作家无甚私人交往，战后却积极从事国际文学交流
活动和国际和平运动。　1947　年，他同日本作家一起开始致力于日本笔会的
重建工作，成绩卓著。　1948　年5　月，他继岛崎藤村、正宗白鸟、志贺直哉
之后，出任了第四届日本笔会会长的职务。在他的努力下，国际笔会恢复了
日本笔会的资格。　1949　年9　月，国际笔会在意大利威尼斯召开第21　届大
会，邀请川端康成等日本作家出席会议。但当时日本外汇短缺，川端他们未
能成行。川端康成给大会发贺信，除了表示努力发展日本同世界各国文学交
流以外，还表达了以下的愿望：“日本笔会在政治上也要以自由作为基础，
不参加政党运动。我们所有会员都憎恨反动的政治和暴力的战争，否定国内
的暴力”；“日本笔会誓为拥护和平运动而竭尽绵薄之力，并把它作为自己
的义务”①。同时，　1962　年他参加了“呼吁世界和平七人委员会”。他从
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积极参加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运动。
同年11　舟，川端和丰岛与志雄、青野季吉、小松清等日本笔会作家应广
岛市政府的邀请，访问了最先受到原子弹轰炸的广岛市，采访了原子弹爆炸
中心。翌年4、5　月间，他又同二十余名作家、新闻记者再次访问了广岛和长
崎，并在广岛召开了“日本笔会广岛之会”，讨论了“世界和平文艺”的主
题。川端康成负责起草和在会上宣读了《和平宣言》。会后，他把目睹的原
子弹悲剧的感受，写成《武器招来战争》一文，反对使用原子弹、氢弹，呼
吁“应从这悲剧之地传达我们和平的声音！”发誓“作为作家，要为维护世
界和平而付出纯朴而诚实的努力！”②他并计划把广岛和长崎的历史悲剧写成
小说，写成痛苦的记录，而不是愤怒的文章。结果，没有写成。
川端康成作为日本笔会会长，为了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促使世界各国
更关心日本和东方文化，与日本作家一起不遗余力地争取在日本召开国际笔
会东京大会。当时日本经济还没完全复兴，在日本承办这样一个大会，最大
的困难就是筹措三千万日元的经费问题。日本笔会内部对是否在日本举办议
论纷坛。川端当机立断地说了一句：“只好搞了吧！”就统一了大家的意见，
决定下来了。为此，他同日本笔会事务局长松冈洋子亲赴英国伦敦，出席国
际笔会执行委员会，提出了在日本举办这次会议的申请；同时赴法国、西德、
意大利、丹麦等欧洲国家访问，面邀这些国家的知名作家予会。他回到日本
国内，又同日本笔会会员一起，马不停蹄地向市民、工人、学生募捐，解决
了会议最大的困难——经费问题，促使国际笔会第29　届大会得以顺利地在东
京召开，打破了国际笔会以欧洲为中心的状态，同时向世界宣传了战后新生
的日本和日本文学，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川端康成为了筹备这次大会，人都
憔悴了，甚至有点神经质了。这时期他什么东西也没有写。这次国际笔会的
胜利召开，无疑是日本作家和世界各国作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但川端康成作
为东道国笔会会长，他完成了重要的任务，在国际笔会同人、特别是在东方
国家笔会同人中赢得了很大的声誉。国际笔会根据他对于这次大会的成功所
作出的贡献，于1958　年2　月推举他担任国际笔会副会长。日本文学振兴会为
表彰他在举办这次大会所作的努力，授予他菊池宽奖。日本笔会在他1965
年辞去日本笔会会长一职以后，为表彰其多年功绩，赠以高田搏原所作的作
家半身塑像。
①　《寄威尼斯国际笔会第21　届大会》，《川端康成全集》，第34　卷，第11　页。
②　《川端成全集》，第34　卷，第14　页。
出任日本笔会会长期间，川端还亲赴法兰克福、里约热内卢、圣保罗、
奥斯陆、汉城参加国际笔会第30、　31、　32　和38　届世界大会，并赴韩国、
我国台湾参加亚洲笔会的活动。　1956　年他就“匈牙利事件”发表声明，表
示所谓“同情争取自由而受迫害的人们”。　1968　年，同石川淳、安部公房、
三岛由纪夫等作家就我国“文化大革命”发表联合声明，呼吁“维持学术与
艺术的独立自主”，反对“将文学艺术作为政治权力的工具”。
康成在战后还为促进日中友好和文化交流。以及恢复日中邦交做出了自
己的努力和贡献，他于1971　年同“呼吁和平七人委员会”的委员一起发出恢
复日中邦交的倡议书。他在家中接待过我访日的作家，共叙文学与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