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士-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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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随便，没意见，我只管写词谱曲。对我来说，谁唱都一样。咱们今天吃什么菜？
史迪说，吃冬瓜吧？冬瓜减肥，越瘦越像艺术家。嗨，高个儿，你是吃饱撑的还是尿憋的？要女的干吗呀。《生理卫生》上说她们每月都有那么几天情绪特不稳定，还老肚子痛。看来这书你还真是白念了，三人才是最完美的组合，三角稳固。刘健你说对不对？
我接过窗口递出的馒头，把最粘手的那个馒头皮揭掉，贴在了窗口上，对史迪说，这事儿你跟高个儿商量就是了。王老头儿昨晚肯定又去搓牌了，你瞧这馒头，捏一下就起不来。
…………
吃完早餐，我躺在宿舍抽了几根烟。高个儿把第二节英语课上班主任可能会点名要某某到黑板上默写的几个英语单词写在手心里，以防万一。史迪则把“随身听”的耳机装进袖子，准备在课堂上双手托着脑袋装着认真听讲的样子听音乐。
上午，第一节课还没上完，教导主任在我们教室门口贸然出现。他朝代数老师打了个手势，代数老师满脸神秘兮兮地出去又神秘兮兮地进来，点了我们三个的名字，要我们出去一下。
我们懵懵懂懂地走出教室，跟在教导主任身后，屁颠屁颠地去了教务处。
问题全出在高个儿身上。他的心理素质实在是太差了，看来素质教育的效果不大。面对教导主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诱惑与威慑，他打鼓时的摇曳多姿与洋洋得意全不见了。每当他嘴里出现走漏风声的词语或者有“争取宽大处理”的念头之时，我和史迪就在旁边一个劲儿地朝他使眼色，以“慢半拍”著称的他自然是不领其意。聪明伶俐的教导主任倒是有所察觉，遂把我们三个隔离，分别问昨晚到底去哪儿了，那么晚才回来？女生说她离开教室回宿舍的时候已将近凌晨一点了。
结果呢，咳，我们三个说出三种答案：
1。昨晚我和史迪还有刘健在学校对面的饭馆里吃牛肉面，还喝了点儿酒，不信你去问他俩？
2。昨晚我和刘健两个人在操场上锻炼身体，我们看见有人在沙坑里小便，还有人坐在旗杆下谈恋爱，不信你问他是不是真的？
3。昨晚离开教室后我们三个立即就回宿舍睡觉了。这段时间宿舍的风气越来越坏了，大半夜里还有人说话，不信你问问史迪和高个儿是不是真的？
第一部分破茧出蛹
教导主任又把我们三个叫到一块儿，说，说的都不错，都他妈挺会编的，没准儿将来你们都是杰出的政治家，学校还真是委屈了你们！政治家们，现在你们只剩下两条路了。回家叫你们老爷子到学校来一趟，另一条是退休回家，永远都不要再来。
我和史迪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后者。谁敢叫老爷子到学校来一趟啊，这简直是与虎谋皮！
后代不争气拉倒，何苦再往前辈脸上贴金？刚愎自用的他万一受不了教导主任的奚落，一怒之下先甩我们几个耳光再牵着我们的手回家，还不如自己说头痛、脑神经衰弱读不下去了来得舒坦。几天过后，就在我们三个躲在学校门口的牛肉面馆里商量着随便找几个中年人冒充我们父亲到学校跟教导主任交涉的时候，教学楼面朝阳光的那扇墙壁上并排贴出了三张关于把我们“勒令退学”的告示，每张告示上还用红墨水画了个大大的对号。红色大对号在白纸的映衬与阳光照耀下，鲜艳夺目。
我发誓，在化学老师向我们解释说“画红色大叉你们就要被枪毙”之前，我们的确以为那三个熠熠生辉的红色大对号是对我们英雄行为的最后赞美。老实说，文具盒里的蛤蟆根本就不是我放的，之所以被诛连是因为那天晚上我们三个去了“越位”酒吧。我们之所以去那儿演出，是那罪该万死的胖女生拉我们皮条的缘故。“越位”酒吧的老板娘是胖女生的母亲。胖女生不止一次地向我们夸耀她妈那酒吧的生意是多么多么的兴隆，经常有乐队演出，每次乐队演出过后，她妈都会付给乐队特别特别多的钱。
我们去了“越位”酒吧，对胖女生的母亲说，你女儿介绍我们来的。胖女生的母亲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说，学生搞乐队挺不容易的，今晚上我就照顾你们学生一回，刚好还没向“ 希望工程”捐过钱呢。演出从10点开始到11点半，总共一个半小时，如果演出很成功，把客人的情绪给煽起来的话，我给你们三个每人100块，以后还请你们再来，怎么样？
我们兴高采烈还带着那么点儿感激地接受了。乐器调试稳妥，我们先要了几瓶啤酒，然后趁着酒劲儿上了场。史迪站在舞台上，捂着麦克风，说：
——朋友们，晚上好。我们是“破茧”乐队，破茧出蛹。第一首歌，《成长》。希望你们喜欢。
酒吧里饮酒的客人稀里哗啦地鼓起了掌，史迪的歌唱随之响起：我成长的地方人们都很善良
为了一百块钱改变所有立场
我深爱着阳光但没人把我赞扬
面对各种肮脏我在成长
我成长的地方人们都很坚强
为了妻儿老小昧着良心说谎
害怕拦路抢劫担心集体上访
面对各种危险我在成长
我们都在成长可土地缺乏营养
我靠在电线杆上 挺着我的胸膛
我们都在成长可哪里才是方向
让我跟着谁 跟着谁未来将会怎样我勾着脑袋幻想
睁开眼睛看看周围的目光冰凉
我深爱着领导但他们并不慈祥
面对各种伎俩我在成长
我们都在成长可土地缺乏营养
我靠在电线杆上 挺着我的胸膛
我们都在成长可哪里才是方向
让我跟着谁 跟着谁 跟着谁去闯
第一部分成全寻欢作乐者的愿望
一首歌唱完，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酒吧里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客人们兴致高昂地叫喊着再来一首、再来一瓶……我们辛辛苦苦折腾了近两个小时之久，成全了寻欢作乐者的美好愿望。除了唱自己写的歌曲之外，我们还翻唱了崔健的《花房姑娘》。
演出结束，高个儿说他的手臂都酸了。史迪说回去得赶快吃牛黄解毒片。我生了茧的手指头也在隐隐作痛。好在客人们反应不错，我们唱《花房姑娘》的时候，好几位醉醺醺的家伙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走到台下，挥着手，摇头晃脑地跟着我们一起歌唱……临走的时候，我们背着乐器到吧台找胖女生的母亲取酬，找了半天不见人影。后来终于在包房把她给找到了。她竟然说我们的音乐太吵了，只肯付100元了事，而不是事先说好的每人100块。
我们自然是很不服气，再他妈的学生也不至于学生到这个地步吧？
史迪开始与胖女生的母亲辩理，说，开始咱们不是讲好了吗，为什么突然变卦，把我们当猴子耍啊？
胖女生的母亲说，别忘了我是商人。还没算你们的酒钱呢！钱你们要还是不要？不要就赶快走人，我要打烊。联合国世妇会都在北京召开了，几个毛头小子你们想怎样？！
碰上这种两面三刀的臭娘儿们，除了自认倒霉已没有太多的办法可想，因为酒吧门口那几位脖子里系着蝴蝶结的保安正双手叉腰，虎视眈眈地望着我们。高个儿接过胖女生母亲递来的100块，当场就把钱撕成两半，扔在地上踹了一脚。然后拉起我和史迪的手，怒气冲冲地扬长而去。
胖女生的母亲在我们身后说了句“我操，简直是反了！”好在门口的保安没做出什么过激的举动。
回来的路上，史迪一个劲儿地埋怨高个儿干了件傻事儿，说，傻B你撕钱干吗呀？撕了就算了，你为什么还扔到 地上？那是咱们的劳动所得啊。傻B你怎么就不把它扔我口袋里面呢？用透明胶布一粘，照样当钱花。
高个儿说，别提了，就当那100块钱给她送葬了。
史迪说，不行，不能就这么便宜她。得想办法整整她，出口恶气。嗨，对了，她女儿不是在咱们身边吗？母债女还，明儿揍她一顿，一拳头把她夯出个麻风、肺结核之类的传染病。姜是老的辣，别忘了嫩的也是姜。
高个儿说，揍她干吗？把她给奸了多痛快，一口气奸个怪胎出来。
史迪说，把别人奸出个怪胎，你还觉得挺光彩？
…………
我们无可奈何地说笑着回到学校，喊门卫开门的时候，史迪在昏黄的路灯下看到那只正笨重跳跃的丑陋蛤蟆，顺手捡起装进口袋。进宿舍之后，史迪说书包忘在教室了，向值班同学要来钥匙，就去教室干了那件好事。
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是挺恨自己的。当时我怎么就没想到在门口转上几圈，多捡几只蛤蟆，把那女生的书包、抽屉还有板凳下面也放上几只呢？
第一部分事情总是奇妙得令人难以置信
离开学校，我成了正经八百的待业青年。
一向我就对“待业青年”这个称谓万分反感。在我看来，待业青年几乎就是流氓无赖的儒雅称呼。每当电视、报纸或者广播里介绍某个正在侦破的恶性案件时，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大都以一句“待业青年”概而蔽之，把待业青年糟蹋得跟“罪犯预备队”似的。所以，为了减少犯罪的可能性，我迫使自己尽量避免在街头出现。但整天在家里呆着实在是郁闷，百无聊赖。你知道的，睡够八小时之后再躺在床上蒙着脑袋睡觉，那滋味的确是比熬了两天两夜还要难受。
每当夜幕降临，孤独无助却又渴望飞翔的我就犹如困兽，趴在窗户上看远处大街上流光溢彩、近处楼房内的万家灯火，或者打开电视闭着眼睛听新闻。我实在不愿去注视电视画面，那里面整天讲述国有企业改革、下岗职工再就业、惩治腐败分子、反对台独和国际战火又燃烧了的声音，足以令我心神不宁。
白天并不比夜晚更让我感到快乐。睡觉我还可以在千奇百怪的梦幻里遨游，醒了只能在房间里来回走动，无所事事……有天，我实在是憋不下去了，壮着胆子到街上走了一趟。刚走一半我就掉头回了家。实在是没什么好看的，到处都是即将拆迁的建筑，满目疮痍。拆迁工地上空飘荡着厚厚的灰尘，行人路过的时候纷纷捏起鼻子，如临大敌般于尘土中快速奔跑。街道两旁曾经繁华一时的店铺前，“滴血大甩买”的招牌鳞次栉比。路上，遇到一个脏兮兮的孩子，他那可怜样子令我忍不住地多看了几眼，谁知却因此惹了个麻烦。可怜孩子在身边大人的怂恿下，“扑通”一声跪在了我面前，嘴里不停喊着“叔叔好叔叔好，叔叔招财又进宝”，磕头又作揖地向我乞讨。一瞬间，我心酸得无法形容，恨不得当场就给孩子跪下作揖又磕头。放过我吧，孩子，我比你的日子好不到哪儿去。
在家门口，我碰到一位推着自行车沿街叫卖水果的中年商贩。那时节正值秋高气爽，他历尽沧桑的脸上却依旧大汗淋淋。出于对他勤劳美德的尊重，我买了一大袋黄澄澄的橘子拎回了家，无聊的时候就拿出来一个，把柔和色调上的植物脉络一本正经地看上大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