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红色的起点-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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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在这次会议中是主要的发言者。他坚持共产党员必须加入国民党；大概是为了减少反对，他避免提到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犯了‘左’倾幼稚病。他的论点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为实现关于国共建立联合战线唯一可行的具休步骤。其主要理由大致是：第一，中国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只能有一个民主的和民族的革命，决不能有社会主义的革命；而且现在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其所能起的作用，都还很小。第二，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是中国现在一个有力量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政党，不能说它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一个如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第三，孙中山先生可以而且只能容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决不会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一个平行的联合战线。第四，中国共产党必须学习西欧工会运动中，共产国际所推行的各国共产党员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的联合战线的经验；中国共产党须尊重共产国际的意向。第五，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既可以谋革命势力的团结，又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人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等等。”
张国焘接着回忆道：
“我和蔡和森发言反对马林这种主张。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不能与西欧共党工人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一事相提并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加入进去无异与资产阶级相混合，会丧失它的独立性，这与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所通过的原则不合。我们指出与国民党建立党外的联合战线是可以做到的，这有过去国民党和其他派系建立联盟的实例为证；如果组织一个联合战线的委员会，可以推孙为主席，委员会中的国民党人数也可比中国共产党人数多一倍左右。我们所要说明的中国共产党并不是要求与国民党来个平行的联合战线，只是不要丧失独立性。我们还着重指出，中国共产党除与国民党合作建立联合战线外，更应注意争取国民党以外的广大工农群众来壮大自己。根据这些观点，我们要求不接纳马林的主张，并请共产国际重新予以考虑。”
张国焘还回忆说：
“陈独秀先生也反对马林的主张，而且发言甚多。他强调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的分子，便否认它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性质。他详细说到，一个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后，会引起许多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其结果将有害于革命势力的团结。但他声言，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至多只能申述我们不赞同的意见。
“马林说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陈先生还提出只能有条件的服从。他着重指出只有孙先生取消打手摸〔模〕及宣誓服从他等原有的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党员才能加入进去。否则，即使是共产国际的命令，他也要反对。
“李大钊先生却采取一个调和的立场。他虽同情我们的某些看法，也称许陈先生所提出的条件，但基本上是附和马林的。他认为国民党的组织非常松懈，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国民党已经多年，挂着国民党党籍，依然进行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并未受到任何约束。即单纯的国民党员也抱有各种不同的政见，单独从事政治活动的例子也不少，足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同样不会受到约束。他也判断联合战线不易实现，采取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是实现联合战线的易于行通的办法。”
经过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决定实行国共合作。
此后不久，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五日至十二月五日，共产国际“四大”在彼得格勒召开。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刘仁静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王俊作为中国工会代表出席了会议。记者瞿秋白此时已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
会上，由英语流利的刘仁静代表中国共产党作了重要发言：
“为了消灭在中国的帝国主义这一前提，就必须建立反帝的统一战线，我们党已决定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了，其形式是我们的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关于统一战线的决定公诸于世。
这样，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
这样，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这样，一九二四年初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一大”时，大会主席为孙中山，而主席团由五人组成，即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
中国共产党负责人李大钊居然成了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团成员！
会上，李大钊、谭平山等中国共产党党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
这样，中国共产党开始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用一段非常准确而又简明扼要的话，概括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
第七部分：成立中共“三大”的主题是国共合作 1
按照中国共产党“二大”关于“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开一次”的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一九二三年五月发出通知，决定在“下月”——六月，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罗章龙是出席中国共产党“三大”的代表。笔者曾采访过他。据罗章龙回忆，他当时接到一封署名“钟英”的信，要他出席中国共产党“三大”。所谓“钟英”，如前述及，也就是中央的谐音，“中国共产党中央”之意。
罗章龙是从北京经天津乘海轮到达上海，再乘船前往广州。到了广州，罗章龙悄然找“管东渠”先生接头。
所谓“管东渠”，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的谐音代号。
中国共产党“一大”、“二大”是在上海召开，但是这一次“三大”却改在广州召开。所有中国共产党“三大”代表，都由“管东渠”安排在广州的食宿。
中国共产党“三大”在广州召开，是因为在“西湖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决策实行“国共合作”，而广东当时是国民党的“大本营”。
国民党的势力进入广东，是在一九二○年。这年二月，驻粤的滇（云南）系军阀和桂（广西）系军阀之间发生武装冲突，孙中山趁机策动驻闽的粤军将领陈炯明回师广东。十月二十九日，粤军夺回广州。十月三十一日，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十一月二十五日，孙中山离沪赴粤。于是，广州也就成了国民党的“大本营”。
然而，军阀反复无常。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凌晨二时，坐落在广州观音山的孙中山总统府突然遭到陈炯明部队四千多人的袭击。在猛烈的炮火中，总统府化为一片废墟。陈炯明原本打算一举摧毁孙中山政权。在万分紧急之中，孙中山被迫连夜登上“宝璧”号军舰直驶黄埔，然后换乘“永丰”由于“永丰”舰在这一战斗中立下历史性功勋，在孙中山去世后，被命名为“中山”舰。舰，与叛军相持。
孙中山急电正在浙江宁波的蒋介石：“事紧急，盼速来。”蒋介石赶赴广州，登上“永丰”舰。孙中山授以海上指挥全权。蒋介石指挥反击陈炯明。在那些日子里，蒋介石侍立在孙中山左右，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八月十八日，蒋介石护送孙中山前往上海。蒋介石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写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并请孙中山作序。从此，蒋介石有了一笔令人垂羡的政治资本，常以孙中山的“好学生”的“光辉形象”出现于社会公众面前。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大本营参谋长，使蒋介石进入了国民党高层领导之中。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孙中山借助于滇军杨希闵、刘镇寰的力量，打败了陈炯明。一九二三年三月，孙中山又重返广州。于是，广州再度成了国民党的“大本营”。
中国共产党也在广州发展力量，建立了“管东渠”——广东区委。就在孙中山重回广州前不久——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六日，陈独秀在参加“西湖会议”之后，也从杭州来到广州。
这样，国共两党的首脑，都坐镇广州。
对于国共合作，虽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极力主张，而且在“西湖会议”上得到五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的认可，但是在全党思想上并未统一。即便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之中，也有好几位只是基于服从共产国际领导这一点而认可国共合作，在思想上并未弄通。正因为这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主张把讨论国共合作，作为中国共产党“三大”的主题。
既然中国共产党“三大”要着重讨论国共合作，而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长陈独秀在广州，所以在广州召开当然是最合适的。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中国共产党“三大”在广州永汉路太平沙“看云楼”召开。
这“看云楼”，并非古寺名楼，只是因为门口贴了“看云楼”三个字而得名。这“看云楼”是陈独秀在广州的住所，那三个字也出自陈独秀笔下。陈独秀给住所取名“看云楼”，大抵是要在那里“看”中国变幻莫测的风“云”。陈独秀住所有个大客厅，成了中国共产党“三大”的主会场。会议有时也改在离那里不远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广州的住处“春园”召开。
比起中国共产党“一大”、“二大”在上海召开时那种时刻提防特务、巡捕的紧张气氛来说，中国共产党“三大”要宽松得多。因为广州是在国民党控制之下，对中国共产党采取友好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三大”的代表，比起中国共产党“一大”、“二大”要多得多。出席会议的代表，多达三十多人——不过，其中有表决权的十九人。这些代表来自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广州、浙江、山东、满洲等地以及来自莫斯科。
中国共产党“三大”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毛泽东、刘仁静、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罗章龙、陈潭秋、谭平山、何孟雄、向警予、阮啸仙、徐梅坤、冯菊坡、林育南、于树德、邓培、项英、刘尔崧等。
陈独秀在大会上代表上一届中央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
陈独秀指出：
“现在共有党员四百二十人，其中在国外的有四十四人，工人一百六十四人，妇女三十七人，另外还有十个同志被关在狱中。去年我们只有二百名党员，今年入党的大约有二百人，其中有一百三十个工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一六八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