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寒冷的冬天是旧金山的夏季-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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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视了半分钟，我微笑了一下，把名片拿过来，慢慢地撕掉，“我觉得没有。” 然后把碎片扔进了垃圾袋，又把垃圾袋扎起来。
晚上，杜政平已经睡着，我在迷迷糊糊之间，忽然想起好久之前想了一晚没想明白的问题：程明浩的手机号码是多少？今天他写给我的时候，我看了一眼，很快又忘记了。我对数字，尤其电话号码的记忆能力很差，不写下来根本记不住。最后四个数字是“3457 ” ，不对，是“3754 ” ，好像也不对，“3547 ” 应该差不多了吧。这个毫无意义的问题把我越弄越清醒，搞不好又要一夜无眠。
我轻轻地下床，到厨房的角落里，小心地解开那个垃圾袋，在一堆菜叶、剩饭、脏纸巾、塑料袋和可乐罐当中寻找那张名片的碎片。并不是余情未了，只是，只是我想看看我自己记得对不对。
“关璐，你在干什么？”
我的手猛地一抖，回过头，杜政平正站在水槽前看着我，他的脸色在日光灯下白得可怕。
“我，我在找一张发票…我昨天去超市买的那瓶、那瓶洗发液有三块钱的厂商退款，我突然想起来… ”
他默默地点点头，“噢，是这样。那明天再找吧，我帮你一起找。” 他好像很相信我的话。
“好。” 我听话地跟他回房间去。回想起自己刚才干的事，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而日光灯下的两个人都面目可憎，行为猥琐。爱情，难道真的能让人沦落？
那一夜，我们两个人都没睡好。我们又一次不约而同地都感觉到一个问题在慢慢地逼近，不是上次那个，是另外一个，虽然，谁都还没有开口，但它已经埋伏在那里，像一只藏在草丛里的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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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我醒来，杜政平在桌上留了一张字条，说他去公司了。我去厨房做早饭，发现那个垃圾袋已经被扔掉了。那天是星期六，他们公司也并没有忙到要加班的程度，我心里明白，他只是为了避免和我见面。晚上七点多钟，我刚把饭做好，他开门进来，把一盒德芙黑巧克力放在桌上，“给你。”
我拿起来看看，对他笑了笑，把巧克力放进冰箱，“谢谢你。” 我没有告诉他，其实，上次去检查牙齿，医生说我有两颗牙齿变得“敏感”，列出很多种建议少吃最好不吃的食品，巧克力首当其冲。我很怀疑是那次一口气吃完一大袋椰丝巧克力的恶果：吃的时候纠集了太多的情感，连牙齿都吃不消，变得“敏感”，用实际行动抗议：“不跟你玩了”。
那天，他吃完饭就回去了。以后几个周末，杜政平都没来找我，我也没去找他。我们心照不宣地保持距离，连打电话也客气了几分。我们的感情好像被放在了秋千架上，一下一下在风里左右晃荡，越晃越高，随时可能会飞了出去。两个人一起胆战心惊地看着，却不知该怎么办。
八月份一个星期五的早上，十点多钟，杜政平突然打电话到我办公室，问我身边有没有林少阳的号码。我问他什么事，得到一个触目惊心的答案 我们公司把员工当韭菜，一轮轮割，让人时不时“痛并快乐着”，被割到的痛，幸存的窃喜；他们公司却是把员工当萝卜，平时养得肥肥的，一旦动起来，就很酷地连根拔起。今天早上他去上班，接到通知去参加紧急会议，那家公司为了节省开支，决定关闭旧金山分公司，大约百分之三十的员工有机会转去设在中部不知哪个角落里的另一家分公司，剩下的百分之七十就地解散。杜政平的整个部门，包括主管，都属於那百分之七十；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我立刻把林少阳的电话号码找出来给他，然后马上打电话给蒋宜嘉，他前不久也升了部门主管，我想问问他们公司里有没有空缺。蒋宜嘉正忙得不可开交，不能多讲，於是约我一起吃午饭。
我们约在离他公司不远的一家泰国餐厅，我坐捷运过去。时间过了二十分钟，他还没来，我把午餐菜单研究两遍之后打他手机。当一个男人迟到二十分钟还杳无音讯、你打电话过去，“男朋友”诚惶诚恐地“真对不起，我马上来，你先随便叫点什么吃，千万别饿着” ，而“男性朋友”理直气壮地“真对不起，我马上来，你先点菜，替我叫三号黄咖喱鸡套餐，告诉他们里面不加芝麻，腰果换成花生，饮料要樱桃可乐。”
又过了十分钟，这个爱喝樱桃可乐的男人现身。他一屁股坐下，打个招呼，咕咚咕咚地拿起饮料干掉半杯，然后直呼一口气，“累死了，真是累死了，被客户骂了整整一个上午。”
蒋宜嘉走马上任的是新成立的一个部门，叫“质量管理”。我说，“你们公司真滑稽，让五个人去‘质量管理’，那么其他人就不需要管了？”
“唉，不是，说得好听叫‘质量管理’，说得不好听，就是专门‘吃屁’。” 他们部门的职责是听取客户意见，协调市场、客户服务、开发、测试等部门，纠正已有问题，改进产品质量。他抱怨，“又空洞又辛苦，还要到处挨骂，里外不是人，公司政治玩起来，你推我我推你，谁都摆不平，摆不平就拿不出业绩，好容易摆平，有点业绩了，我的妈，一帮人不知从哪里跳出来跟你抢个死去活来，难怪人家都不愿意做才轮到我。”
我们言归正传，他听说杜政平丢了工作，皱起眉头，“怎么大家都一起倒酶。” 原来，他女朋友“四点半” 前几天也被公司裁员了。
“关璐，你叫杜政平赶快寄份简历给我，我试着去推荐一下。不过，你们最好不要在我这里寄什么希望，公司现在虽然又开始进人，可是非常少，一个位子刚腾出来，半天之内就有几十份内部推荐的简历，很多还都是上层的人那里来的，我的档次，人微言轻，根本不起什么作用。” 他恳切而无奈地说，“我自己女朋友都没有希望呢。”
我点点头。“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我跟她结婚啊，” 他咽下最后一口咖喱鸡，抹抹嘴，“说起来好笑，前一阵子她去参加了一次同学会，看见几个同学嫁的老公好像比我出息，回来就有点不安于室，问什么假如她碰到比我好的男人我会不会成全她。”
“你怎么说？”
“我火冒三丈，说你碰到比我好的男人就赶快滚，滚得远远的不要回来，她和我大吵一架。结果没几天，好，她丢了饭碗，我说算了，太平点嫁给我吧，工作找不到就趁机生孩子，我爸妈连孙子的名字都起好了，她激动得像哭丧，抱着我说还是我最好，” 蒋宜嘉居然不无得意，“你们女人啊，不见棺材不掉泪… ” 官升了，他的嘴还是那么臭。
“你叫她滚的时候，心里真的想她滚吗？”
“废话，当然不是，我心里不知多难过，可男人总不能像你们女人那样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不要离开我’ 吧。话说回来，她真碰到问题，我还是要托这个底的，否则，我不管谁管？”
我看着蒋宜嘉微笑，想起程明浩也说过如果我遇见比他好的人他会放我走。他是不是心里也不想那么说的呢？假如我碰到问题，他可会也为我托底，觉得“我不管谁管” 呢？那时候，他一定会的；现在，不会了。
“喂，看什么？” 当你盯着一个男人微笑超过二十秒，“男朋友” 觉得你很爱他，“男性朋友” 觉得他可能出了什么洋相。
“我觉得你变得很男人。”
可惜蒋宜嘉并不太欣赏这种赞扬，他叫起来，“什么话，我本来就很男人嘛！”
他顺道送我回捷运车站。他还开着那辆七成新的尼桑，车子里放着一首唱得缠绵悱恻的英文歌，那个声音似曾相识。
“谁唱的？”
“猜猜看，你应该很熟悉。”
我猜了几个美国歌星的名字，他都摇头，“英文歌又不一定要欧美歌手唱。” 一边把CD 盒子递给我。
那是张信哲的一张英文专辑。张信哲的英语非常好，但是听着听着，总觉得多少有些不尽兴，他那种中国式的温柔含蓄融进西方流行音乐的旋律，英雄无用武之地，显得几分尴尬，几分局促。
我看看蒋宜嘉，他果然有同感，叹了口气，“每次听这张碟，我都想，我们这些人有点像张信哲唱的英文歌，用足工夫，也不是不好听，就是好多本身的优点用不上，凡事照美国人的套路边学边做，先吃亏三分，想跟人家拉平就得多付出。不过，既然开了头，硬着头皮总要把歌唱到底。”
那一刻，我发现，异国他乡的生活在以一种惊人的速度使我们成长起来：我们慢慢扔掉小女孩的稚气、尖酸，去学着做平和、温柔而坚强的“女人”的过程中，那些小男孩不知何时也悄悄退去了身上的青涩、鲁莽，逐渐向成熟、宽厚、有担待的“男人” 靠拢。
下午，我跟其他几个熟人也联系过，基本上没有什么结果。晚上，杜政平来找我，他的脸色铁青；不用问，我看得出他的运气也不好。2002年的夏天，在IT行业找一份工作比登天还难，而难上加难的是，要在一定的时期内找到工作，否则，杜政平在美国的身份就会过期，他如果不想“黑” 掉，要在限期之内离开美国，而那个“限期” ，是可以扳着手指数完的。有工作的时候，人称“高科技精英” ；一旦丢了饭碗，就立刻成为超市打折架子上的罐头。
当生存都成为问题，没人去顾及晃悠在秋千架上的感情了。我们拿出各自的通讯簿，把认识的所有有工作的人不论亲疏不分种族列成一张表，准备一个一个去联络。那张表极其详尽，一切我们能想到的社会关系统统包含在内。杜政平甚至问，“郑滢以前不是有好多追求者吗？” 我想了想，说，“算了，这种人情，一旦欠下来，你叫她怎么还？”
我的手指一页页翻过他的通讯录，快翻完的时候，停在了一个名字上。我看看他，他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
我把程明浩加到表格最后一栏。他的公司有一个很大的IT 部门；而他，说过把我们当朋友的。
那个周末，我们打了整整两天的电话，把一张表格划得五花八门，可是，大部分的人给出的答复都让人当场失望，那一部分也是像蒋宜嘉那样要了简历，却加上一句“不要寄太大希望”。也可以理解，大家都自顾不暇，帮忙更是力不从心。
星期天晚上，我终於给程明浩发了一个电子邮件。一个小时之后，他打电话来，“你马上寄一份小杜的简历给我，我明天晚上给你们答复。”
我说了声谢谢，把杜政平的简历寄给他，然后疲惫不堪地站起来，发现杜政平已经不在屋子里。我打开门，看见他坐在外面的楼梯上喝啤酒。我拿了一罐啤酒，坐在他旁边，一边喝一边告诉他我替他寄了份简历给程明浩。
他自嘲似地笑笑，“真是不争气，要情敌来帮这种忙。”
我说，“他现在不是你的情敌了。”
他低下头，“我还是不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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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转过头，吃惊地发现突如其来的失业可以让一个人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杜政平的胡子两天没刮，眼睛充血，脸色发青，他原来的神采飞扬、热情开朗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整个人颓废了一圈，让我越看越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