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必读的中国帝王史-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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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每日沉浸在笔研、丹青、图史、射御之中，这显然是一些相当正派健康的嗜好。因此，到十六七岁时，他已经“盛名圣誉布于人间”，就是说，不但知名度不低，美誉度也非常高。
他也并不昏庸。从他当政之初的情形判断，的确称得上出手不凡。当时，他大刀阔斧地整顿朝纲，平反冤狱，贬窜奸佞，提拔贤良，一时间，很有除旧布新的气象。他曾经发布一份诏书，相当谦恭地希望天下人能够畅所欲言地品评朝政，其诚恳平和、推心置腹在历代帝王诏书中十分少见。从这份诏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位青年天子涉世未深的坦诚、带有理想化浪漫气息的良好愿望，读来很是感人。
宋哲宗在位时，也曾经发布过一份让天下人上书言事的诏书，献言者数以千计。结果，章惇做宰相后，断章取义地摘录这些上书，凭只言片语来整治上书者，搞得人们怨声载道。宋徽宗为了解除人们的顾虑，下令撤消了专门从事罗织罪名的办事机构，这显然是一个极为开明，大受欢迎的举措。
在徽宗初政中，已经在哲宗朝当了六年宰相、在徽宗朝继续当了九个月宰相的章惇遭遇重大打击。
这位章惇是苏东坡的老朋友，年轻时以富有才华，豪爽大方出名。他们两人曾经一起结伴外出远游。在前往芦关的深山老林里，马上就要到达黑水谷的时候，他们碰到一处万丈深渊，下面急流咆哮，上面只有一架独木桥。章惇提议两人过到对面的峭壁上去题字留念，苏东坡不肯，章惇若无其事地走过深渊上的独木桥，然后把长袍掖在腰间，抓住一根老藤荡到急流对岸，在峭壁上写下“苏轼、章惇游此”六个大字，然后从容回到此间岸上。苏东坡对此的反应是，拍着对方的肩头说：“今后你这家伙会杀人不眨眼。”章惇问：“何来此说？”苏东坡回答：“不在乎自己性命的人，肯定不会拿别人的性命当回事儿。”
以王安石变法为契机，章惇渐次成为变法派的主力战将，苏东坡则立即加入到反对变法的阵营，并以自己如日中天的文名与官声，成为令变法派特别难受的主要对立面之一。章惇做了六年宰相，果然以无情地不给任何人包括自己留退路，证明了苏东坡当年的判断不错。在章惇那里，人们才终于明白，什么叫政治迫害，什么叫政治谋杀。
于是，这位以不择手段地打击反对派著称的宰相，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徽宗初政的第一个被清算对象。最后，他被流放到雷州岛。这位前宰相从此再也没能返回京城，悄无声息地死在了贬居之地。
与此同时，深受这位宰相赏识与提拔的蔡京兄弟二人也成为众矢之的，被贬黜出了京城。蔡京被夺职，令在杭州居住。
在此期间，宋徽宗做了两件颇有象征意义的事：一件是将被贬到永州的老宰相范纯仁请回京城；另一件则是赦免苏东坡，实际上是为他平反昭雪，并恢复官职。与他同期被贬的三十多位官员也恢复了名誉与原有官职。可惜，其中的大部分人已经不在人世；而此时的苏东坡也贫病交加，不久，就病死在江苏常州。
范纯仁是著名的北宋名相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返回京城后，双目失明，已经是风烛残年。宋徽宗不得已让他颐养天年，并且感慨万端地说：“像范纯仁这样的人，能够见一面认识一下，就已经令人感到十分满足了。”令人遗憾的是，范纯仁和苏东坡的逝去，似乎成为了一个时代消逝的象征，从此以后，我们所能看到的，就将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了。
徽宗执政之初，虚怀若谷地听取各种不同意见，相当令人赞叹。宰相张商英劝告他要克勤克俭，防止奢华，不要大兴土木，抑制小人，他表示完全接受。有一次，他让人整修升平楼，还特意嘱咐工头：如果张宰相经过这里，须速把工人们藏到楼里去，不要让他看到。曾经有一个很敢说话的臣子，抨击童贯等宦官胡作非为，侃侃而谈，一直谈到傍晚时分。徽宗饥肠辘辘，饿得受不了了，就站起来说：今天先到这儿，我饿坏了，找机会再听你说吧。谁知，这位愣头青上前一把拉住皇帝的衣服，不让他走，以至于把衣服都扯坏了。徽宗大叫道：“有话好好说，我的衣服都被你撕碎啦。”这位大臣立即回答：“陛下不惜衣服撕碎，臣子我何惜粉身碎骨报答陛下！”徽宗相当感动，说：“有你这样的臣子，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皇帝的侍从过来为他换衣服，他说：“给我好好保留起来，将来用它表彰正直有节操的大臣。”
此时的徽宗，表现得似乎特别喜欢廉洁正直的大臣。有一次，一个为政清廉的县官被推荐给他，他把这个人召来谈话，发现此人确实不错，就破格提拔他做了殿中侍御史，并且对他说：“方今士大夫寡廉鲜耻，你懂得义理，这就是我特别召你来的原因。”有一位中书舍人，为人坦率耿直，徽宗对他说，“我每次听这帮臣僚们谈话，总觉得不是内含奸诈，就是马屁扑鼻；而你耿直正派，我只能倚赖你这样的人。”
登基之后，徽宗曾经觉得皇宫建筑过于豪华，容易让人沉沦丧志，对宰相说：“仁宗皇帝制作了一个宝座，觉得太华丽了，于是放到大相国寺去，自己不用。今非昔比，外人哪里会知道宫中如此过分的情形呢？”种种资料显示，这位青年皇帝聪明、敏锐，很有一股子锐意进取的勃勃生气。
公元1100年，徽宗向全国发布诏书，表示自己对于元丰、元祐没有成见，一切只看对国家是否有好处。任何伤害国家利益者，不论是元丰还是元祐，必与国人共同唾弃之。
一个月后，徽宗又一次下令，“欲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遂改元为建中靖国。”表示出一种不偏不党、除旧布新的气魄。
徽宗初年，气象万千。青年皇帝，奋发有为，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和无穷希望。没想到，没过多长时间，徽宗皇帝就走上完全相反的道路，与之前简直判若两人。
奢靡腐化
这一切是怎样发生变化的？宋徽宗为什么在未来的岁月里整个变了一个人？与登基之初的他比较，怎么会变得让人根本就无法辨认？这实在是一个相当令人困惑的问题。
四百七十年以后，明朝万历皇帝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变化。但是，万历皇帝的变化有明显的踪迹可以追寻。当时的首辅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突然发现，自己一向崇敬甚至敬畏的“师相”张居正，原来过着两面人的生活：在公众面前和私下里、当面所说的和背后所做的二者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于是，这位性格相当单纯，而且也还算富有才华的皇帝大受刺激，导致他由一个好学上进的青年，一步步变成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荒怠加贪婪的帝王之一。
然而，在徽宗皇帝身上，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这样变化的理由。找来找去，只能无奈地发现：只能把这种变化的原因，归结于这位皇帝身上天生的轻佻、艺术家气质和蔡京的影响。正是这些因素杂糅在一起，彼此强化着发生效力，遂使这位皇帝变成了后来人们心目中的那副模样。
从历史上看，宋徽宗当上皇帝时，蔡京已经享有了相当广泛的声望。反对他的人固然不少，支持他的却也大有人在。据说，此人天赋异秉，有一种相当奇异的本领：他可以若无其事目不转睛地盯着正午的太阳看，而且是长时间地看，一眼不眨。在时人的眼中，他是王安石的坚定拥护者，以毫不留情地打击保守派著称。因此，在变法派失势时，也遭受了同样无情的打击。
但是，当保守派掌权时，蔡京曾经相当巴结地在五天之内，就在自己辖区内废除了新法，并向保守派领袖司马光报功。这使人们有理由怀疑他的政治操守。从后来的发展来看，这种怀疑不幸成为了事实。到了徽宗准备再次依靠变法派时，蔡京手中高举的变法派大旗就成了他最为强有力的政治资本。
1101年，是宋徽宗登基的第二年。这一年年初，与向太后去世，宋徽宗开始真正掌权。实际上，在去年九月间，向太后已经以身体不适为由，将大政归于赵佶了。只是到此时，他才真正无所顾忌罢了。
这一年年底，他突然把自己亲手贬到杭州去的蔡京起用为定州知府，随即转为大名府知府。还未到任，又任命为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调回朝廷；两个月后，又升任尚书左丞，进入中央决策层；再过两月，蔡京被升任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相当于第二宰相的职权。仅仅半年时间，蔡京已经成为帝国决策阶层的主要人物。由此再过半年，蔡京便正式就任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当朝第一宰相。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戏剧性变化，实在叫人目不暇接。
对于这个变化，史学家们众说纷纭。归结起来，不外两大因素：其一，是朝廷政治斗争的实力对比、角逐与博弈的结果；其二，蔡京的艺术才华发挥了很有可能非常重要的作用。
宋徽宗当上皇帝之后，激浊扬清，表现出了一位中兴天子的气象。从当时皇帝发布的各种诏书文告上看，他很是诚恳，并没有玩弄权术，欺世盗名的迹象。
徽宗登基之后，有九个月时间，由向太后垂帘听政。这位太后和她的婆婆宣仁太后一样讨厌变法派，于是请一位老成持重的保守派人物韩忠彦担任宰相。此时的第二宰相就是那位拥立徽宗即位，斥责章惇居心叵测的曾布。这位曾布不是一个简单人物，其实他与章惇一样，都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拥护者。但他很讨厌章惇，原因是章惇过于强项霸道，压得曾布无法出头；另一方面，他也不喜欢蔡京。当时，他是知枢密院事，主管全国的军事工作；而蔡京一心盯着的也是执政的位置，这让曾布很不舒服。蔡京乖巧，很会讨喜，这使曾布分明感觉到了压力。因此，怎样才能将章惇和蔡京排挤出京师，曾布当时是花了不少心思的。
如今，需要对付韩忠彦了。曾布一方面，劝徽宗皇帝，要继承父兄神宗皇帝与哲宗皇帝的遗志，发扬光大他们的革新变法事业，只有这样，才能民富国强，长治久安，实现朝代的夙愿。对于血气方刚，思量着有所作为的皇帝，这样的劝告是有说服力的。
而且，经过父兄两代人变法革新的努力，民间百姓的生活可能更糟了，但这是皇帝不大容易看到的；而官府的经济收入上，显然是大大好转了，这却是皇帝每天都能知道的。到徽宗即位后，北宋的国库即便不是开国以来最富裕的，也肯定相当好过。
很有可能，这就是建中靖国年号只用了一年就改成崇宁的重要原因。这里的“宁”指的是熙宁，即父亲神宗皇帝推行变法的年代，“崇”应该是推崇、崇尚之意。现在，天才艺术家宋徽宗赵佶开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轻佻了。
另一方面，曾布的政治主张虽得到不少朝臣的拥护，这还不够。要对付韩忠彦这样的保守派，他需要更加强有力的支持者。在他的盘算中，如果赶走了现任宰相，自己极有可能顺理成章地成为宰相，这样，他应该不需要过分担心蔡京的威胁了。因此，他参与并支持了皇帝对蔡京的起用。而此时，敌对一方的宰相韩忠彦，表现得却不但平庸，而且糊涂。史书记载，这位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