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家发明家的故事_2-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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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8月新中国诞生快9年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从国家利益
以及外交斗争的特殊视角，看透了中国自己发展核武器的必要性。著名科学
家约里奥·居里早在中国解放初期就曾对放射化学家杨承宗说：“你回去告
诉毛泽东，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自己有原子弹。”中央领导人对此十分
清楚，但邓稼先因此发生了命运的转折，却是他事前一丝一毫也没有料到的。
事情是由钱三强的推荐而引起的。钱三强，这位在约里奥·居里夫妇指
导下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的物理学家，这时担任着二机部副部长和原子能
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一天，钱副部长向邓稼先说了一句半是哑谜半有些幽默
的话：“稼先同志，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样？”
“大炮仗？”邓稼先马上明白这是原子弹，心里咯噔一下。他一时来不
及细想，便自言自语地说：“我能行吗？”
钱三强副部长慢慢地把工作的意义和工作任务告诉他，一向机灵的邓稼
先很快就懂了。不过，担任这一工作给自己的后半生带来什么变化，他也明
白一二。
邓稼先明白，搞原子弹研制工作，就必须从此隐姓埋名，不能发表学术
论文，不能公开作报告，不能出国，不能和某些朋友随便交往，不能说自己
在什么地方，更不能说在干什么。但是，有一股巨大的支撑力量冒出来，这
就是新中国需要原子弹来壮国威。于是，他坚决服从了组织的调动。
1959年6月，中苏关系破裂了，中国人民从此自己独立干起来了，“596”
这个由年月简化的数码，成了我国独立自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它意味
着自力更生，发愤图强。从此，邓稼先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在1959年夏天以后，千钧之力压在邓稼先的肩上。要制造原子弹，首先
必须拿出研制原子弹的总体方案来。邓稼先进入了一个短暂的沉闷期。夜晚，
他躺在床上，看上去是闭眼在睡觉了，但脑子里却在原子弹理论设计的黑茫
茫的境界中摸索。找准了正确的设计方向，是邓稼先在原子弹研制工作中重
要的贡献。
他们的工作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着。后来又调来一批第一流的科学
家，他们的到来不仅在精神上给他以巨大鼓舞，在科研闯关中更起了重要指
导作用。
研制核武器，除了连续作战的疲劳和挖空心思地用脑有伤人体之外，还
有那更可怕的放射性物质的辐射对人体的伤害，这是一个看不见的魔鬼。
邓稼先一次又一次主持着新的核实验。他经常出入车间，在一段相当长
的时间里，他几乎天天接触放射物质，受其辐射的损伤可想而知。据了解仅
一次开密封罐看测试结果，就使邓稼先一下子受到了超出常量几百倍的辐
射。
1964年10月16日下午，中国大地一如往常，但是在我国西北新疆罗布
泊上空，却升起一股蘑菇烟云。世界为此震惊了，一些外国人断定中国人自
己不可能搞成的原子弹，竟然爆炸成功了，而且使用的是铀235和先进的内
爆型设计来爆炸裂变材料，比美国在日本广岛投的原子弹设计得更加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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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稼先努力克制着激动，然而，他的理智还是抵不过情感的冲动，滚烫
的热泪夺眶而出！
连续攻关“639”
事实上，早在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前一年，即1963年9月，邓稼先
他们就已奉命转向更高的目标了。他承担了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任
务，任务代号“639”。
氢弹不是常人所想象的那样，在制造原子弹的基础上提高一步就行了。
这是与实际情况差得太远的想法。从最基本的科学原理来看，原子弹是靠原
子核一连串的裂变，由此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叫做核裂变。而氢弹则恰恰相
反，它是把两个原子核聚合成一个原子核，在聚合的同时放出巨大的能量，
叫做核聚变。一个是裂变，一个是聚变，也就是说一个是打碎而一个是合并，
原理根本不同。原子弹只起点燃氢弹的作用。
邓稼先领导理论部的科学家夜以继日地工作，绞尽脑汁想出各种点子和
谁也不知对错的办法，真好比大海捞针。邓稼先主持从中选择和归纳，拿出
几个初步方案，然后分几路用计算机去实际运算研制氢弹的可行途径。其中
一路由理论部副主任于敏率领，利用某处的高性能计算机进行计算和探索。
几个青年科技学者经常在机房地板上和衣而卧，有时是通宵不眠。终于闪烁
出一束智慧之光，一个有充分论证根据的方案——“邓—于理论方案”诞生
了。
几次冷试验证明方案正确，经中央军委决定进行两次热试验，证明方案
正确无误，又在直接进行多级热核弹试验后，我国的第一颗氢弹终于在1967
年6月17日爆炸成功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创造了一个奇迹，它从原子弹爆炸成功到氢弹爆炸成
功仅隔2年又8个月的时间，而且是由同一个研制班子连续攻关完成的。它
显示出科研攻关力量之强，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
但是，“两弹元勋”也未能逃脱“文革”的冲击，妻子遭到折磨、三姐
含冤等，邓稼先都无力解救，而且还因一项试验代号为“515”，而遭到不明
真相的群众以“抓516”为由进行批判和围攻……直到1971年，邓稼先被周
总理召回北京才得解脱。然而，多年的操劳成疾和过重的打击，使他的健康
情况越来越恶化。他顽强地争分夺秒地干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全身大出血而与世长辞。他的遗言：“死
而无憾。”
（刘源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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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
——农校里走出来的科学家
（公元1930～ ）
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绿色革命”的大潮中，涌现出一位攻下“杂
交水稻”难题的科技新星，这就是被外国人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
立志学农
袁隆平祖居江西省德安县城南郊，世代务农，其父袁兴烈读书求学，任
过小学校长，后又谋生在外，并投身抗日战争。隆平的母亲高小毕业，任过
教师，常以多读书、求进取、做好事的思想教育孩子。
隆平1930年9月1日出生在北平（今北京），幼年正值“9·18”事变，
日本侵华，并逐步侵占华北和中国内地。隆平一家和全国千千万万同胞一样
过着逃难生活，曾易地湖北、湖南、四川三省的几十个地方。国破家亡的中
国人民遭受日本侵略军空袭，尸横遍野。这些悲惨景象，给袁隆平童年的心
底，留下深深的民族创伤，也在他脑海里产生了一串串的问号：为什么中国
百姓如此被人欺侮，任人宰割？为什么外国强盗在中国如此横行霸道？国破
家亡的严酷现实，使袁隆平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使中国富强、不受外国强
盗欺侮的人。
袁隆平在当时的大后方重庆上的高小和初中。他学习不愿死记硬背，喜
欢思考，善于提问，从思考中加深对基本原理的理解。他不仅学业成绩优秀，
而且志趣爱好广泛，学会多种姿式游泳，可以横渡长江。抗日战争胜利后，
他随父亲迁回汉口上高中，曾获汉口赛区男子自由泳冠军。1948年，隆平又
随父迁到南京，并在南京中大附中读完了高中全部课程。
高中毕业以后，考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成为隆平全家议论的焦点。
他父亲希望他通过上大学能升官发财，光宗耀祖。隆平自己却在中学阶段就
对生气盎然的花草、果木和大自然的蓬勃生机，对春华秋实的自然规律，产
生了极大的兴趣。慈善的母亲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经过家庭民主协商，最
后让孩子自己做主，于是袁隆平义无反顾地报考重庆一所学院的农学系，高
高兴兴地跳进了“农门”。
爱科研教师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了。袁隆平上的农学系，经合并、调整，成为
农业部所属的全国重点高等农业大学。1953年夏，结束了大学学习生活，他
服从分配，到湖南省偏僻的安江农校任教，开始了他长达19个春秋的教学生
涯。
袁隆平教学十分认真，教一门，钻一门，爱一门。他教外语，效果良好，
还刻苦自学，不断提高听、写、阅读水平，可以不带字典阅读英、俄文资料。
进校第二年，他又调到遗传育种教研组，教授植物学、作物栽培、遗传
育种等农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他深感以前学得不深，既已任教，就边教边学，
边学边教，教学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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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他教普通植物学。他下苦功夫，从构成植物体的最小单位——
细胞的构造开始，到根、茎、叶、花、果的外部形态，植物的生物学特性，
及其遗传特性等等，进行系统的学习研究。为了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壁、细
胞质、细胞核的微观构造，他刻苦磨练徒手切片技术。几百次，上千次，一
直到能在显微镜下得到满意的观察结果为止。
在备课中，他经常提出各种问题自考自答。他走出课堂，来到田间地头，
从实践中找答案。他深有体会地说：“即使浅显的问题，如果教师本身钻得
不深不透，也不可能把课讲好！”
1959年，袁隆平进入“而立”之年，也是他走上教学岗位的第七个年头。
国庆前夕他以“我的十年”为题，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从思想与业务两个
方面进行了解放后10年来的回顾总结：“党的10年教育，使我明确了人生
真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确是人生最大的光荣和义务。”同时，他还
向党和人民立下誓言：“要做到政治挂帅，红专并进。”
在教学当中，袁隆平不满足于仅当一名合格的中专老师，还想在农业科
研上搞出点名堂来。10多年来，他始终坚持一边教学，一边科研，教学与科
研、生产紧密结合。
50年代，生物教学中主要向学生讲米丘林、李森科的遗传学说，他就按
照其理论进行无性杂交、嫁接培养、环境影响等方面的试验，把月光花嫁接
在红薯上、西红柿嫁接在马铃薯上、西瓜嫁接在南瓜上，得到一些奇花异果，
但并没有得到经济性状优良的无性杂交种。这引起他的深思，并决心扩大视
野，另辟蹊径。
到60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