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镜子-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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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则以骑卒居中，步卒环之，短兵接战，亦勿令离队伍，贵持重而敌骑无以驰突也〃。　
连远在河北前线部队和敌人会战的地点以及步外骑内的战斗部署都给早日规定了。一○○四年八月出阵图示辅臣，十一月又出阵图，一行一止，付殿前都指挥使高琼等。　
一○四五年宋仁宗读《三朝经武圣略》，出阵图数本以示讲读官。　又赐辅臣及管军臣僚临机抵胜图。　一○五四年赐近臣御制攻守图。　
一○七二年宋神宗赐王韶御制攻守图、行军环株、战守约束各一部，仍令秦凤路经略司钞录。　
一○七四年又和大臣讨论结队法，并令五路安抚使各具可用阵队法，及访求知阵队法者，陈所见以闻，　出攻守图二十五部赐河北。　
一○七五年讨论营阵法，郭固、沈括都提出意见，宋神宗批评当时臣僚所献阵图，以为皆妄相惑，无一可取；并说：〃果如此辈之说，则两敌相遇，须遣使预约战日，择一宽平之地，仍夷阜塞壑，诛草伐木，如射圃教场，方可尽其法耳。以理推之，知其不可用也决矣。〃否定当时人所信从的唐李筌《太白阴经》中所载阵图，以为李筌的阵图止是营法，是防御部署，不是阵法。而采用唐李靖的六花阵法，营阵结合，止则为营，行则为阵，以奇正言之，则营为正，阵为奇，定下新的营阵法。沈括以为〃若依古法，人占地二步，马四步，军中容军，队中容队，则十万人之队，占地方十余里，天下岂有方十里之地，无丘阜沟涧林木之碍者！兼九军共以一驻队为篱落，则兵不可复分，如九人共一皮，分之则死，此正孙武所谓靡军也〃。　
可见宋神宗的论断，是采取了沈括的意见的。宋代统治者并以阵法令诸军演习，如宋仁宗即位后，便留心武备，令捧日、天武、神卫、虎翼四军肄习战阵法。　
一○四四年韩琦、范仲淹请于鄜延、环庆、泾原路各选三军，训以新定阵法；于陕西四路抽取曾押战队使臣十数人，更授以新议八阵之法，遣往河北阅习诸军。这个建议被采纳了，一○四五年遣内侍押班任守信往河北路教习阵法。　
到命将出征，就以阵图约束诸将，如九七九年契丹入侵，命李继隆、崔翰、赵延进等将兵八万防御，宋太宗亲授阵图，分为八阵，要不是诸将临时改变阵法，几乎打大败仗。　
一○七○年李复圭守庆州，以阵图授诸将，遇敌战败，复圭急收回阵图，推卸责任，诸将以战败被诛。　　　　　　　　　　　
　　　
第45节：阵图和宋辽战争（3）　　　　　　　　　
　　在宋代统治者讲求阵法的鼓励下，诸将纷纷创制阵图，如一○○一年王超援灵州，上二图，其一遇敌即变而为防阵，其一置资粮在军营之外，分列游兵持劲弩，敌至则易聚而并力。　
一○三六年洛苑使赵振献阵图。一○四一年知并州杨偕献龙虎八阵图。青州人赵宇献大衍阵图。一○四五年右领军卫大将军高志宁上阵图。一○五一年泾原经略使夏安期上弓箭手阵图，一○五五年并代钤辖苏安静上八阵图，一○七四年定州路副都总管、马步军都虞侯杨文广献阵图及取幽燕之策。这个杨文广就是宋代名将杨六郎的儿子，也就是为人所熟知的穆柯寨里被俘的青年将领杨宗保。　
　　　　
　　在作战时，选拔骁将作排阵使。如九七六年攻幽州，命田钦祚与郭守文为排阵使，钦祚正生病，得到命令，喜极而死。一○○二年周莹领高阳关都部署，为三路排阵使。一○○四年澶渊之役，石保吉、李继隆分为驾前东西都排阵使等等。　
　　　　
　　由于皇帝事先所制阵图不可能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统军将帅又不敢违背节制，只好机械执行，结果是非打败仗不可。一○七五年宋神宗和朝廷大臣研究对辽的和战问题，张方平问宋神宗，宋和契丹打了多少次仗，其中打了多少次胜仗，多少次败仗，宋神宗和其他大臣都答不出来。神宗反问张方平，张说：〃宋与契丹大小八十一战，惟张齐贤太原之战，才一胜耳〃。　
八十一仗败了八十次，虽然失于夸大，但是，大体上败多胜少是没有疑问的。打败仗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主观主义的皇帝所制阵图的罪过。　　　
　　相反，不凭阵图，违背皇帝命令的倒可以不打败仗。道理是临机应变，适应客观实际情况。著例如九七九年满城之战，李继隆、赵延进、崔翰等奉命按阵图分为八阵。军行到满城，和辽军骑兵遭遇，赵延进登高瞭望，敌骑东西两路挺进，连成一片，不见边际。情况已经危急了，崔翰等还在按图布阵，每阵相去百步，把兵力分散了，士卒疑惧，略无斗志。赵延进、李继隆便主张改变阵势，把原来〃星布〃的兵力，集中为两阵，前后呼应。崔翰还怕违背节制，万一打败仗，责任更大。赵延进、李继隆拍胸膛保证，如打败仗，由他两人负责。才改变阵势，兵力集中了，士卒忻喜，三战大破敌军。这里应该特别指出，赵延进的老婆是宋太宗尹皇后的妹子，李继隆则是宋太宗李皇后的兄弟，两人都是皇帝亲戚，所以敢于改变阵图，转败为胜。　
另一例子是一○○一年威虏军之战。镇、定、高阳关三路都部署王显奉诏于近边布阵和应援北平控扼之路。但辽军并没有根据宋真宗的〃作战部署〃行事，这年十月入侵，前锋挺进，突过威虏军，王显只好就地迎击。刚好连日大雨，辽军的弓以皮为弦，雨久潮湿，不堪使用，王显乘之大破敌军。虽然打了胜仗，还是忧悸不堪，以违背诏命，自请处分。宋真宗亲自回信慰问，事情才算结束。　
　　　　　　　　　　

第46节：阵图和宋辽战争（4）　　　　　　　　　
　　前方将帅只有机械地执行皇帝所发阵图的责任，在不符合实际客观情况下，也无权临机应变，以致造成屡战屡败，丧师辱国的局面，当时的文臣武将是很深切了解这一点的，多次提出反对意见，要求不要再发阵图，给前方统帅以机动作战的权力。例如九八九年知制诰田锡上疏说：〃今之御戎，无先于选将帅，既得将帅，请委任责成，不必降以阵图，不须授之方略，自然因机设变，观衅制宜，无不成功，无不破敌矣。……况今委任将帅，而每事欲从中降诏，授以方略，或赐以阵图，依从则有未合宜，专断则是违上旨，以此制胜，未见其长〃。　
九九九年，京西转运副使朱台符上疏说：〃夫将帅者王之爪牙，登坛授钺，出门推毂，阃外之事，将军裁之，所以克敌而制胜也。近代动相牵制，不许便宜。兵以奇胜，而节制以阵图，事惟变适，而指踪以宣命，勇敢无所奋，知谋无所施，是以动而奔北也〃。　
一○四○年三司使晏殊力请罢内臣监军，不以阵图授诸将，使得应敌为攻守。　
同时王德用守定州，也向宋仁宗指出真宗时的失策：〃咸平景德（时）边兵二十余万，皆屯定武，不能分扼要害，故敌得轶境，径犯澶渊。且当时以阵图赐诸将，人皆谨守，不敢自为方略，缓急不相援，多至于败。今愿无赐阵图，第择诸将，使应变出奇，自立异功，则无不济〃。　
话都说得很透彻，但是，都被置之不理，像耳边风一样。其道理也很简单，一句话就是统治者对爪牙的不信任。最好的证据是以下一个例子。九九二年盐铁使李惟清建议慎擢将帅，以有威名者俾安边塞，庶节费用。宋太宗对他说私话：〃选用将帅，亦须深体今之几宜。……今纵得人，未可便如古委之。此乃机事，卿所未知也〃。　
由此看来，即使将帅得人，也不能像古代那样授权给他们，而必须由皇帝亲自节制，阵图是节制诸将的主要手段，是非要不可的。　　　
　　王安石和宋神宗曾经几次讨论宋太宗以来的阵图问题，并且比较了宋太祖太宗兄弟两人的御将之道，说得十分清楚。一次是在一○七二年八月：　　　
　　神宗论太宗时用兵，多作大小卷（阵图）付将帅，御其进退，不如太祖。　　　
　　王安石曰：太祖知将帅情状，故能得其心力。如言郭进反，乃以其人送郭进，此知郭进非反也，故如此。所以如进者皆得自竭也。其后郭进乃为奸人所摧，至自杀。杨业亦为奸人所陷，不得其死。将帅尽力者乃如此，则谁肯为朝廷尽力？此王师所以不复振，非特中御之失而已。　
　　
　　神宗曰：祖宗时从中御将，盖以五代时士卒或外附，故惩其事而从中御。　　　
　　王安石曰：太祖能使人不敢侮，故人为用，人为用，故虽不中御，而将帅奉令承教无违者，此所以征则强，守则固也。　　　　　　　　　　　
　　
第47节：阵图和宋辽战争（5）　　　　　　　　　
　　指出从中御将，颁赐阵图是惩五代之事，是怕士卒叛变，怕将帅割据，指出宋太祖虽不中御，而将帅奉令惟谨。反面的话也就是宋太宗和他以下的统治者，不能使人不敢侮，因之也就越发不放心，只好从中御将，自负胜败之责了。　
　　
　　另一次讨论在第二年十一月：　　　
　　宋神宗问先朝何以有澶渊之事。　　　
　　安石曰：太宗为傅潜奏防秋在近，亦未知兵将所在，诏付两卷文字云，兵数尽在其中，候贼如此，即开某卷，如彼，即开某卷。若御将如此，即惟傅潜王超乃肯为将。稍有才略，必不肯于此时为将，坐待败衄也。但任将一事如此，便无以胜敌。　
　　　　
　　连兵将所在、兵数多少也不知道的前方统帅，只凭皇帝所发阵图作战。这样的统帅，这样的御将之道，要打胜仗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是宋辽战争中宋所以屡战屡败，不能收复幽燕的原因之一。这也是宋代著名将帅如广大人民所熟知的杨业，所以遭忌故死，狄青做了枢密使以后，被人散布谣言去职忧死的原因。因为这些人都不像傅潜、王超那样，而是有才略、有决断、有经验、有担当的。同时，这一事实也反映了宋代统治阶级内部的深刻矛盾。　
　　
　　（原载一九五九年四月七日《新建设》第四期，后收入《灯下集》）　　　　　　　　　

第48节：度牒　　　　　　　　　
　　度？牒　　　
　　《水浒传》第四回写鲁达三拳打死了镇关西以后，从渭州（今甘肃平凉）逃到代州雁门县（今山西雁门），因为官府画影图形，到处张贴榜文，缉捕很急，只好在五台山出家当了和尚，起个法名叫鲁智深。从此，寺院里多了一个和尚，在俗世却少一个犯罪逃亡的军官，打死镇关西这一案子由于无处追查，便此了结。　
　　
　　在鲁达出家之前，赵员外对他说，〃已买下一道五花度牒在此。〃照常理说，度牒是出家人的身份证，应该由替他剃度的寺院填给，怎么鲁达在没有出家之前，赵员外的家里就买了一道度牒呢？而且度牒既是出家人的身份证，又怎么可以买卖呢？卖主又是谁呢？　
　　
　　原来在宋朝，度牒是可以买卖的，卖主是宋朝中央政府。公元一○六七年宋朝政府开始出卖度牒，一直卖到宋亡。在这两百年中，卖度牒所得的钱在政府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一道度牒的价格因时因地不等，如宋神宗时官价每道卖钱一百三十千，但在夔州路则卖到三百千，广西路则卖到六百五十千。　
当时中原一带米价每斗不过七、八十文至一百文。　每道度牒折合米约在一百三、四十石以上。南宋时每道度牒卖钱一百二十贯至八百贯或折米一百五十石至三百石。　　　　　
　　度牒这样贵，什么人才能买得起？当然只有财主赵员外那样的人了。　　　
　　买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