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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1644年中国社会大震荡-第11章

小说: 1644年中国社会大震荡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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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德元年(1636年)十二月,皇太极亲率十万大军再次攻打朝鲜。这次战争的表面原因是皇太极称帝时“朝鲜使臣罗德宪、李廓独不拜”《清史稿?太宗本纪二》,卷3。,实质是双方结盟十年来矛盾总积累的结果。当时的朝鲜根本抵抗不住清朝的十万大军,朝鲜京城陷入重围,国王李倧在贵妃、王子和百官全都做了俘虏的情况下出降,与清朝确立君臣关系,自认是清朝的藩属国。皇太极把朝鲜国王的世子和另一个儿子带回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做人质,规定朝鲜每年向清朝进贡大批财物,从此彻底征服朝鲜,解除了东顾之忧。    
    皇太极在称帝以前,已经解决了北面的蒙古问题。今天的内蒙古地区当时居住着许多蒙古部落,统称为漠南蒙古,其中察哈尔部势力最强。明政府采取“以西虏制东夷”的方针,即利用西北的蒙古对抗东北的后金,极力支持察哈尔部林丹汗统一漠南蒙古。皇太极对蒙古各部恩威并用,设法争取受林丹汗压迫的蒙古各部归附后金,对率先来归的各部首领赐以厚礼,授以高官,结以婚姻。因此,科尔沁、翁牛特、郭尔罗斯、杜尔伯特、扎赉特和克什克腾等部陆续归服后金。天聪二年(1628年),皇太极亲自率八旗兵攻打林丹汗,占领西剌木伦河流域;天聪六年(1632年),再次进攻林丹汗并获得胜利。林丹汗在后金的沉重打击下,众叛亲离,走投无路,于天聪八年(1634年)出痘病死于青海大草滩。次年,多尔衮率军西征,消灭林丹汗的残余势力,在河套地区俘虏了林丹汗的正妃和儿子额哲。此次出征还意外地获得元朝的传国玉玺,成为皇太极改元称帝的直接原因,即开“一统万年之端也”《皇朝开国方略》,卷20。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编成蒙古八旗,直接受清政府统辖。    
    漠南蒙古的归属,对明清双方力量的消长有重大影响。明朝自朱元璋立国以来,北方草原地区的蒙古民族一直叛服无常,给明王朝生存以极大的威胁。正统、隆庆年间,蒙古首领也先和俺答汗两次兵临北京城下,使明朝的统治出现危机。皇太极降服漠南蒙古,勇猛慓悍的蒙古骑兵加入清军,进一步增强了对明朝的军事优势。更为有利的是,皇太极可以避开山海关,绕经翁牛特等部过长城各口进入关内,明朝的危机形势更为加深了。    
    压服朝鲜及臣服蒙古,皇太极就完成了对明朝的战略包围。皇太极对明朝的战争,虽然时常有和议活动掺杂其间,却从来没有停止。天聪元年(1627年)五月,皇太极攻打宁远、锦州的失败,使他认识到明朝毕竟是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须从两旁斫削。因此尽管他取得了大凌河战役的胜利,仍拒绝了很多汉官趁势打进山海关的建议,而致力于一刀一斧地砍伐明朝这棵大树。“伐大树”之说是皇太极对臣下急于进攻明朝的一种回答,显示他的策略极为高明与成功。参见《清太宗实录》,卷50、卷62有关材料。    
    天聪三年(1629年)冬天,皇太极亲率大军绕开山海关,经蒙古地区迂道入喜峰、龙井、大安诸长城各口,史称“入口之役”。皇太极此次攻下永平、滦州、迁安、遵化四城,并设反间计借崇祯帝之手除掉劲敌袁崇焕。然而在明军孙承宗等人组织的反击下,留守永平等四城的阿敏被驱逐出关。天聪八年(1634年)、崇德元年(1636年)、崇德三年(1638年)、崇德四年(1639年),皇太极又发动四次入口之役,乃改变战略,每攻下一地,不再守城,以掠夺明朝人力物力、破坏经济生产、制造社会动荡为主要目的。如崇德四年(1639年)三月,多尔衮、杜度奏报此次获得的战果是:“自北京至山西界,复至山东,攻济南府破之,蹂躏数千里,明兵望风披靡,克府一州三县五十七,总督宣、大卢象升战死,擒德王朱由、郡王朱慈、奉国将军朱慈党、总督太监冯允升等,俘获人口五十余万,他物称是。”《清史稿?太宗本纪二》,卷3。“入口之役”给明朝在北方地区的社会经济带来严重的破坏,造成对清军的恐惧,摧毁了明朝在河北、山东地区的基层政权,并使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地主阶级对明朝丧失了信心。    
    崇德五年(1640年),皇太极认为时机成熟,向辽西明军发动进攻,以打通入关的道路。从这年春天起,皇太极就派兵对锦州进行围困,锦州守将祖大寿坚决抵抗,拒不投降。第二年,皇太极增派郑亲王济尔哈朗、武英郡王阿济格、贝勒多铎等人率领大批援军加强攻势,用红夷大炮猛轰锦州城,志在必得。祖大寿频频向明朝告急,明派蓟辽总督洪承畴为经略,率8总兵步骑13万出关驰援。洪承畴以守为战,步步为营,接连击败来攻的清军。皇太极闻知,“忧愤呕血”,他顾不得有病,决定亲赴前线指挥,“悉索沈中人丁,西赴锦州”'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十九年九月庚辰,见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9册,3686页。,摆出与明朝决战的态势。在这关键时刻,崇祯帝听信兵部尚书陈新甲的主张,命令洪承畴立即发动进攻,结果,明军在松山和杏山之间的高桥中了清军埋伏,死亡五万余人。洪承畴退回松山,兵败被俘,投降了清朝。《清太宗实录》,卷59,6~7页;《明季北略》,卷18,“洪承畴降清”。


天鼓已鸣大清从东方崛起(5)

    明朝经此一战,精兵良将丧失殆尽,被迫与清王朝议和。战后,皇太极十分高兴地对众将说:“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朕今不取关外四城,岂能即克山海?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清太宗实录》,卷62,14~15页。皇太极之英明就在于他能于胜利即将在握的情况下,更加重视招抚明朝降官降将。松锦战后,明军统帅洪承畴被俘投降,皇太极大加赏赉,亲自设宴款待,引起其他八旗将领的不满。皇太极问诸将:“吾曹栉风沐雨数十年,将欲何为?”诸将回答:“欲得中原耳。”于是,皇太极笑着说:“譬诸行道,吾等皆瞽。今获一导者,吾安得不乐?”《清史稿?洪承畴传》,卷237。遗憾的是皇太极死得过早,而未能亲自实现夺取中原的夙愿。


北京决战李闯王率军进京(1)

    1644年,中国北方几乎在一条线上的三大政治势力展开了生死存亡的大决战。这三大政治势力就是北京东边的大清、中间的大明、西边的大顺,决战的高峰和结果当然视其是否在北京立足。有趣的是,三大势力的决战,始终没有形成二对一,而是一对一,分成了先后两次。第一次大决战是西边的大顺与中间的大明,东边的大清基本上是坐山观虎斗。    
    大顺与大明的决战结果是大明失败灭亡,对此,历史上有诸多记载和评论。细枝末节各有差异,但较为一致的是同情或惋惜明朝被战败,以致灭亡;并认为即使如此,也不意味着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势力强大,不过是明朝自身缺乏如张良、陈平一样的治国谋臣和李靖、郭子仪一样勇敢善战的猛将。对崇祯帝则固然知其救亡乏术,却坚持认为他非亡国之君。持此论之代表仍以正史中的《明史》最为明显,如说:    
    庄烈之继统也,臣僚之党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国家之法令已坏,边疆之抡攘已甚。庄烈虽锐意更始,治核名实,而人才之贤否,议论之是非,政事之得失,军机之成败,未能灼见于中,不摇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当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是故明之亡,亡于流贼,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贼也。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明史?流贼传》,卷309。    
    这种评论有一定根据,所讲道理也有对的地方,对就对在说明朝的灭亡,有它自身的内在原因;但是很不全面,主要是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存有偏见,不愿承认农民军的力量也足以致明朝于死地。论者以为作如是观,才能表现出自己的严正立场,那就是农民在封建社会里永远不要造反,他们不可能成为推翻封建国家的强大势力。实际这是一种封建统治者固有的对农民起义的蔑视,早已被历史事实所否定。    
    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拥有马兵60万,步兵40万,力量不可谓小,从军事力量来看,投入实在不少。但李自成虽已建国立业,并不就此安营扎寨,他只把在西安的这一切举措当作继续作战的组成部分,让政权服从军事,不改“流寇主义”的积习。    
    大顺永昌元年(1644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建国之后所发诏书,指斥明朝之黑暗腐朽,即发出了新的战斗号角。信息传到北京,明朝统治集团内部反应极为强烈。首先是崇祯已感到大难临头,惊叹:    
    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何面目见于地下!朕愿督师亲决一战,身死沙场无恨,但死不瞑目耳。    
    崇祯帝说完此话,痛哭流涕,随之内阁大学士陈演、蒋德璟等请求代替皇帝出征,皆未得许。《明史?李建泰传》,卷253。其次是正月初三,左中允李明睿应召于德政殿,崇祯问他“御寇急策”。这位近侍屏去左右,神秘地向皇帝进献南迁之策。他说:“臣自蒙召以来,探听贼信颇恶,今且近逼畿甸,此诚危急存亡之秋,只有南迁一策,可缓目前之急。”乍一听,崇祯未透露自己真情,故作姿态,宣称:“此事重大,未可易言。”边说边以手指天,然后补充说:“上天未知如何?”明睿继续劝慰:“天命微密,当内断圣心,勿致噬脐之忧。”坦率地告诉他,不必管什么上天,只有您自己决定了。崇祯帝环顾周围无人,说实话了:“此事我已久欲行,因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此事重大,尔且密之,切不可轻泄,泄则罪坐汝。”南迁之议就此暂时放下了,不久曾一度再提,由于有人反对,终于永未实行。参见《平寇志》,卷8;《明季北略》,卷20,“李明睿议南迁”。    
    复次,作为对李自成由西安进逼北京的反应,是李建泰自请督师。建泰,山西人,家赀富厚,李自成农民军向山西逼近时,他恐怕家乡受害,认为可以输财佐军,早存亲自督师之志。当崇祯帝正为自成逼得无可奈何之时,他向皇帝提出申请:“臣家曲沃,愿出私财饷军,不烦官帑,请提师以西。”崇祯帝见建泰此举不胜高兴,一再慰勉,答应:“卿若行,朕仿古推毂礼。”建泰要求卫桢复为御史,凌授职方主事,二人并监军;参将郭中杰升为副总兵,领中军事;派进士石嶐联络延、宁、甘、固人士疆场立功。崇祯帝一一表示同意。给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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