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之问鼎天下-第2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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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家门阀要的是家族延续的基础上，继续保持政治经济上的垄断地位。为此他们必然会选择代言人依附，而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世家门阀都做了同样的事情：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押对宝，则家族兴旺发达，押错了那结局必然是被边缘化，甚至很可能有灭族之祸。然而除此之外，世家门阀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是诉求，前者可以说是政治上的，而这一点则是经济上的。
他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弱中央，或者说弱皇室。因为世家大族的经济基础，是“占山护泽”，是兼并大量土地而经营的庄园经济。他们兼并的对象，是自耕农，而自耕农又是中央皇室的经济基础，政府的赋税和兵役都需要自耕农来承担，这就使得世家大族的庄园经济，跟政府的经济收入，完全是互相冲突此消彼长，说得不好听点，世家大族是喝着皇室的血壮大的。所以在原本的历史上，当曹魏开始打击豪强加强中央集权的时候，门阀大族全都倒向司马氏。
这种对政治经济垄断地位的贪欲，决定了世家大族与其选择的“主公”之间，既有合作的前提又必然包含深刻的矛盾。尤其是对于刘琮和曹操来说，中央集权的法家思维注定了与儒家分权共治的斗争。忠诚和背叛，有时候并不与个人品行有关，想想曹操自起兵以来历经过多少次背叛，刘琮都为其感到无奈。
刘琮为何力主推行以自耕农为主体的小农经济？这便是主要原因，然而他又清醒的认识到，当下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还离不开世家大族的支持，所以一直在努力的维系两者之间的平衡，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做适当的妥协来维持这种平衡，保证内部的稳定。
那么小型豪强呢？在刘琮集团的内部，他们的实力也很不小，不过小型豪强更具有地方性，不像世家门阀是大官僚与大家族的结合，对权力要求不高，诉求更务实，希望有“明君”能够保境安民，让自己的家族不被黄巾之类的流寇侵袭，能稳定的当土财主。江东的南渡北士集团中，这样的小型豪强构成了其中的主力，甚至也有一个隐性的代表人物：鲁肃。当然鲁肃个人的野心更大，所追求的目标也更为宏大。
当然除了江东，荆州本土也有许多这样的小型豪强，和南渡北士集团类似，他们也更有扩张性，所以对于刘琮来说，他们更容易成为最坚定的支持者。说到底，谁愿意始终被更高的阶层所压制，而不产生向上的渴望和追求呢？
然而比小型豪强更具有这种冲动的，则是寒士阶层中的精英。所谓的寒士其实并非指家境贫寒，当然也包含其中，但最主要是没有政治地位的小地主。他们的诉求，是希望突破世家大族对官场的垄断，获得成就功业的机会。
如今这个年代名义上是选州郡贤达，实际已经被高门大族所垄断，大家出门碰到先自报三代家门，家世牛逼你就牛逼，家世差一点就各种被鄙视，当官也变得完全看家世。要不然刘备走哪儿都要给自己带个标签“中山靖王之后”。诸葛亮这样失去父荫的士族末流会被人看不起到什么程度？通过他交往的人就能够看出。因为小地主出身的精英们变得没有出路，上升通道被堵死，他们就更加渴望建功立业，成就功名的机会。
在刘琮的荆扬集团中，其代表人物当属贾诩，不过贾诩很明智，基本上超脱于各个阶层之外，其实他最为忠诚的，还是他自己。当然刘琮也没有想过去改变他，甚至在多数时候采取默许和支持的态度。而现在刘琮所依靠的主要力量，其实正是贾诩、诸葛亮这样出身的寒士精英。
除了寒士精英之外，刘琮最大的支持者，来自于平民阶层。魏延、赵云甚至徐庶都可算做其中，他们和寒士精英一样，渴望打破所有压制其上的束缚，出人头地，建功立业。
贯穿这个时代的最大特征，其实就是皇室与官僚门阀的权力争夺，平民和寒士阶层尽管人数最多力量最大，但大部分时候都被压制，极少参与到核心博弈来。从诉求上说，平民和寒士阶层，是完全站在皇室一边的，他们其实是一个经济体的一体两面，皇室“王党”要保持家天下，就要天下有足够的自耕农纳税服役，同时吸纳底层的精英，作为皇室和底层的纽带，而小农们也希望国家统一没有战乱，同时有个开明的政府保障他们不被门阀欺凌。
但这两股力量在黄巾之前无法汇聚在一起，因为只有一个皇室高高在上，不可能和老百姓有太多接触，皇室只能依靠官僚作为和平民阶层互动的纽带，但这纽带已经成长为世家门阀，站在他们的对立面了。在朝中，皇室和官僚大臣互相牵制，在乡野，世家大族有庄园有武装压制自耕农，而他们又释放出州郡低级职位吸引寒士和平民中的精英，使得这些人不再忠于皇室而成为门阀的门生故吏。
幸运抑或不幸的是，“黄天当立，岁在甲子”的黄巾之乱，使得这种平衡被打破，平民精英们看到了这个机会，比如刘备。小型豪强中的野心家也看到了这个机会，比如孙坚。
至于袁绍袁术之流，在被这场席卷天下的大乱所左右的同时，也不可抑制的对高高在上的皇权，产生了非分之想。
那么就刘琮而言，该如何在内部各种阶层的博弈中，始终掌握主导权，使之向自己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呢？对于这个问题刘琮一直在摸索在实践，通过数年努力，现在已经基本上形成了各种相应的制度。不仅仅是天下大势分分合合，其内部阶层，也必然会经历这样的阶段。
第307章 另起炉灶始有因
当初在南阳推行新政之时，刘琮并没有意识到，对自己，对荆州，乃至对天下会造成怎样的影响。那时的刘琮到这个时代还不到两年时间，还沉浸在英雄主义的缅怀和对战争的浪漫幻想之中。所以他才会游历荆州，本能的收拢部曲，下意识的学武，其根源正是来自于对历史上本尊的悲惨下场的恐惧。
就任南阳太守之后，刘琮所想的，也不过是如何在这个乱世中自保，至少别像本主那样举荆州八郡之地，十万带甲之士不战而降，将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掌控。
所以刘琮才会以弱敌强，拼尽全力赢得了宛城之战的胜利。在这个过程中，各种为了确保增强实力打击敌人的临时措施，渐渐成为了未来的新政主体。屯田、练兵，依仗各阶层扩大赋税来源，互为因果却使得刘琮在南阳获得了成功。这种成功固然离不开刘表的支持，带有非常明显的地方色彩，但逐渐让刘琮意识到，荆州的未来也可以如此。
为何在南阳可以推行以自耕农为主体的小农经济，而在荆州其他各郡便会遭到不同程度的反对，其进展直到现在都远不如南阳？这与南阳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当时的动乱背景有关。
因董卓乱政之故，关中的三辅地区多年来兵祸连结，百姓不得不抛弃家园成为流民，其中很多人便就近到了南阳等地。远一些的，则跑去了益州、扬州乃至交州。这其中南阳郡内的流民占了很大一部分比例。
而在刘表入主荆州之前，荆州各郡也屡次遭受了战乱之苦，有黄巾义军也有袁术、孙坚，更多的是宗贼作乱。战乱打破了原有的世家大族对于土地的垄断，这也是为何刘表单骑入荆州，便能够得到以蒯良、蒯越兄弟为首的荆州世家大族支持的主要原因。他们要恢复秩序，重新掌权，控制地方，就必须推出一个被各方认可的代表人物。而刘表出身于最大的世家——皇室，被他们选择支持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大量流民的涌入，正好为刘琮突破现有体制另起炉灶提供了机会。
汉灵帝弄的西园八校尉为何会以失败告终？
不仅仅因为其自身能力不足和世家大族的反弹，更重要的是，重建一支军队，需要有能服役的兵源，和支持起这支部队的粮草物资，说白了要有足够自耕农纳税服役，同时皇室能直接管理，但那时乡野间的自耕农因为门阀的兼并，分割凌乱，负责税收的州郡吏和军队的统兵将领也都是门阀的门生故吏，忠于门阀大过朝廷。抛开那些历史的机缘巧合，人事纷争不谈，从根本上来看，就注定会成为失败之举。
因此在刘琮广泛开展屯田以安置流民之后，他所获得的就不仅仅是大量自耕农，也相应的使其成为南阳军的主要兵源和粮草军械的提供者。为了进一步加强这种控制，才有了户籍的划分，对劳动力的固化。从而使得刘琮能够得到长期稳定的各种资源。
荆州军的军制也因此更加偏向于“王党”中央集权，无论是刘琮的近卫军明光骑，还是炮车营，轻骑营，水军乃至到目前为止尚未为人所知的大杀器陌刀营，全都由最忠诚的将领或刘琮的宗亲所统领，而稍外围一些的军队，也多由张绣、文聘这样与刘琮关系匪浅的将领掌控，至于蒯越所代表的荆州本地文士门阀，就只能把持文职，极少指染军职。
自江东之战后，刘琮更是进一步将军纪上改“但赏功而不罚罪”为“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在某种程度上，确保了军队的向上流通通道，同时收部曲私兵的政策，则从根本上断绝了世家大族拥兵自重甚至起而反叛的可能。
在吏治方面，刘琮施行的是和中下层精英的合流。王粲、杜袭、裴潜等人自不必说，如今荆州各郡县官署中，已经有大量的来自于小型豪强甚至寒族的精英，充任各级官吏。
黄巾起义，天下大乱，但黄巾流民武装只是起破坏作用，时局的走向还要看精英们的选择，平民阶层的精英这个时候分裂为两部分。一部分加入了黄巾，成为流民武装领袖。不少州郡的中下层官吏加入黄巾，就是因为这些寒门或者平民出身的精英深感自己在体制内已经走到头，而那些能力不如自己的门阀子弟却靠家世霸占州郡的重要职位，成为他们的顶头上司，所以毅然造反。
另一方面，黄巾流民武装也打破了世族门阀对官场的垄断，黄巾军冲击州郡杀掉了一批门阀出身的官僚，而时局紧张，那些仅靠家世居官者没有能力处理这种局面，这就迫使门阀不得不接受寒门和平民中有才华的人，来接手他们的职位，以解决棘手的局面。
这种普遍的情形，使得寒门精英有了更多选择，也即是不但君主可以选择臣子，臣子也能够选择君主了。在这样的大势面前，刘琮必须敞开怀抱，甚至主动招揽，以获得中下层阶级的广泛支持。在这一点上，刘琮甚至做的比曹操更加极端。
曹操“唯才是举”而刘琮不但唯才是举，还要大批量制造带着自己标签的人才。官学、军学，以及世家大族看不上，寒门子弟却趋之若鹜的各种技术型学校。
那么如此一来，会不会遭到世家大族的反对和反抗？刘琮很清楚，这是必然的。但在他掌控了军权，并且占据了大义名分之后，世家大族除非狠下心来联合反抗，否则只会落得鱼死网破的结局。对于考虑长远的世家大族来说，这并不是最好或者说最终的选择。所谓妥协，当然也不是刘琮单方面的。
正是通过推行新政，刘琮才勉力将各阶层的政治诉求整合成一股向外扩张的动力。然而掩藏在看似平静的形态之下，始终饱含着各阶层不同追求而造成的各种矛盾。在争夺天下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