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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马英九传-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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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一辈子都能记牢。
  马英九高中上的是台北著名的建国高中。后来,马英九回忆说:“建中的老师都非常有料。学生来听老师讲课,不是为了准备联考。如果只是准备联考,建中的学生自己回家看书就够了。”因为他高中所读的建国高中,又是台北的另一所名校,能够考上这所学校的,全都是优中选优的优秀学生,一般来说,只要能够得到这所中学的录取通知书,那就等于取得了联考的保险票。所以,建国高中的老师给学生们上课,并不完全重视考试教育,反倒更注重素质培养。这也正是他们之所以几十年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高中时,马英九又遇到一个水平相当不错的语文老师,这个老师名叫丁荣。这个丁荣老师,对于学生的作文非常重视,他教作文,和父亲马鹤凌那种教法完全不同,他十分专业,而且分得极其仔细,记叙文、论说文、说明文,各种文体,从他的口里讲出来,十分的清晰,丝毫不枯燥。有一次,他讲述论说文和说明文的异同,竟然写了满满一黑板。如果是那些水平不高的老师,如此满堂灌下来,学生早便厌烦了。可这个老师就是不同,学生们竟然听得入迷,记得仔细。
  建中时代的老师,个个别具神采,让正在探索更大世界的少年小马哥,大开眼界。原本就喜欢写文章的小马哥,从丁荣老师这里,收获特别多。大学联考放榜时,丁老师看见小马哥的成绩单,虽然是第一志愿台大法律系,总是爱之深、责之切:“马英九,你考是考得不错,不过国文成绩还可以考得更好一点。马英九的作文基础原本就不错,又有这方面的爱好,加上遇到这么一位好老师,自然是受益匪浅,进步神速。日后,马英九进入政界,成为蒋经国的秘书,受蒋经国之命,起草过不少文案,正是这些文案,深受蒋经国的赏识,也为他日后的政坛生涯,提供了很好的铺垫。这一切,恰恰得益于他在中学时的作文训练。
  还有那位四川籍的历史老师孙静山,大家都觉得他仙风道骨,羽扇纶巾,有三国周郎之风,谈论起古今人物,特别有味道,深得马英九和同学们的爱戴。许多人听孙老师上课,不是为了联考,而是去领受历史的洗礼。就是因为他,班上好几位同学第一志愿填历史系。
  不同风格的老师,曾经在不同时期,形塑了马英九待人处事的基本观念。在马英九心里,老师的影响既深而远,并不会随着时间而褪色,只要有机会,他总会表达自己的感谢,感谢这些老师在成长路途上的教导和栽培。
  马英九念大学时,喧腾一时的保钓事件,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后来在哈佛攻读博士时,论文写的就与“钓鱼台事件”有关。当时,客座台大法律系的丘宏达教授,接受研究生协会的邀请,曾经针对保钓事件发表演讲,马英九一听就着迷。马英九虽然不是丘宏达的正式门生,但是他常常向丘教授请益。多年来,丘宏达教授一直是马英九非常景仰的师长。
  “不论是经师,人师,丘老师都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马英九说,丘老师就是一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做学问的人。每次买书,一定买两套,一套放在办公室,一套放在家里,一有疑问,就可以随时查阅。因此每逢记者半夜打越洋电话来请教国际法方面的问题,丘老师总是能立刻确认资料,给一个最清楚、完整的响应。
  最让小马哥感动的是丘老师的爱国精神。那分爱国心,并不是盲目的、过分感性的热血澎湃,而是对这块土地发自内心的认同。“在美国,丘老师是知名的学者,可以享受很好的生活,但是他就是不入美国籍。”马英九说,光是这点坚持,就让他觉得想掉眼泪。而且返国参加国建会,丘老师还会在名册上备注栏注明:“中华民国的后备军人”。马英九感动之余,还跟丘老师开玩笑说:“我们国军可能不需要您这种年纪的后备军人。”
  马英九在纽约大学读硕士时,修了楼文菲(Andrew F。 Lowenfeld )教授的航空法,他的上课方式和讲义内容,后来成为小马哥自己执教鞭时的参考对象,包括采取“Open Book , take…home”的考试方式,七十二个小时内交卷,很刺激、灵活的出题,让马英九收获良多。
  其间还发生一件有趣的事。航空法这门课很难,“每一个字都看得懂,但是却搞不清楚什么意思,”马英九回忆:“那是我刚到美国念书选修的第一门课,我生平没上过那么难的课,几页书看了整整一个晚上,还是看不懂。”看不懂不行,课堂上有分组读书会,实力立刻分高下。小马哥卯起来啃书,那时还有美国同学笑他:“教授写那几页书都不要一个晚上,你读倒读了一个晚上。”马英九却不以为意。
  后来楼文菲教授给了马英九一个+B的成绩,是同组里表现最好的学生。赢家才有微笑的权利。下学期再修楼文菲教授的“国际经济法”,那个笑过他的同学反而过来要求和马英九同一组。
  马英九本来想请楼文菲教授担任他的博士指导教授,因为后来转赴哈佛,最后是宋恩(Louis B。 Sohn )教授担任他的指导人。波兰裔的宋恩教授堪称“现代海洋法之父”,对国际公法非常熟稔,是重要的法学权威。有这样大名鼎鼎的指导教授,马英九更是不敢大意,每写完两章论文,就请宋恩教授过目。结果稿子回给他时,满是密密麻麻的修改,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改动。
  马英九心里嘀咕:不过就是打字品质差一点嘛。但是宋恩教授严肃地提醒他:“马先生,如果你连小地方都不在意,人家就会觉得,你大的地方也做不好。”一句话,听得马英九当场汗流浃背。一个观念的扭转,从此养成了他严谨的做事态度。即使有一丝想偷懒的念头,宋恩教授的提醒,就会像暮鼓晨钟,在耳边响起。
  从这些老师身上,马英九的体会是:要做学问,就是玩真的,完全不能打马虎眼。因此他自己到学校教书时,对学生的要求就非常严格,特别不容许剽窃、抄袭,毕竟,做学问就是要有做学问的样子。“麻辣鲜师”型的老师,马英九不排斥,但是他强调:“标新立异没问题,重点是要真正让学生学到东西。”
  马家与蒋经国的渊源马英九一生在政坛取得的成就,与蒋经国分不开,两者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因此《欧洲导报》总编张英先生称马英九是蒋经国的隔代传人。
  蒋经国 1910 年 3月 18 日出生于浙江奉化溪口镇。1925年 5月 30 日,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蒋经国曾因积极投入这个运动而被学校当局以“行为越轨”的罪名开除学籍,于是赴北平入吴稚晖所办的“海外补习学校”学习俄文。蒋经国到北平才数月,又因参加反对北洋政府的示威游行,被北平警察局关押两周,获释后于同年 10 月由广州乘苏联轮船经海参崴转西伯利亚铁路前往莫斯科,进入莫斯科孙逸仙大学不久,于 1925 年 12 月加入共产党。
  1927年秋,蒋经国进入列宁格勒托玛卡红军军政学校学习。 1931 年 2月被派到“狄拿马”电汽工厂做学徒,后又被下放到莫斯科附近的石可夫农村劳动,因表现较好,曾被选为村苏维埃副主席。1933年 1月调到埃尔他金矿场主编《工人日报》。同年 10 月调到斯夫洛斯克“乌拉重型机械厂”任副厂长。1934年与铁路工人的女儿(孤儿)乌拉厂的女工费纳结婚。
  1936年月,蒋经国曾在《真理报》发表谴责蒋介石的公开信。 1937 年 3月,蒋经国携妻及一子一女回到上海。回国后,即到杭州谒见蒋介石,蒋介石给他的俄国媳妇取名“蒋方良”,给孙女取名孝章,孙儿取名孝文。1938年 1月,蒋经国被任命为江西省保支处少将副处长,兼江西省政治讲习学院总队长。这个学院专为训练流亡青年而设,以后改编为江西省青年服务团。同年 5月,兼任江西省新兵督练处处长。
  1939年 3月,蒋经国被派往江西赣州,先后任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部筹备主任。发布“禁烟、禁赌、禁娼”令,举办三民主义青年团干部训练班。12月其母被日机炸死,蒋经国泣书“以血洗血”,并勒石立碑。次年 1月任赣县县长,颁布建设新赣南《三年计划纲要》,推行新政。他首先提出“除暴安良”的口号,打击地方恶霸、流氓、地痞的气焰,恢复地方秩序;强调严惩贪污,整饬吏治,提倡“公仆”精神,常常微服出访,搞一些“亲民”的小动作;厉行禁烟、禁赌、禁娼、改良社会风气。他还提出“建设新赣南”的口号,要在赣南树立一个“三民主义模范区”,“开创赣南新时代”,“建设‘五有’(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的新天地”。由于他敢于采取严厉手段对付一切与他作对的人,赣州的恶霸流氓一时有所收敛,政令基本上得以通行,从而他在赣南博得了“蒋青天”的称号。
  蒋经国上任初期,对抗日战争的态度表现很积极,公开赞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赣州一度呈现开明进步的气象。曾一度有“蒋经国在赣州搞共产了”的传说。但在他父亲“庭训”指示下,蒋经国终于在 1940 年 3月开始反共。
  1940年 6月以前,蒋经国还不是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这年 6月,他带职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三期受训一个月,才取得党团员的资格。从此他在三青团的地位迅速上升,七月便被指定为三青团临时中央干事,八月又被指定为三青团江西支团筹备主任。他在赣州赤珠岭创办“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干部训练班”,自己当班主任。他把从苏联学来的一套群众运动的形式,与青红帮江湖义气的精神糅合起来,在生活和训练中强调“效忠团长(指蒋介石)”,“做团长耳目”,“彼此要建立兄弟般的团结”,“同心同德,患难与共”,不分男女,都以“大哥”、“小弟”相称,造成一种“兄弟热”的气氛。这就是他大事宣传的“赤珠岭精神”。这个干部训练班共办了五期,每期一个半月,共训练干部五百多人。
  这些干部后来成了蒋经国“嫡系中的嫡系”,章亚若、王升、肖昌乐等即毕业于青年干部班第一期。章亚若是江西南昌人,南昌沦陷后,1939年流落到赣州,报名参加了青干班,在这里与蒋经国相识,结下了一段不解情缘,后在桂林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即章孝慈与章孝严。
  1945年春天,蒋经国跟随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宋子文赴苏联谈判,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曾受到斯大林的接见。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经国被任命为东北行辕外交特派员。此后,他一直控制“三青团”,成为国民党一个派系的首脑,是他父亲的得力助手。 1946 年秋,实行“党团合并”。三青团的中央干事成了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团的中央监事成了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委员,蒋经国的亲信郑彦棻成了中央委员会的副秘书长。从此,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也有了自己的一派。
  1949年 1月,蒋介石宣告“下野”以后,蒋经国陪着父亲退居溪口,后来在成都登机飞往台湾。1965年 1月任台“国防部”部长,数次出访南朝鲜、日本、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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