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十五疑案-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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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来看，“蓝党”案发以前作为江南首富的沈家还没有受到皇权和官府的沉重打击，洪武十五年马皇后去世以前沈家被籍没充军的说法纯属子虚乌有，而且直到洪武二十四年沈家的巨富地位仍然保持着。这可以从下列事实证明。
一是洪武二十一年（1388）根据朝廷命令，苏州府荐举人才到京师做官，沈贵的孙子沈玠授户部员外郎，沈富的姻亲莫礼亦任户部员外郎，王公达任主事，张瑾、杨德彝任工部员外郎，徐衍任主事，龚达可任兵部员外郎，潘贤任主事，金伯中任礼部员外郎，李鼎任主事。这十人同一天辞受俸禄，洪武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华盖殿早朝时，沈玠等奏：“臣等田地家财都是皇上保全的，现在又蒙赐俸，实在难以消受，请求辞去。”圣旨道：如果要辞，就从你。继而有旨：愿受者听。沈玠辞说：“臣玠诚不敢以富饶故妨诸户家，念臣一门屡蒙恩宥，保有妻孥田庐，已逾素望，又居尊官，荣逮父祖，敢更受禄哉！”叩谢至再。由此可见，这时沈家仍受到朱元璋的“保全”，富饶如故。
洪武青花缠枝纹玉壶春瓶另一件事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已升任户部左侍郎的莫礼请假回乡省亲，曾到周庄沈家拜访。当时沈家所用器皿皆金银，以刻丝作铺筵，摆了紫定器十二桌，每桌设羊脂玉二枚，长尺馀，阔寸许，中有沟道，用来放置筷子，以免筷子弄脏了刻丝。行酒用白玛瑙盘，有斑纹及紫葡萄一枝，五猿抢采，称作五猿争果，都是至宝。入赘的女婿顾学文摆了宣和定器十二桌，每汤一套则酒七行，每一行易一宝杯。连两家僮仆都穿的是绫罗绸缎，其他珍异佳肴就不用说了。莫礼感叹：“呜呼，一钗七十万钱，前辈以为妖物，与祸相随。今观沈氏之富，岂止一钗七十万而已哉！其受祸宜也！”
莫礼返乡探亲的洪武二十三年，正是朱元璋重新大抓“胡党”的高潮，三月，潭王朱梓因岳父于琥陷入党祸，竟和王妃于氏吓得自焚而死。闰四月，功比萧何的太师韩国公李善长下狱，不久同一批功臣被处死，全家籍没。莫礼正是在这样一种令人胆战心惊的政治环境下请假回乡作短期逗留的。他写下《归吴江省亲》诗说：“不才窃禄意拳拳，暂得承恩下日边。报国惭无经济策，思亲正是别离年。千金难买身长健，五福无如寿最先。一笑归来茅屋底，喜看人月共团圆。”用词谨慎，只是隐约地表达了不遭刑戮便是福的心情。很明显，莫氏回乡时内心里充满了忐忑不安，而沈家姻亲大肆铺张地款待在京师任高官的贵戚，肯定是不了解步步迫近的危机。然而，莫旦记载下的这年莫礼在沈家受到盛情款待的情形，却正好同《沈伯熙墓志铭》相印证，沈家虽然在洪武十九年吃了点苦头，但还没有遭到甚至没有料到来自皇权的毁灭性打击。明初翰林学士刘三吾洪武二十四年为沈汉杰作的墓志铭内仍赞扬沈家富而好礼，得到老天爷的善报。这些都完全可以证明不仅洪武十五年马皇后去世以前沈家被籍没充军的说法纯属子虚乌有，而且直到洪武二十四年沈家的巨富地位仍然保持着。
沈家的一败涂地是从洪武二十六年“蓝党”事件开始的。洪武二十五年懿文太子朱标病死，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成了合法的帝位继承人，朱元璋唯恐孙子太年轻，威望和经验都不足以驾驭天下，万一有“英雄”突起，他创建的大明帝国就可能落入他人之手，于是横下一条心，重开杀戒，把一切可能危及朱家王朝的潜在势力通通铲除。正是在这一政治背景下，以大将军凉国公蓝玉为首的“谋反”案应运而生。蓝玉谋反案是否确有其事下面的章节会有讨论，不过，蓝玉案发后两个多月朱元璋亲自作序由翰林馆臣编辑的《逆臣录》却是破绽百出。且不说屈打成招的因素，即以供出的言词而论，绝大多数也是捕风捉影，难以令人置信。朱元璋既已撒开弥天大网，“胡党”之后仍有相当实力的武功集团和江浙富户就插翅难逃。将沈氏家族首先罗入“蓝党”有个最好的借口，就是抓住王行同蓝家与沈家都有密切关系大做文章。
王行，字止仲，号半轩、楮园。幼年家境贫寒，父亲王懋在苏州阊门徐氏所开药店中卖药。王行聪明异常，十岁时就成为父亲的得力帮手。主人发现他天赋异常，遂让他尽情阅读家中收藏的“经史百子”诸书。王行十七八岁就开始同当地文人雅士交往，并在苏州城北齐门设立私塾。元末明初的著名文人高启和后来为燕王朱棣起兵靖难出谋划策的释道衍（姚广孝）等人都是他的好友。张士诚据守平江（今苏州）一带时，分守浙右的参政饶介曾向元朝廷上疏推荐王行，王行因天下多事不出仕。明朝建立以后，苏州知府魏观、王观都曾以人才向朱元璋推荐，但他除了在苏州府学一度担任过训导以外，一直没有当过官。王行一生基本上都是以执教为业，他曾两次在沈家任门馆先生，又曾两次在蓝玉家任家庭教师。他第一次在沈万三之子沈达卿家任教是在元末。洪武十二年（1379）他在南京应都督蓝玉之聘，在蓝家坐馆，颇得蓝玉的欣赏，曾经陪同蓝玉去左丞相胡惟庸家拜访。
次年因胡惟庸党案发生，他惟恐牵连，辞去馆职返回苏州故里。这以后他又到沈达卿家坐馆，教授达卿的孙子沈巽、 沈程、沈衡等人。洪武二十四年（1391）他家不知什么原因被编为“织挽匠户”，起赴应天府上元县十八坊住坐。友人鉴于朱元璋“法度厉害”，竭力劝他不要去南京。王行当时已年近六十，本来可以让儿子去服役，他却坚持自己前往，答称：“老虎穴中好游戏。”径自深入虎穴——南京。这时蓝玉已是凉国公（洪武二十一年十二月由永昌侯进封），蓝玉的长子蓝碧瑛听说王行到京，立即请来府中教他的儿子蓝庆孙等。这些材料说明，王行同沈家至少有三十年的交情，同蓝家也有十几年的交情，而且这种交情非同一般，都是坐馆任西宾夫子。在朱元璋决心铲除以蓝玉为首的武功集团以前，蓝玉贵为公爵，几次出任大将军，名震朝野。沈家误把冰山作靠山，就像洪武初年进献大批财物给朱元璋一样，又想借王行作中介，同蓝大将军攀上关系。在他们看来蓝玉不仅手握军权，炙手可热，而且他姐姐（常遇春妻）的女儿是懿文太子的正妃，同皇储拉上关系不失为“明智”之举。有王行从中说项，关系自然一说便通，命运的作弄也随之而来。
实际上，洪武年间掀起的胡党、蓝党两案，朱元璋正是看准了左丞相胡惟庸、大将军蓝玉因职务所在，工作上联系的人多；趋炎附势者亦复不少，借此滥入人罪，诛杀潜在的异己势力。在这种预谋下，一是稍涉牵连即予逮捕，二是鼓励告讦，落网之后，严刑逼供。不仅被捕者屈打成招，而且辗转牵连，动辄万人。《逆臣录》中许多人就是在党案兴起时，惟恐被捕者招供涉及自己的名字，暗中托人向承审人员行贿“抹去名字”，不料事与愿违，反而成了参与谋反的“铁证”。
王行在蓝玉家任教书先生，蓝玉曾数次向朱元璋推荐，王行因此得到朱元璋的召见。蓝党案发后，不要说王行脱不了身，经由他而搭上蓝家的人都被一网打尽。
朱元璋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五月初一日颁布《逆臣录》，当时挂名“蓝党”者人数已近千，而这还只是开始，莫礼等人尚不在其中。到同年九月初十日，朱元璋发布《赦蓝党胡党诏》，称：“迩者朝臣其无忠义者李善长等，阴与构祸，事觉，人各伏诛。今年蓝贼为乱，谋泄擒拿，族诛已万五千人矣。馀未尽者，已榜赦之。犹虑奸顽无知，尚生疑惑，日不自宁。今特大诰天下，除已犯已拿在官者不赦外，其已犯未拿及未犯者，亦不分蓝党、胡党；一概赦宥之。”从四月到九月，卷入蓝党“族诛”者就由一千人急剧增加到一万五千人，牵连之广，可见一斑。我们无从知道在这项赦免诏书颁布之后，朱元璋是否真正停止了搜捕，因为诏书中明说蓝党一案族诛者已达一万五千，接着又声称“除已犯已拿在官者不赦”外，其他一概宽宥，但是直到洪武三十一年二月仍在处决“胡蓝党”。洪武三十一年（1398），“学朱元璋像文坐胡蓝党祸，连万三曾孙德全六人，并顾氏一门同日凌迟”，这次沈万三女婿顾学文一家及沈家六口，近八十馀人全都被杀，没收田地，可谓是满门抄斩了。沈万三苦心经营的巨大家业，急剧地衰落了。号称江南第一豪富的周庄沈氏，由兴盛走向了衰落。
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就是在这年闰五月去世的，在二月间他病体缠身时仍作出“凌迟”在押成丁“胡蓝党人”和断没田口家财的决定，可谓至死方休。从洪武二十六年春到三十一年春，整整经过了五年，其间刑追逼供隐匿田产丁口的工作必定做得非常彻底，最后实在没有油水了，沈万三的曾孙沈德全等人也就被处以凌迟极刑。即便在朱元璋死后，洪武朝为数极多的冤案还是长期处于禁忌之列，曾经名驰四方的江南首富沈氏家族的真实故事逐渐被淡忘。除了个别史籍记载了建文帝即位以后赦免党人，到成化、弘治年间沈万三的六世孙沈洪以书法著称当时以外，广泛流传的只是一些神话色彩颇浓的沈万三传奇。
传说与事实
沈万三的祖籍在浙江湖州，祖上迁居长洲（今江苏苏州）东蔡村，到他父亲沈祐时迁至湖州南浔镇。沈祐至少应该有四个儿子，但见于记载的只有他的老三沈富和老四沈贵，分别被称为万三秀（秀是当时对男子的美称）和万四秀。沈万三，名富，字仲荣。万三者，万户之中三秀，所以又称三秀，作为巨富的别号。清人高士奇说：“洪武初每县分人为哥、畸、郎、官、秀五等。家给户由一纸，哥最下，秀最上。每等中又各有等。巨富者谓之万户。三秀，如沈万三秀，乃秀之三才。”根据有关史料记载，沈富因此被后人称为沈万三，真名反而鲜为人知了，连《明史》提到他时也称为“沈秀”。
沈万三虽然是元朝人，却未见元人关于他的记载。至于入明以后，有关沈万三的传说越来越多，却没有一条是出自同沈万三本人有直接接触的人之手，现存洪武年间官方或半官方的文献也从未提及沈富本人。洪武十二年（1379年）卢熊纂刊的《苏州府志》多达五十卷（首图一卷），其中竟然也没有涉及沈万三及其家族。
究其原因其实并不难理解，元明之际，元人著述散佚毁弃的相当多，生活于元代的沈富不过是个“多田翁”，既未出仕无政绩可言，又算不上文人雅士，不足以跻身“儒林”，默默无闻自在情理之中。到明朝建立前后，沈家子孙不仅积累的财富越来越多，而且不少人因家境富裕自幼受到良好教育，一方面在朱元璋推行的粮长制度和命地方官推荐各类人材的措施下出头露面，甚至担任朝廷官职；另一方面同当地的文人有较广泛的交往，沈家的名气也就越来越大。因此尽管沈万三早已去世，沈氏在洪武年间已分成四家，但是人们提到江南首富沈家时还是习惯于用沈万三来概括。
明中期以后的人士，除了大学士朱国祯撰写的《皇明史概》下笔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