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卷7-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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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五日《十字街头》第三期（初为双周刊，木期改旬刊），署名阿二。
〔２〕一中全会指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九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届
一中全会。会上宁粤两派因争权夺利和推卸卖国罪责，互相漫骂。当时报纸称之为“言词争执”。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申报》在《二次大会中言词争执经过》题下载南京二十
六日电：
“昨日会中粤委某提出张学良处分案，发言滔滔不绝，谓不仅张应负丧师失地责任，即南京政府亦当负重要责任，报告毕，吴敬恒即起立，谓张学良固应负责，南京政府亦当负不抵抗之责任，至赴日勾结日本来祸中国之卖国者，亦不能不科以责任，粤委某起立，诘吴卖国者何指，吴答当事者不能不知，当时有人呼对对对，亦有喊嗤嗤嗤”。
〔３〕 吴老头子 指吴稚晖（１８６６—１９５３），名敬恒，江苏武进人。
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他讲话时，常夹有从《何典》的开头学来的“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的话头。
〔４〕 皇太子 指孙科（１８９１—１９７３），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行政院长，粤派头目之一。据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申报》“南京专电”：“今日二次大会讨论锦州问题时，吴敬恒发言中，有此次东省事件，京方绝未卖国，卖国贼另有其人，锦州之危，其咎不在张学良，咎在某某，孙科疑为讽刺粤方，颇感不快，散会后即于下午赴沪。”
又二十七日《申报》“本埠新闻”：“自孙科、李文范等突然离京来沪后，时局空气又复紧张，……大会特派敦劝使者蒋作宾、陈铭枢、邹鲁等先后来沪速驾”。
〔５〕 大柱石 指胡汉民等。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申报》报导林森促胡汉民入京与会电文中，有“我公为党国柱石，万统共仰”等语。
〔６〕 展堂 胡汉民（１８７９—１９３６），号展堂，广东番禺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当时称患高血压症，拒绝到南京与会。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申报》报导他复林森电说：“弟血压尚高……医言如不静摄，将时有中风猝倒之患，用是惴惴，未能北行”。
〔７〕 精卫 汪精卫（１８８３—１９４４），名兆铭，原籍浙江绍兴，生于广东番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抗日战争时期成为大汉奸。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申报》载《汪精卫因病暂难赴京，医谓尚须休养三月》的新闻：“伍朝枢语人，汪精卫之疾，除糖尿症外，肝部生一巨虫”。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１〕——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北京大学第二院讲上海的情形，也非诸君所知。所以今天还是讲帮闲文学与帮忙文学。
这当怎么讲？从五四运动后，新文学家很提倡小说；其故由当时提倡新文学的人看见西洋文学中小说地位甚高，和诗歌相仿佛；所以弄得像不看小说就不是人似的。但依我们中国的老眼睛看起来，小说是给人消闲的，是为酒余茶后之用。因为饭吃得饱饱的，茶喝得饱饱的，闲起来也实在是苦极的事，那时候又没有跳舞场：明末清初的时候，一份人家必有帮闲的东西存在的。那些会念书会下棋会画画的人，陪主人念念书，下下棋，画几笔画，这叫做帮闲，也就是篾片！所以帮闲文学又名篾片文学。小说就做着篾片的职务。汉武帝时候，只有司马相如不高兴这样，常常装病不出去。〔２〕至于究竟为什么装病，我可不知道。倘说他反对皇帝是为了卢布，我想大概是不会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卢布。大凡要亡国的时候，皇帝无事，臣子谈谈女人，谈谈酒，像六朝的南朝，开国的时候，这些人便做诏令，做敕，做宣言，做电报，——做所谓皇皇大文。主人一到第二代就不忙了，于是臣子就帮闲。所以帮闲文学实在就是帮忙文学。
中国文学从我看起来，可以分为两大类：（一）廊庙文学，这就是已经走进主人家中，非帮主人的忙，就得帮主人的闲；与这相对的是（二）山林文学。唐诗即有此二种。如果用现代话讲起来，是“在朝”和“下野”。后面这一种虽然暂时无忙可帮，无闲可帮，但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３〕。如果既不能帮忙，又不能帮闲，那么，心里就甚是悲哀了。
中国是隐士和官僚最接近的。那时很有被聘的希望，一被聘，即谓之征君；开当铺，卖糖葫芦是不会被征的。我曾经听说有人做世界文学史，称中国文学为官僚文学。看起来实在也不错。一方面固然由于文字难，一般人受教育少，不能做文章，但在另一方面看起来，中国文学和官僚也实在接近。
现在大概也如此。惟方法巧妙得多了，竟至于看不出来。
今日文学最巧妙的有所谓为艺术而艺术派。这一派在五四运动时代，确是革命的，因为当时是向“文以载道”〔４〕说进攻的，但是现在却连反抗性都没有了。不但没有反抗性，而且压制新文学的发生。对社会不敢批评，也不能反抗，若反抗，便说对不起艺术。故也变成帮忙柏勒思（ｐｌｕｓ）〔５〕帮闲。为艺术而艺术派对俗事是不问的，但对于俗事如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人是反对的，则如现代评论派〔６〕，他们反对骂人，但有人骂他们，他们也是要骂的。他们骂骂人的人，正如杀杀人的一样——他们是刽子手。
这种帮忙和帮闲的情形是长久的。我并不劝人立刻把中国的文物都抛弃了，因为不看这些，就没有东西看；不帮忙也不帮闲的文学真也太不多。现在做文章的人们几乎都是帮闲帮忙的人物。有人说文学家是很高尚的，我却不相信与吃饭问题无关，不过我又以为文学与吃饭问题有关也不打紧，只要能比较的不帮忙不帮闲就好。
〔１〕 本篇记录稿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天津《电影与文艺》创刊号。
收入本书的曾经鲁迅修订。
〔２〕 关于司马相如装病不出的事，据《史记g司马相如传》：“相如口吃而善著书？３Ｓ邢始病Ｓ胱渴匣椋挠诓啤Ｆ浣嘶拢闯⒖嫌牍涔抑拢３撇∠芯樱荒焦倬簟！？
〔３〕 “心存魏阙” 语出《庄子g让王》：“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恒冢糯派衔∪桓咚实穆ス郏罄从米鞒⒌拇啤？
〔４〕 “文以载道” 语出宋代周敦颐《通书g文辞》：“文所以载道也”。
〔５〕 柏勒思（Ｐｌｕｓ） 英语：“加”的意思。
〔６〕现代评论派指《现代评论》杂志（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在北京创刊）的主要撰
稿人胡适、陈西滢、徐志摩等。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三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发表的《闲话》中标谤“绝不肆口粻骂”。但实际上他们常对鲁迅和他们所反对的人进行种种攻击和谩骂。
今春的两种感想〔１〕
——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北平辅仁大学讲不过因为奔忙匆匆未顾得及，同时也没有什么可带的。
我近来是在上海，上海与北平不同，在上海所感到的，在北平未必感到。今天又没豫备什么，就随便谈谈吧。
昨年东北事变详情我一点不知道，想来上海事变〔２〕诸位一定也不甚了然。就是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这里死命的逃死，那里则打牌的仍旧打牌，跳舞的仍旧跳舞。
打起来的时候，我是正在所谓火线里面〔３〕，亲遇见捉去许多中国青年。捉去了就不见回来，是生是死也没人知道，也没人打听，这种情形是由来已久了，在中国被捉去的青年素来是不知下落的。东北事起，上海有许多抗日团体，有一种团体就有一种徽章。这种徽章，如被日军发现死是很难免的。然而中国青年的记性确是不好，如抗日十人团〔４〕，一团十人，每人有一个徽章，可是并不一定抗日，不过把它放在袋里。但被捉去后这就是死的证据。还有学生军〔５〕们，以前是天天练操，不久就无形中不练了，只有军装的照片存在，并且把操衣放在家中，自己也忘却了。然而一被日军查出时是又必定要送命的。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这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这样只是作戏似的。日本人一看见有徽章，有操衣的，便以为他们一定是真在抗日的人，当然要认为是劲敌。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
中国实在是太不认真，什么全是一样。文学上所见的常有新主义，以前有所谓民族主义的文学〔６〕也者，闹得很热闹，可是自从日本兵一来，马上就不见了。我想大概是变成为艺术而艺术了吧。中国的政客，也是今天谈财政，明日谈照像，后天又谈交通，最后又忽然念起佛来了。外国不然。以前欧洲有所谓未来派艺术。未来派的艺术是看不懂的东西。但看不懂也并非一定是看者知识太浅，实在是它根本上就看不懂。文章本来有两种：一种是看得懂的，一种是看不懂的。假若你看不懂就自恨浅薄，那就是上当了。不过人家是不管看懂与不懂的——看不懂如未来派的文学，虽然看不懂，作者却是拚命的，很认真的在那里讲。但是中国就找不出这样例子。
还有感到的一点是我们的眼光不可不放大，但不可放的太大。
我那时看见日本兵不打了，就搬了回去，但忽然又紧张起来了。后来打听才知道是因为中国放鞭炮引起的。那天因为是月蚀，故大家放鞭炮来救她。在日本人意中以为在这样的时光，中国人一定全忙于救中国抑救上海，万想不到中国人却救的那样远，去救月亮去了。
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到天外，而这两者之间的一圈可是绝不注意的，譬如食物吧，近来馆子里是比较干净了，这是受了外国影响之故，以前不是这样。例如某家烧卖好，包子好，好的确是好，非常好吃，但盘子是极污秽的，去吃的人看不得盘子，只要专注在吃的包子烧卖就是，倘使你要注意到食物之外的一圈，那就非常为难了。
在中国做人，真非这样不成，不然就活不下去。例如倘使你讲个人主义，或者远而至于宇宙哲学，灵魂灭否，那是不要紧的。但一讲社会问题，可就要出毛病了。北平或者还好，如在上海则一讲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