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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鲁迅卷7-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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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北京《新潮》月刊第一卷第五号。
  〔2〕 孟真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当时北京大学学生,《新潮》编辑。后留学英、德。曾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等职。
  〔3〕 《新潮》 综合性月刊,北京大学新潮社编辑,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的重要刊物之一。一九一九年一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二年三月出至第三卷第二号停刊。
  〔4〕 史志无的信 载《新潮》第一卷第三号(一九一九年三月),其中说:“览首期所载多哲学及文学之新潮,于科学之新潮尚未能充分提倡,弟愿足下三者并论,于科学之实用者尤当出以供人需要,庶不骸缎鲁薄分既ひ病!?
  〔5〕 《雪夜》 短篇小说,汪敬熙作,载《新潮》第一卷第一号(一九一九年一月)。《这也是一个人》,短篇小说,叶绍钧作;《是爱情还是苦痛》,短篇小说,罗家伦作,均载《新潮》第一卷第三号(一九一九年三月)。
  〔6〕 《扇误》 又译《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剧本,英国王尔德(O。Wilde,1854—1900)作,潘家洵译,载《新潮》第一卷第三号。
  〔7〕 《推霞》 独幕剧,德国苏德曼(H。Sudermann,1857—1928)作,宋春舫用文言翻译,载《新潮》第一卷第二号(一九一九年二月)。
                 一九二四年
  又是“古已有之”〔1〕太炎先生〔2〕忽然在教育改进社年会的讲坛上“劝治史学”
  以“保存国性”,真是慨乎言之。但他漏举了一条益处,就是一治史学,就可以知道许多“古已有之”的事。
  衣萍先生〔3〕大概是不甚治史学的,所以将多用惊叹符号应该治罪的话,当作一个“幽默”。其意盖若曰,如此责罚,当为世间之所无有者也。而不知“古已有之”矣。
  我是毫不治史学的。所以于史学很生疏。但记得宋朝大闹党人〔4〕的时候,也许是禁止元钓学术的时候罢,因为党人中很有几个是有名的诗人,便迁怒到诗上面去,政府出了一条命令,不准大家做诗,违者笞二百!〔5〕而且我们应该注意,这是连内容的悲观和乐观都不问的,即使乐观,也仍然答一百!
  那时大约确乎因为胡适之〔6〕先生还没有出世的缘故罢,所以诗上都没有用惊叹符号,如果用上,那可就怕要笞一千了,如果用上而又在“唉”“呵呀”的下面,那一定就要笞一万了,加上“缩小像细菌放大像炮弹”〔7〕的罪名,至少也得笞十万。衣萍先生所拟的区区打几百关几年,未免过于从轻发落,有姑容之嫌,但我知道他如果去做官,一定是一个很宽大的“民之父母”〔8〕,只是想学心理学是不很相宜的〔9〕。
  然而做诗又怎么开了禁呢?听说是因为皇帝先做了一首,于是大家便又动手做起来了。
  可惜中国已没有皇帝了,只有并不缩小的炮弹在天空里飞,那有谁来用这还未放大的炮弹呢?
  呵呀!还有皇帝的诸大帝国皇帝陛下呀,你做几首诗,用些惊叹符号,使敝国的诗人不至于受罪罢!唉!!!
  这是奴隶的声音,我防爱国者要这样说。
  诚然,这是对的,我在十三年之前,确乎是一个他族的奴隶,国性还保存着,所以“今尚有之”,而且因为我是不甚相信历史的进化的,所以还怕未免“后仍有之”。旧性是总要流露的,现在有几位上海的青年批评家,不是已经在那里主张“取缔文人”,不许用“花呀”“吾爱呀”了么?但还没有定出“笞令”来。
  倘说这不定“笞令”,比宋朝就进化;那么,我也就可以算从他族的奴隶进化到同族的奴隶,臣不胜屏营欣忭之至!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北京《晨报副刊》,署名某生者。
  〔2〕 太炎 章炳麟,参看本卷第6页注〔6〕。一九二四年七月五日,他在南京东南大学召开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次年会上,作《劝治史学及论史学利病》的讲演,其中说:“生为一国之民,不治本国史学,直谓之无国家无国民性之人可也,聚几万万无国民性之人以立国,则国魂已失。”教育改进社,全称“中华教育改进社”,一九二二年七月成立于济南。主要成员有熊希龄、陶知行(行知)、王伯秋等。
  〔3〕 衣萍 章鸿熙(1900—1947),字衣萍,安徽绩溪人。当时在北京大学文学院旁听,是《语丝》撰稿人之一。他在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晨报副刊》发表《感叹符号与新诗》一文,针对张耀翔的所谓多用感叹号的白话诗是“亡国之音”的论调、用幽默讽刺的笔法提出“请愿政府明令禁止”做白话诗、用感叹号。“凡做一首白话诗者打十板屁股”:“凡用一个感叹号者罚洋一元”:“凡出版一本白话诗集或用一百个感叹号者,处以三年的监禁或三年有期徒刑;出版三、四本的白话诗集或用一千个以上的感叹号者,即枪毙或杀头”。
  〔4〕 宋朝大闹党人 宋神宗时,王安石任宰相,实行变法,遭到司马光等人的反对,形成新党与旧党之争。宋哲宗元钓年间旧党得势,他们的政治学术思想被称为元钓学术。
  后来宋徽宗打击旧党,严禁元钓学术传播。《宋史g徽宗纪》载:崇宁二年十一月,徽宗下?骸耙栽鲅跽戮弁酱谡撸嗨静炀伲胤N奚狻!辈⒔韭砉狻⑺臻热鹁湃孙悦⒈谔Ф死衩徘埃肝榈常莆橙吮蛟龅潮?
  〔5〕 关于宋朝禁诗的事,据宋代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政和间,大臣有不能为诗者,因建言诗为元钓学术,不可行。李彦章为御史,承望风旨,遂上章论陶渊明、李、杜而下皆贬之;因诋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秦少游等,请为科禁。……何丞相伯通适领修律令,因为科云:”诸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是岁冬初雪,太上皇意喜,吴门下居厚首作诗三篇以献,谓之口号,上和赐之。自是圣作时出,讫不能禁,诗遂盛行于宣和之末。“按文中所说”笞二百“鲁迅曾予更正,参看《集外集拾遗补编g笞二百系笞一百之误》。
  玻丁场「手「剩ǎ保福梗薄保梗叮玻质手不占ㄏ恕1本┐笱Ы淌?。曾为《新青年》杂志编辑之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右翼代表人物。他的《尝试集》(一九二○年出版)被张耀翔用作攻击新诗使用惊叹号的例证之一。
  〔7〕 “缩小像细菌放大像炮弹” 张耀翔在《心理》杂志第三卷第二号(一九二四年四月)发表《新诗人的情绪》一文,把当时出版的胡适《尝试集》、康白情《草儿》、郭沫若《女神》等新诗集里面的惊叹号加以统计,并讽刺说:“仰看像一阵春雨,俯看像数亩禾田;缩小看像许多细菌,放大看像几排弹丸。”认为这是消极、悲观、厌世情绪的表现,多用惊叹符号的白话诗是“亡国之音”。
  〔8〕 “民之父母” 语见《诗经g小雅g南山有台》:“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旧时常用以称呼地方官。
  〔9〕 这是对张耀翔的讽刺。张耀翔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中华心理学会刊物《心理》杂志的编辑主任。他在《新诗人的情绪》一文中说:“职是之故,心理学者关于情绪之研究,远较他种精神研究为少……余久欲努力於情绪之研究……其方法为何,即取其专为表情之著作——诗,盛行之白话诗——而分析之。”
              通讯〔1〕(致郑孝观)
                 孝观先生:
  我的无聊的小文,竟引出一篇大作,至于将记者先生打退〔2〕,使其先“敬案”而后“道歉”,感甚佩甚。
  我幼时并没有见过《涌幢小品》〔3〕;回想起来,所见的似乎是《西湖游览志》及《志余》〔4〕,明嘉靖中田汝成作。可惜这书我现在没有了,所以无从复案。我想,在那里面,或者还可以得到一点关于雷峰塔的材料罢。
  鲁迅。二十四日。
  案:我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中,说这就是保岔塔,而伏园以为不然。郑孝观先生遂作《雷峰塔与保岔塔》一文,据《涌幢小品》等书,证明以这为保岔塔者盖近是。
  文载二十四日副刊中,甚长,不能具引。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三日,补记。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北京《京报副刊》。
  郑孝观,后改名宾于,四川酉阳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毕业,曾任北京中俄大学讲师。
  〔2〕 记者先生 指孙伏园,当时《京报副刊》的编辑。《论雷峰塔的倒掉》发表时,鲁迅在篇末加有如下附记:“今天孙伏园来,我便将草稿给他看。他说,雷峰塔并非就是保岔塔。那么,大约是我记错的了,然而我却确乎早知道雷峰塔下并无白娘娘。现在既经前记者先生指点,知道这一节并非得于所看之书,则当时何以知之,也就莫名其妙矣。特此声明,并且更正”。后孙伏园在发表郑孝观的《雷峰塔与保岔塔》时附有“伏园敬案”,说:“郑先生所举证据非常确凿,我不但不想来推翻并且也无法来推翻”,并表示“恭恭敬敬的向鲁郑二先生道歉”。但他又引用《西湖指南》和《游杭纪略》的记载,证明雷峰塔并非保岔塔。
  〔3〕 《涌幢小品》 明代朱国桢著,共三十二卷。内容多是明代典故以及史实考证。该书卷十四有关于保岔塔的简单记载。
  〔4〕 《西湖游览志》 二十四卷,又《志余》二十六卷,记述西湖名胜古迹、民间传说、掌故轶闻等。田汝成,字叔禾,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明代文学家。
                 一九二五年
                诗歌之敌〔1〕
  大前天第一次会见“诗孩”〔2〕,谈话之间,说到我可以对于《文学周刊》〔3〕投一点什么稿子。我暗想倘不是在文艺上有伟大的尊号如诗歌小说评论等,多少总得装一些门面,使与尊号相当,而是随随便便近于杂感一类的东西,那总该容易的罢,于是即刻答应了。此后玩了两天,食粟而已,到今晚才向书桌坐下来豫备写字,不料连题目也想不出,提笔四顾,右边一个书架,左边一口衣箱,前面是墙壁,后面也是墙壁,都没有给我少许灵感之意。我这才知道:大难已经临头了。
  幸而因“诗孩”而联想到诗,但不幸而我于诗又偏是外行,倘讲些什么“义法”之流,岂非“鲁般门前掉大斧”〔4〕。记得先前见过一位留学生,听说是大有学问的。他对我们喜欢说洋话,使我不知所云,然而看见洋人却常说中国话。这记忆忽然给我一种启示,我就想在《文学周刊》上论打拳;至于诗呢?留待将来遇见拳师的时候再讲。但正在略略踌躇之际,却又联想到较为妥当的,曾在《学灯》〔5〕——不是上海出版的《学灯》——上见过的一篇春日一郎的文章来了,于是就将他的题目直抄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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