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反腐经历-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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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中和我谈起了一封信。早在几个月前，也就是在预审开始之前他把这封信交给了他的律师，信中说，如果有一天他出了车祸，那肯定是一起暗杀事件。我读了这封信。他在信中暗示，暗杀的幕后策划者可能就是他自己公司的领导。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第一部分第3节 眼中钉（3）
“街上有埃尔夫公司的人”
这是一起发生在法国领土上的经济案件，它完全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案件的演员们，至少在现在，和国防秘密还沾不上边，但他们的做事方法在我看来却是不可想象的，尤其在这样一个民主国家。在这个和平年代，这些男男女女们生活在巴黎绿树成荫的街区的中心，他们豪华公寓的窗户正对着梦幻般的街道。然而，他们的日子却过得提心吊胆，仿佛一群在空旷原野上被歹徒追杀的逃亡者……他们在上楼梯的时候总是会放慢脚步，仿佛害怕楼梯的拐角处会突然出现一个阴影。他们开车门的时候总是带着恐惧，他们不再打电话，他们的公寓经常被人翻得乱七八糟……
一次又一次地录口供，翻阅问询记录，审查各种合同和银行账户副本……我觉得自己身边发生的事简直就是一部社会底层的黑色小说，但它又有自己的特点：这些人害怕警察，因为那些追踪他们的人在警方也有眼线；这些人也不相信政府，因为他们敌人手中的权力甚至高于政府。
虽然我不像他们那么害怕，但我能感觉到他们的恐惧。法官和医生有些相像：在治疗了多位病人之后，医生就不会再对鲜血过敏；同样，在见识了这些证词和笔录中透出的大量暴力色彩之后，暴力就不再让我害怕。它不是针对我的，至少现在还不是。
调查工作的最初几个月有些像雨前的巴黎天空：在预示暴风雨的乌云缓慢而不可避免地盖满天空之前，我们还可以看见几丝白色的云彩。但就在一天晚上，在听完埃尔夫公司的一名工程师的证词之后，我发现乌云已经开始在我的头顶聚集。这名工程师曾在工作中违抗过上级的命令，并拒绝执行一切他认为非法的命令。可想而知，他肯定也遭遇到了同样的一切：匿名的警告、动摇信心的谣言以及直接的死亡威胁……
问询结束后，我独自一人在办公室待了一会。我有些恍惚，为了不让自己闲着，我开始收拾桌上散乱的文件。忽然，这名工程师再次敲开了我的门。看见我惊奇的样子，他把食指放在嘴上，意思是告诉我不要说话。随后，他从桌上拿起一张纸，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小心！我发现街上有埃尔夫公司的人。”
我们对视了几秒钟。然后，他离开了。
我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这个人熟悉埃尔夫内部的游戏规则。每天早上他都吹着口哨，走过纳伊大桥到位于拉德芳斯商业区的埃尔夫大厦去上班，但这并不足以让他成为这个公司的中层领导。他知道埃尔夫的底牌，也知道这个公司做了些什么。他的举动告诉我，这个办公室并不安全，而且我的调查很有可能已经被人监视了。
被人瞄准的感觉每个人都知道石油巨头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不管是英美的“石油七姐妹”（译注：在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末期间，美国的埃克森石油公司、谢夫隆石油公司、美孚石油公司、海湾石油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和英国的英荷壳牌石油集团及英国石油公司七家大石油公司垄断了世界石油市场，史称“石油七姐妹”。）还是它们的法国同行都会在背地里干些龌龊之事。对于埃尔夫公司来说，这种龌龊的色彩却是与生俱来的。埃尔夫公司的创始人皮埃尔。吉约马曾在二战期间担任过法国情报部门的头头，战后他被任命为法国国防部长，并同时负责原子能计划。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自埃尔夫公司创立伊始，皮埃尔。吉约马就在公司的各层安置了许多具有双重身份的人：他们既是石油工业家，又是情报部门的工作人员。公司设立的情报部门表面上只负责保护公司财产的安全，暗地里却肩负着为法国政府提供情报的使命（早在60年代初，皮埃尔。吉约马就在埃尔夫公司的内部设立了一个情报机构。这个机构的监督者是一名负责特殊事务的情报官员，而这名官员和戴高乐将军的非洲事务顾问雅克。福卡尔又保持着频繁接触。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公司的安全工作一直是由该情报部门负责，莫里斯。罗贝尔上校（他曾和雅克。福卡尔一起创立了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非洲部）、帕特里斯。德卢斯塔尔（曾担任过法国安全总局行动部的负责人）和外号“上校”的让—皮埃尔。达尼埃尔（一名具有特工背景的军官）曾先后担任过该部门的负责人。（见1997年9月28日的《世界报》文章：《埃尔夫的情报部门和法国之间的互相渗透》）。）。在上世纪80年代，埃尔夫公司又多了一个任务：向促成法国和某些国家之间这样那样合同的“中间人”支付佣金，而这些合同的背后往往隐藏某种外交交易以及某些外国政府的腐败行为。因此，不管是在法国还是在非洲，埃尔夫内部都有专门的机构来负责这些任务。当然，这些机构肯定是见不得人的。
同时，这些机构又在不断发展自己的下属网络，它们已经如沉积岩一般遍布埃尔夫公司的整个肌体。被它们瞄准并不是什么特别值得高兴的事情。
手里拿着这张字迹潦草的字条，我第一次感到担心了。在以前的一次预审中我就受到过威胁，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还是让这几周来弥漫在调查周围的紧张空气变得清晰了许多。我想起了一些证人曾受到的威胁：“你将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如果你不听话，你会倒霉的”，“你过街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这些话越来越突出了这件事的严重性。
不过，和我后面的经历比起来，那天晚上我体验到的恐惧根本就算不了什么。问题已经出现，就那么简单。当天晚上回家的时候，我把头靠在郊区列车的车窗上，任凭各种乱七八糟的往事在脑海里碰撞。我就好像在玩一个拼图游戏，随着越来越多的图块各归其位，我知道的东西也越来越多。我决定像从前一样若无其事地生活，不让恐惧控制我的身心。
如果当时我被恐惧所征服，我完全可以不声不响地停止预审，不让任何人知道，也没有任何人会知道。世界将继续转动，我将继续调查那些可疑的破产案、偷税案和银行卡诈骗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当我看见自己冒着生命危险进行调查却还遭人谴责的时候，当我认真审视我们所有人为此付出的代价的时候，我总是不停地问自己：这样做到底值不值得？
然而，我不喜欢“我本能够”，“我本应该”诸如此类的说法。法语是一种奇妙的语言，它总喜欢和感情的不确定性玩游戏，并因此制造出了条件式和先将来时等语法“国粹”。但我这个人比较缺乏诗意，比较实际，在骨子里我更像挪威人。我是不会被吓倒的。
我仅仅只是他们的眼中钉吗？
不。我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威胁。
第一部分第4节 威胁（1）
调查开始还不到一年，我就迎来了第一位信使。
在涉及敏感政治、情报工作和保密行动的时候，人们使用的语言通常都是加密的，而且消息的传递往往会通过一个第三者进行。一位国内反间谍局、中央情报局或摩萨德的工作人员绝对不会在某一天早上敲开你的房门，眼睛直直地看着你，然后告诉你他正在调查什么并且他为何觉得你也牵涉其中。他们会使用一些中间人，而这些中间人又会给你带来一些足够晦涩难懂的信息。他们会告诉你一些事情，但又不会完全挑明。
我的第一位送信人名叫弗朗斯——至少他是这样介绍自己的。他是通过一位朋友找到我的。几个月来，我一直是一家具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企业所关注的对象，因此常常有人刚和我认识就邀请我去看戏剧，有时候还会邀上他自己的一群朋友同去。这位将弗朗斯介绍给我的朋友就是这样一个人。开始的时候我只是把他的这种殷勤看成是一种轻率的表现，不过我还是很高兴能够和一堆朋友聚在一起，看看高雅的展会，听听美妙的音乐会，当然也少不了品尝一下美味的法国大餐，因为我们毕竟身在巴黎。
一天晚上，这位朋友邀请我去他家里参加一个聚会，我没有犹豫就答应了：由于调查工作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我现在必须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并放松一下自己。聚会开始几分钟后，一个男人向我走了过来，我的朋友给我介绍说他叫弗朗斯。随后，这名陌生人把我叫到了一边，用一种特工所特有的温柔而坚定的声音警告我说：“女士，您应该明白，法律可以审判世界上98％的犯罪，但它对剩下的2％就无能为力了。我们把这剩下的2％称为国家机密。现在，很多重大利益都和您有关系，所以请您一定要小心。国家有自己的秘密守护者，他们可不温柔。您应该理智一些……”
听到这话，我一下子就警惕起来了。我知道，我的友谊被人利用了。我什么都没说，只是静静地听。第二天，我马上和这位朋友以及他的圈子拉开了距离。几年后我才知道，这个弗朗斯和埃尔夫案件中最重要的嫌疑犯之一身边的人交往甚密，但他本人对我并没有恶意。
他仅仅是一个送信的小兵而已。
两害之中取其轻压力的火车已经启动，我甚至能听见它内部机械的撞击声。我明白，我不应该仅仅在法院里面保持警惕，因为这次调查同样也会对我的私人生活造成影响。从此以后，我变得非常小心。
我还得到了这样一个信息：有一条黄线是无论如何不能迈过的。我完全相信这一点，并对此不抱有任何幻想。我们不可能仅仅依靠三个半人的力量——我，一个书记员，两个经济警察（其中一个还是兼职）——来完成这项调查，而且我们的调查对象看上去越来越像一个由国家最高层一手创建且大力支持的系统。我知道在什么时候应该适可而止。
不过我认为适可而止的时机很有可能和他们想的不一样。
当同事们告诫我谨慎从事的时候，我总是这样回答：“前怕虎后怕狼，那什么也干不成。”我的本能促使我不断采取行动。我已经掌握到许多证明埃尔夫公司存在经济犯罪的证据，不过周围的气氛却变得越来越怪。我没有理由停止手中的调查工作，恰恰相反，各种各样的障碍反倒增强了我坚持到底的决心。
不过，有决心并不意味着不审时度势。我的眼前始终闪现着一个预警灯：我正在调查的不是一个普通的案子。我发现，埃尔夫公司内部有着一个非常严密的组织系统，只有某些关键人物才了解各种石油合同的来龙去脉。走进埃尔夫这座大森林，我看到了它那数不清的岔道、森严的等级结构和巨大的非法权力。我仿佛进入了一个陌生的国家，这个国家有它自己的法律——一整套非正式的规则，而且其中许多都是心照不宣的。埃尔夫公司是在戴高乐将军的授意之下建立起来的，它一直是法国外交的一颗重要棋子。在调查的过程当中，我很有可能会踩上某颗地雷——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