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穿越时代-第4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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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偏邹维琏不仅是东林党出身，在党争之中跟温体仁是政敌，甚至个人还跟他有私仇……更何况，于公而言，随着大凌河之战的惨败，整个北方的边防都摇摇欲坠，辽东建奴的一支偏师已经破关南下，在北直隶四处横行！在这种帝都告急的情况下，无论是皇帝还是内阁，都不会希望在南方挑起新的战事。
总之，邹维琏很清楚，如果他在这个时候强行对付黄石，恐怕非但得不到朝堂之上的助力，反而会被温体仁这个老仇人掌控的内阁倒打一耙，扣上一堆罪名，甚至将他革职下狱，给黄石出气都是有可能的！
既然如此，他这个爹不疼娘不爱的福建巡抚，还折腾个什么劲儿？能熬一天是一天吧！
好歹如今这局面还能勉强维持，福州市面上基本也算安稳，而且福宁军虽然勾结海寇、跋扈骄横，但至少没有扯旗造反的打算，每年的官税还是基本能够如数上缴，只是各级官吏的灰色收入出现了一定幅度的缩水而已……但总归要比那些当了山贼流寇的穷泥腿子打破省府，自己被迫殉城来得强得多。
至于福宁军在闽南各县欺凌文官，苛待缙绅，屠杀士子，火烧贡院，强征商税，结怨富室，开设学校散布歪理邪说的种种恶行……唉，只要没闹到福州来，他也只好装作不知道了。
所以，当三个月之前，张岱和一干复社士子、东林小字辈联袂造访福州，向邹维琏“揭发”黄石勾结髡贼，背叛朝廷的“密谋”，要求邹维琏在福建地方发动缙绅官宦，配合南北两京朝堂上的东林党人，内外配合对黄石集体发难的时候，邹维琏登时头大如斗，只得苦笑着暗自腹诽——张岱你这个富贵闲人，哪里知道我眼下的苦楚？眼下巡抚衙门连自保都很勉强，哪里还对付得了福宁军这等天下第一流骄兵悍将？
当从这些小字辈的口中，探知挑起此事的主谋，居然是隐居在家的钱谦益的时候，邹维琏更是嘴上赞叹，肚子里却是连声大骂，“……钱牧斋你这个老滑头！是想把我当成肉包子，丢给黄石那条恶狗给啃了吗？”
——跟那些只知道整天唱高调的东林党小字辈不同，邹维琏这个浸淫官场多年的老油条，可是一眼就看穿了钱谦益煽动东林党发起政治风潮，逼反黄石和福宁军的险恶用心：从大明朝廷的角度来说，值此国家不稳、天下多事之秋，哪怕铁了心要铲除黄石的福宁军，也应该要秘密行事，把风险和动荡压到最低，减少事情的反弹和影响才对，譬如设下圈套，派出高手去伏击刺杀黄石之类，才是真正的上策。
但是，对于眼下赋闲在家，急于搞个大功好让自己起复的钱谦益来说，这种对国家而言最有利的处理方式，对他而言却是最坏的处理方式——作为一个无权无职的下野政治家，他根本无法插手到这件事情里面，获得政治资本。即使成功铲除了黄石和他的党羽，那么所有功劳和利益，也都会被福建地方上的政治集团和在朝堂上任职的东林党人瓜分。所以，凭着东林党长期以来让人吐血的内部倾轧传统，钱谦益故意选择了一种最热热闹闹、轰动天下的，也是对国家伤害最大的处理方式：那就是在朝野之间发起舆论风潮和政治攻讦，强行逼反黄石的福宁军！搞出一场数省会剿的大会战！
在钱谦益看来，既然黄石的野心已经显露，接下来必定要造反，那么他现在大张旗鼓地发动所有力量去弹劾黄石，等到黄石承受不住压力，果然掀起叛乱之后，自己就可以凭着先见之明重新进入皇帝的视野。至于黄石起兵之后在福建杀得尸横遍野，百姓流离？那又关钱谦益什么事？这都是福建巡抚的责任啊？反正到时候钱谦益远在江南，正所谓死道友不死贫道——不管是不是会逼反边关大将，给国家带来滔天大祸，只要能把举发的功劳抓在自己手里就好……这就是东林党的一贯尿性，而邹维琏对此也是心知肚明。
所以，面对张岱一连数日的慷慨陈词，邹维琏只是含糊应对，最后经过一番好说歹说，总算是以“时机尚未成熟”之类的借口，把张岱他们给敷衍了过去。然后又招待他们好吃好喝、游山玩水了几天，还送了许多市场上新推出的“澳宋商品”作为礼物，终于是把这帮纯属来添乱的家伙给打发了回去。
然而，此时的邹维琏巡抚还不知道的是，这件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
387。第387章 、福建暗流（中）
第七十八章、福建暗流（中）
思来想去良久，心思繁杂的邹维琏终于睡意全消，于是打着哈欠伸了个懒腰，从躺椅上慢慢爬起身来，却又实在无心处理公务，于是便从躺椅底下的隔层里，翻出一册《战争史研究》，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
——虽然对澳洲髡贼勾结国朝武将、危害大明社稷的暴行，邹维琏在心中一向很是愤恨，明面上也总是做出一副与澳洲髡贼势不两立的姿态，但对于这些海外髡人搞出来的这些新鲜玩意儿，邹维琏这位巡抚大人还是挺感兴趣的，故而时常让仆人去市面上收集髡人印制的各类精美书报，然后在私下里细细阅读。
尤其是这份《战争史研究》的期刊，专谈天下兵事，深得邹维琏的关注。其中颇多军国掌故、时局针砭，既有古代的各种经典战例分析，亦有当今天下的战事速报和相关评论。里面的文章字句虽然通俗易懂，多用白话，分析却是由浅入深，说得头头是道，又颇有趣味，而最新一期的《战争史研究》里面，对于大凌河之战的评论文章，更是让邹维琏读得拍案叫绝，心有戚戚，反复诵读了几遍之后，依然赞叹不已。
“……话说天启年间，兵部尚书王在晋主持辽东战事，当时正值广宁大败，辽东官军已是全线崩溃，各个胆寒。王在晋勘察前线之后，认为朝廷边军已不堪再战，纵然侥幸收复广宁，也无力坚守。而且国家财力疲敝，根本无法与建奴长久对峙，于是主张尽数放弃辽东、辽西，以长城为边境，重修山海关作为最后防线，只以水师骚扰建奴腹地，如此便可大大减少军费开销，所需工程费用总共亦不过一百万两银子。
但当朝诸公皆以为，王在晋不谋划恢复辽东失地，反而还要再丢弃辽西，实在怯懦无用，于是将其罢免，改由帝师孙承宗督师辽东。孙阁老倒是一心想要打回辽阳和沈阳，收复辽东，但朝廷官军在野战之中实在打不过女真建奴，便想出一条堡垒计，在山海关外大兴土木，不断往东修堡垒。建奴来了，军民就缩进堡垒坚守，建奴退去，就再往前继续修新的堡垒，一边挺进一边施工，最后把堡垒修到沈阳为止。
此策如果用在永乐、嘉靖年间，国家财计充裕之时，或许倒也可行。然而自从天启年间以来，天下灾荒频繁，赋税难以征齐，户部银库早已入不敷出。孙督师为了推行堡垒战术，在辽西集结十余万大军，还要修堡垒、铸火炮、囤积粮秣，却依然无力主动出击，反而每逢野战必败，未能收复一寸失地，不能遣散大军休养生息，军费开销自然也降不下来，还白白送给了建奴大笔的粮草、兵器、马匹和饷银。而且每一次女真兵来袭，摧毁沿途各堡垒之后，官军还得再一次重修，于是朝廷又要拿出一大笔的工程开销。
结果，朝廷在辽西关宁军身上每年花费的军饷，居然高达五六百万两白银之多，而之前朝廷户部的岁入，也不过每年四百万两上下，户部很快就开始哭爹叫娘。孙阁老看看似乎不行，于是又想要自力更生，在辽西屯田，但辽西之地能够收获的粮秣赋税，折合白银只有十五万两。而且在关外屯田的话，如果关宁军无法在野战之中击败建奴，没办法阻止敌军劫掠，那么你这些屯田里的庄稼就等于是为女真人种的。
这般入不敷出之下，朝廷不得不一再加征辽饷，搞得天下人心惶惶，可是依然无法弥补这个无底洞。由于在辽东要修筑这么多堡垒，工程用度太大，朝廷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于是西北各镇的粮饷长期欠发，导致山陕边军哗变，西北流寇横行之势遂不可遏止。而中原、山东也是不堪重负，民变蜂起。无论大凌河之战胜负如何，只要孙阁老靡费巨万的堡垒计不改，以朝廷财力之窘迫，迟早要被活活拖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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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哪怕是内阁重臣，对辽事的见识恐怕也不过如此了。想不到这髡贼也是如此上心啊！”
放下手中的《战争史研究》，福建巡抚邹维琏忍不住喟然长叹道，“……可纵然看透了，又能如何呢？”
——作为明末朝廷之中少有的能臣，邹维琏当然知道孙承宗这种堡垒战术的弊端，而朝廷之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同样早就对此颇有非议——其实也不需要怎样的远见卓识，只要看着每年被辽西堡垒群和关宁军吞噬的几百万两银子，还有连年赤字的户部账簿，百官群臣就都知道：国家实在撑不起这样的耗费了。
可是，既然财政已经如此不堪重负，朝廷为何还不改弦更张，重新起复前任督师王在晋，使用他的固守山海关之策，以此来节约开支？难道是没有哪位内阁要员愿意承担丢弃关外锦州、宁远各城的罪责？
嗯，多少有一点这个方面的原因，但绝不是最主要的。真正关键的问题是，有很多人看不得朝廷省钱！
举一个更加显著的类似例子来说吧，自从大明迁都北京以来，北京的粮食供应，就仰赖于大运河上的漕运。但问题是，一条运河从南到北，从地方到中枢，从漕丁运兵到户部尚书、内阁大佬，不知道多少人在这上面分肥，每年按规定从江南往北京运粮八百万石，沿途各种莫名其妙的耗费却近三千万石，还有那修缮运河、维护水闸的花销，当真是每年都要把泼天一般的金银掏出去，压得江南百姓喘不过气来。
于是，江南的有识之士就在心想，既然漕运从南到北几千里，漕船、漕丁、沿途官府、各种规费盘剥层层剥皮，开支怎么也节省不下去，而且都得摊在江南人的头上。那么为何不釜底抽薪，索性不走运河，改走海路呢？要知道，海船的运量远大于漕船，帆船的速度也远快于人力拉纤的漕运，如果能改漕运为海运，那么运输成本和沿途耗费肯定会大大减少，江南百姓的负担也就会大大减少，造福民生，善莫大焉。
所以，自从戚继光平定倭寇，海疆恢复平静之后，就不断有人在朝堂上提议将漕运改为海运，减轻整个江南的负担。但这一切倡议最终都是石沉大海——上千里的运河漕运，近百万人牵扯其中，每年有几千万石粮食可供分润，就是几千万两的银子。面对如此巨大而稳定的收益，有谁愿意去改变？又有谁敢触碰？
哪怕江南的东林党掌控了明末朝政，但他们背后的金主乃是江南的缙绅富商集团，而不是江南的小民农户，漕运对江南百姓盘剥吸血得再狠，对于擅长偷税漏税的他们也影响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