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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启功口述历史-第6章

小说: 启功口述历史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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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便过世了。    
    我的母亲命真苦。在娘家时孤单单的,没有兄弟姐妹,父母死得又早。后来又嫁给我孤单一人的父亲,不想丈夫又很快死去,又变成孤寡一人。我父亲是独生子,只有一姐一妹,即我的大姑和二姑。我的大姑早早出嫁,二姑叫恒季华,早年也定下婚事,没想到男方早早死去。按当时最严格的封建制度,既已许配,就不许再嫁,于是我二姑就成了“望门寡”,更是一个苦命的人。她许配的那一家也是我们的熟人,有时我们去串门,她也要有意地回避。其实古人在妇女再嫁的问题上并没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再嫁是很平常的事,比如众所周知的李清照。可笑的是不但有些古人,甚至有些现在人,还在责备李清照的再嫁,认为这是她人生的一个污点或遗憾;有些人虽不这样正面谴责,却在极力地为李清照辩诬,说她并没有改嫁,思想深处还是认为改嫁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其实,这在宋代是常见的事。这都是程朱理学及其后代末学对妇女变本加厉的迫害,也是我最反对朱熹之流的原因之一。民国后,这种制度虽然有所松懈,但我的姑姑年龄也大了,于是她终身未嫁,决心帮助我母亲一起抚养我这个两代单传的孤儿。


第三部分第9节 多事之秋

    后来,我用自己第一份薪水买的第一部书,是清人汪中(容甫)的《述学》。为什么单买这一部呢?因为我小时候,就从别人那里看到过这部书,知道汪中和我有同样的经历和同样的感触,从内心里引起我深深的共鸣。汪中也是早年丧父,家中贫困到母亲不得不带着他讨饭的地步,每到寒夜时,母子只得相抱取暖,不知是否能活到天亮。汪中在给汪剑潭的信中曾动情地说过这样的意思:大凡为寡妇者多长寿,但等到儿子大了,能供养母亲时,即使有参苓粱肉也无补于她即毙之身了。他还痛切地谴责过夫死妇不得再嫁制度的不合理性。这一切都与我有同感,使我十分感动。我在《论书绝句》一百首中的第八十九首写道(见图三《论书绝句》第八十九墨迹):持将血泪报春晖,文伯经师世所稀。禊帖卷中瞻墨迹,瓣香应许我归依。    
    这首诗就是纪念汪中的,文伯经师都是指他。《述学》中有汪中的定武本《兰亭序》跋。《兰亭序》帖也称《禊帖》。我又在诗的下面配上一段文字:“功周失怙,先母抚孤备尝艰苦。功虽亦曾随分入小学中学,而鲁钝半不及格。十六七始受教于吴县戴绥之师,获闻江都汪容甫先生之学。旋于新春厂甸书摊上以银币一元购得《述学》二册,归而读之,其中研经考史之作,率不能句读,而最爱骈俪诸文。逮读至与汪剑潭书,泪涔涔滴纸上,觉琴台、黄楼诸篇又不足见其至性者焉。”2002年我应邀到扬州讲学访问,曾专程到汪中的坟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汪中墓碑上的“大清文林汪中之墓”是由尹秉绶所题。墓地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大概正因为此,文革中才幸免于难。    
    我生于民国元年农历六月十三日,即公元1912年7月26日。这是一个风云巨变的年代。前一年(辛亥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清王朝随之灭亡,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也就是说,我虽“贵”为帝胄,但从来没作过一天大清王朝的子民,生下来就是民国的国民。所以我对辛亥革命没有任何亲身的感受,只能承认它是历史的必然。1982年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时,有人向我征题,我只能这样写道:    
    半封半殖半蹉跎。终赖工农奏凯歌。末学迟生壬子岁,也随诸老颂先河。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经历了大动荡的年代:护法战争、袁世凯称帝、二次革命、军阀混战,中国的共和在艰难中不断前行。    
    和“国”的命运紧紧相连,我的“家”也在经历着多事之秋。    
    我的父亲恒同在我刚刚一周岁的时候,即1913年7月就因肺病去世了。当时还不到二十岁,所以我对他一点印象也没有。那是我第一回当丧主,尽管我一点事也不懂。据说,因为父亲尚未立业,没有任何功名,所以不能在家停灵,只能停在一个小庙里,在那里给他烧香发丧。如果说我家由我曾祖、祖父时已经开始衰落的话,那从我父亲的死就揭开迅速衰败的序幕。那时,我祖父虽还健在,但他已从官场上退了下来。我的曾祖和祖父都没有爵位可依靠,都是靠官奉维持生活。清朝的正式官奉是很有限的,所以官员要想过奢侈的生活只能靠贪污,这也正是当时官场腐败的原因之一。但我的曾祖和祖父本来都很廉洁,再加之所作的多是清水衙门的学官,所以家中并没有什么积蓄,要想维持生活就必须有人继续作官或另谋职业。现在家中唯一可以承担此任的人,在还没有闯出任何出路时,突然去世了,这无疑有如家中的顶梁柱突然崩塌,无论在经济上,精神上都给全家人巨大的打击。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我的母亲。她在娘家就是孤单一人,后来还不得不寄居在别人家。好不容易盼到有了自己的家和自己的亲人,不管我父亲日后能取得多大的功名和事业,能挣多少钱,总算有一个踏踏实实的依靠,现在这个属于自己的依靠突然又没了,又要过一种新的寄人篱下的生活:公婆当然不会让她饿着、冻着,特别是又为他们生下了一线单传的孙子,但每月能得到的至多是几吊钱,而面临的将是无边的孤独与苦难,那日子的悲惨与艰辛是可想而知的。于是她首先想到是死,哭着喊着要自杀,我的祖父怎么劝她也不听,最后只能用我来哀求她:“别的都不想,得想想自己的儿子和我的孙子吧,他还得靠你抚养成人啊!”这样她才最终放弃了一死了之的念头,决心为我而苦熬下来。    
    一个家族到了这份上,往往会发生一些怪现象。当然,如果仔细追究,这些现象可能都有一定的缘由,但问题是,到了那份上,恐惧笼罩在每一个人心头,谁也顾不上、来不及去追究了。正如《红楼梦》在描写宁国府衰败时有一段奇异现象的描写,写的鬼气拂拂(按原文如下):    
    (中秋夜)贾珍在汇芳园丛绿堂中,带着妻子姬妾开怀作乐赏月。将一更时分,真是风清月白,银河微隐。…那天将有三更时分,贾珍酒已八分,大家正添衣喝茶,换盏更酌之际,忽听那边墙下有人长叹之声。大家明明听见,都毛发悚然。贾珍忙厉声叱问“谁在哪边?”连问几声,无人答应。一语未了,只听得一阵风声,竟过墙去了。恍惚闻得祠堂内隔扇开阖之声,只觉得风气森森,比先更觉凄惨起来。看那月色时,也淡淡的,不似先前明朗,众人都觉毛发倒竖。次日细察祠内,都仍是照旧好好的,并无怪异之迹。    
    我想读者看了这段描写,谁也不会认为曹雪芹在这里宣扬迷信。我听说,我父亲死后家里也出现了一些怪异的事,也请读者能正确理解:这些事说明我们家那时紧张到什么程度。    
    我们当时住在什锦花园一个宅子的东院,我父亲死在南屋。南屋共三间,西边有一个过道。我父亲死后谁也不敢走那里,老佣人要到后边的厕所,都要结伴而行。据她们说,她们能听到南屋里有梆、梆、梆敲烟袋的声音,和我父亲生前敲的声音一样。还有一个老保姆说,我父亲死后的第二天早上,她开过我父亲住的屋子,说我父亲生前装药的两个罐子本来是盖着的,不知怎么,居然打开了,还有好几粒药撒在桌上,吓得她直哆嗦。也难怪她们,因为这个院里,除了襁褓中的我,没有一个男人了。于是我母亲带着我们搬到我二叔祖住的西院,以为那边有男人住,遇事好撞撞胆。我二叔祖很喜欢我父亲,他住在这院的北屋。搬去的那天晚上,他一边喝酒,一边哭,不断地喊着我父亲的名字:“大同啊,大同啊!”声音很凄惨,气氛更紧张。到了夜里,有人就听到南屋里传来和弄水的声音,原来那里放着一只大水桶,是为救火准备的,平时谁也不会动它。后来一件事更奇怪。我二叔祖有一个孩子,我管他叫五叔。他的奶妈好好地忽然发起了疯癫,裹着被褥,从床上滚到地上,嘴里还不断念叨着:“东院的大少爷(指我父亲)说请少奶奶不要寻死。还说屋里柜子的抽屉里放着一个包,里边有一个扁簪和四块银圆。”我母亲听了以后,就要回东院找,可别人都吓坏了,拦着我母亲不让去。我母亲本来是想自杀的,连死都不怕,这时早就豁出去了,冲破大家的阻拦,按照奶妈说的地方,打开一看,果然有一个扁簪和四块银圆,跟着看的人都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其实出现这些怪现象必然有实际的原因,只不过那时大家的心理都被恐惧笼罩着,一有事就先往怪处想,自己吓唬自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而这正是一个家族衰败的前兆。我从小就是在这种环境和气氛中成长的。    
    大概和这种心理和氛围有关,我三岁时家里让我到雍和宫按严格的仪式磕头接受灌顶礼,正式归依了喇嘛教,从此我成了一个记名的小喇嘛(后来还接受过班禅大师的灌顶)。我归依的师傅叫白普仁,是热合人。他给我起的法号叫“察格多尔札布”。察格多尔是一个佛的徽号,札布是保佑的意思。喇嘛教是由莲华生引入的藏传密教,所谓“密”,当然属于不可宣布的神秘的宗派,后来宗喀巴又对它进行了改革,于是有红教、黄教之别:原有的称红教,改革后的称黄教。红教一开始就可学密,黄教六十岁以后才可学密。红教不禁止男女合和,这和西藏当地的原始宗教相合,黄教在这方面就比较严格了。我归依的是黄教,随师傅学过很多经咒,至今我还能背下很多。


第三部分第10节 师傅的功德

    我记忆中师傅的功德主要有两件。一是他多年坚持广结善缘,募集善款,在雍和宫前殿铸造了藏传黄教的祖师宗喀巴的铜像。这尊佛像至今还供奉在那里,供人朝拜。二是在雍和宫修了一个大悲道场,它是为超度亡魂、普渡众生而设立的,要念七七四十九天的大悲咒,喇嘛、居士都可以参加,我当时还很小,也坐在后面跟着念,有些很长的咒我不会念,但很多短一点的咒我都能跟着念下来。一边念咒,一边还要炼药,这是为普济世人的。我师傅先用笸箩把糌粑面摇成指头尖大小的糌粑球,再放在朱砂粉中继续摇,使它们挂上一层红皮,有如现在的糖衣,然后把它们用瓶子装起,分三层供奉起来,外面用伞盖盖上。这是黄教的方法,红教则是挂一层黑衣。那四十九天,我师傅每天晚上就睡在设道场的大殿旁的一个过道里,一大早就准时去念咒,一部大悲咒不知要念多少遍。因为这些药都是在密咒中炼成的,所以自有它的“灵异”。那时我还小,有些现象还不知怎么解释,但确实是我亲自所见所闻:有一天,赶上下雪,我在洁白的雪上走,忽然看到雪地上有许多小红丸,这是谁撒的呢?有一位为道场管账的先生,一天在他的梅花盆里忽然发现一粒红药丸,就顺手拣起,放在碗里,继续写账,过一会儿,又在梅花盆里发现一粒,就这样,一上午发现了好几粒。等四十九天功德圆满后,刚揭开伞盖,一看,满地都是小红丸,大家都说别揭了,三天以后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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