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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5890-历史的底稿  :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ⅱ-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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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虽然将板子全都打在女人的屁股上,并不很让人信服,但认为女人低能和道德低下的成见,至少在传统社会里还是很有市场的。由于巫术思维的作怪,人们甚至还认为,女性掌权是一种不祥的征兆,所谓“牝鸡司晨,惟家之索”。实际上,这种成见是维护父系宗法制度的一种必然的社会意识。在任何社会里,只要某种社会意识足够地根深蒂固,那么它自然就会变成一种人们行为的根据。在传统政治制度的选择中,人们一直非常注意避免女人进入政治中枢,尽可能不给女人在政治结构中留下任何位置。    
    但是,所谓人类毕竟是由男人和女人两大部分组成的。女人的地位无论再怎么低,她们也是整个社会人群的一半,所以,无论男人们怎么样煞费苦心,也没法完全堵住女人介入政治的渠道。皇帝的妈和皇帝的老婆都是女人,当皇帝怕他妈(也可能有俄底浦斯情结)或者怕老婆(包括小老婆)的时候,或者特别喜欢他妈和老婆时,女人干政恐怕就不可避免了。自汉以后,历朝代都宣称以孝治国,以至于炮制出了《孝经》和《二十四孝图》。当老皇帝早死,小皇帝年纪尚幼,或者即使年纪不小但性格懦弱时,如果正好赶上皇帝的妈又有足够的政治野心,事情就非麻烦不可。当妈的非要出来说三道四,碍于“孝道”的大帽子,谁也拿她没辙。传统的政治制度规定不许女人干政,但却没有,也没有办法规定,一旦女人以皇帝的母亲面目出现干政的时候,做儿子的应该怎样制止她。汉武帝曾经采取了一个非常残忍的下下策,每立太子的时候,将太子的亲生母亲杀掉。这个一直让许许多多冬烘的老先生称道的举措,实际上残无人道之极,那个被处死的钩弋夫人之所以要死,只因为她为皇帝生了一个让他还满意的儿子。这样做,实际上给儿子留下了一个孝道上的大难题,杀母的仇人是父亲,一个孝字掰成两半,怎么想怎么做都是错。大概由于这种原因,后来的君主再也没有勇气效法前贤(晚清痛恨西太后的稗史“史官”,竟然说咸丰也有过效法汉武帝对付钩弋夫人的遗诏,虽然说得解气,其实根本就不可能),所以太后临朝也就蕃衍不绝。东汉孝道讲得最凶,太后临朝称制的也最多。    
    至于由于皇帝怕老婆而导致女主当家的,历史上虽然不多,但确实轰轰烈烈地存在过。隋文帝害怕独孤后,不惟在女色方面缩手缩脚,国家大政如果人家想干涉的话,他老兄也得听几句;小儿子把大儿子从太子宝座上挤掉,据说就有皇后的功劳,因为独孤后特别讨厌男人有新宠,而太子恰恰过不了美人关,于是小儿子就如是这般地在老妈面前下蛆。当然,比起唐高宗李治来,隋文帝还真是小巫见大巫,怕老婆怕得不够水平,人家武家大小姐做皇后的时候就敢跟皇帝平起平坐,并称“二圣”;丈夫一伸腿,居然连国号都改了,自己做了皇帝,让以后的所有大男人都忘不了她。    
    女人干政好不好,如果按传统当然不是好事,书云:“牝鸡司晨,惟家之索。”说女人干政就跟母鸡打鸣一样,是不祥之兆。当然,这只是男人为维护男权统治的一种借口,其实没那么回事,那些著名的女主像吕后、武则天,都没有给国家带来什么不寻常灾祸。女人干政治虽说不见得比男人干得更好,可也未必就比男人更差。至少,我们可以很负责任地说,在中国历史上,最昏庸最残暴的统治者并不是女主。太后临朝也不尽是目光短浅的妇人之见,历史上也不乏为人为政都不错的太后。比如东汉章帝时的马太后,留给后人的口碑就相当好,在后世的史家看来,她甚至比章帝这个大男人要高明得多,也贤明得多。问题是,女人在政治上的作为,实际上是与男人无法类比的,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两者根本就不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岂止不在一个起跑线上,简直差了十万八千里。那个时代的女人,参与政治的机会对于绝大多数而言,几乎是等于零,有“为祸”朝政可能的,也就是数量非常少的那一群人。而这些人挣得到这种地位,恐怕有相当的因素在于其容貌和风姿,凑巧才干、智慧和机遇外加容貌都非常出色的那么几个脱颖而出,怎么可能与浩浩荡荡的帝王将相衮衮诸公相比呢?尽管如此,出了一个武则天,也够让男人吓一跳的了,而且这一跳一直到今天还在颤动。    
    应该说明的是,无论是太后临朝,还是女皇帝出山,都丝毫不意味着女人地位的提高,甚至都不能说是女人真正意义上的主政参政。她们不过是以男人的方式,按男性世界的规则来进行统治。有些太后的背后实际上还有许多男人(外戚,即她们的娘家人)在操纵。如果不按着男人世界的规则行事,那么她们连一天也统治不下去。其实她们这样做也并非有意为之,只是一种无形压力下的惯性动作,连号称雄才大略的武则天也不例外。武则天自己当了皇帝,也的确把自己当成了皇帝,而且是当成了男性皇帝,她不仅在上朝时要像男性皇帝一样发号施令,在后宫也要如男性皇帝一般地享受,包括性的享受。当臣子对她的性生活提意见时,她绝无一般女人一触即跳的暴怒,而是心平气和地接受了,因为一个男性好皇帝也会允许臣下就这方面的事进谏的。如果不是掉进了男性规则的陷阱里不能自拔,聪明如许的武则天怎么会在继承问题上死活想不开,硬是让“居心叵测”的大臣们给绕了进去。传给武家人吧,虽然“皇姓”传下去了,但那只是自己的侄子,非亲生骨肉,世上断没有祭祀姑姑的道理;传给自己的儿子吧,自己倒是可以安享血食,可大周的天下就又姓李了。真是两难。其实,只要换一个思路,这种所谓的两难就根本不存在了,把皇位传给女儿,然后让她姓武,以后世世代代都按母系传承,如此大周也保住了,武家天下也可以延续了。当然,在整个中国都是父系世界时,就她这一家这么干,即使贵为天子,也势单力薄,无力回天。况且,武则天根本就不可能想到这一层。男性规则的逻辑已经将所有女性套牢了,即使聪明如武则天,也跳不出来。


朝堂上的变戏法翰林与弄臣

    在中国古代社会相当多的时间里,翰林一直是个令人羡慕的头衔。明清两朝,科举考试的金字塔的最后一层殿试,凡是名次靠前的都要入翰林。三鼎甲状元、榜眼、探花,按例成为正式翰林,即翰林院修撰与编修,其余的则是见习翰林,翰林院庶吉士。只有极少数的人殿在三甲,却因朝考优异也被选入翰林的,比如曾国藩,还有鲁迅的祖父周福清。    
    翰林的官衔并不大,除了少数几个侍读学士和侍讲学士是五品之外,其余的概为“七品芝麻官”。但是翰林很牛气,一是表现在“面”上,做了翰林,虽然只七品也可以挂朝珠,著貂褂,而其他的官只有到了五品方有资格挂珠,三品才可以著貂褂。二则是实惠——升迁特快,前程远大。翰林外放(出京做地方官)被称为“老虎班”,升得特别快,一般正式的翰林经过京察之后,可以直接以七品知县升为四品的知府;几年功夫,如果不出意外,就可以爬到省一级的按察使或者布政使,进而独当一面的巡抚和总督。就是见习翰林,考试不合格而外放出京,升得也比一般进士快一些,因为那些由翰林出身的大员总会对他们高看一眼。就是留在京城的,虽然比起外放的人升得慢一点,但只要一进太子詹事府(明代有实事可做,而清代由于不立太子,所以没有具体事务,但机构仍存),用不着“下放锻炼”,几年功夫就可以直接升为各部的侍郎(副部长)和尚书(部长),绝非其他出身者所敢望其项背。翰林出身的人不仅在官场上升得快,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只有他们才有望爬到最高层。明代的中枢机构内阁的前身,就是帮朱元璋办事的几个翰林,所以后来非翰林出身的人一般就入不了阁。内阁是明代的最高决策中心,能混上“阁老”,是有明一朝做官的人人都巴望的事情。清代的内阁虽然没有实权,但入阁者地位却最尊,所以人人都看着眼热。同样,不是翰林出身,也入不了阁,而入不了阁,死后的谥号,就加不上个“文”字(清代)。清代大概只有左宗棠一个例外,以举人的身份入了阁。近代大大有名的几个人物,像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之所以被称为林文忠、曾文正、李文忠,就是他们都出身翰林,而且有大学士的头衔。而且事实上,清代的实际中枢机构军机处里,满人除外,汉人军机不是翰林出身的也非常少。    
    翰林还有两个非常的机遇,是其他出身的人所巴望不上的。一是可以教皇子们读书和陪皇帝读书,前者实际上成了皇家的“西席”(私人老师),在对“师道”颇为看重的古代,显然地位非比寻常;后者等于皇帝的清客或者幕僚,地位虽说不高,但是总在皇帝身边,不论大事小事都能说上话。清代翰林如果挂上了“南书房上行走”、“上书房行走”的头衔,不亚于一步登天,成为可以接近皇帝的“秘书”,只要对应得当,不愁日后没有高官可做,大轿可乘。清代自打康熙起,皇帝读书的地方南书房就是一个隐型的决策中心,进到里头“行走”一番,自有无穷的好处。翰林的第二种机遇是被派出去当各省乡试的主考和副主考,或者出任各省的学政,主持一省的学校事务。这种差事,实际上是掌握了读书人能否进入士阶层的大门的钥匙,进了门(中了秀才)能不能参加乡试,他也说了算。凡是得了这种差事的人,都尊荣得了不得,主考副主考是皇帝的钦差,各地官员迎送必须是最高规格的;学政虽然品级不高,有的地方甚至就是翰林编修直接去做,但是官虽仅仅七品,到任时总督或者巡抚得亲自迎接,因为他们做的是最清高的学务大事。平时省级官员议事,学政与督抚平行,知府以下均对之持属员之礼,尽管这些人可能都比学政官阶高。因为学政虽然不是名正言顺的钦差,但却被视同钦差。获得这种机遇的翰林,由于干的是主持考试选拔人才的活计,所以凡是由他们选拔出来最后又登第的科甲之士,都算是他们的门生。以后门生出息了,互相标榜,水涨船高,个人的势力就起来了。    
    在那个时代的官场上,以上诸多好处中哪怕只有一项,也会令人趋之若鹜,更何况一下子有这么多。所以,凡是抱定学而优则仕的人,莫不以进翰林为荣耀,进了翰林,就意味着文理优长,才干卓著。做翰林,不仅意味着今日的清要,而且预示着他日的显贵。然而,翰林这个官衔在开始出现的时候,光景却大不一样。翰林始创于唐玄宗,严格意义上讲,它不是一种官衔,而是一种行政系统以外的差遣,不讲官阶,更没有官署,说白了就是陪着皇帝玩的,因此当时叫翰林待诏或者翰林供奉。唐朝诗风大盛,从王公贵胄到市井歌妓,人人都喜欢吟诗作赋,皇帝自然也不例外。是真的爱好也罢,附庸风雅也罢,找几个诗做得好的人在身边,总是件赏心悦目的风雅之事,所以,翰林中文学之士占了很大比重。大诗人李白就干过这个“买卖”,至今民间还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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