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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香港二十八总督(全文)-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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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办东华医院
  东华医院的创办,与广福义祠有关。该祠坐落在香港岛太平山街,建于1851年。起初只有几间小屋,用来供奉中国先辈居民信奉的神主。这里的祀例与中国内地乡间不同,不以姓氏乡邑为限,以示普及。义祠落成后,常有流离失所的穷人借此为栖身场所,还有一些无亲无故的垂危病人也被送到这里等死,因此,环境污秽不堪。根据这种情况,1869年4月底,麦当奴以义祠管理不善,影响观瞻为由,下令拆除。如果这道命令实施,流落街头的贫病居民就失去了暂时栖身之地。
  在此之前,1866年5月23日,一些中国居民曾提出建议,要求香港政府设置栖留所医院,收容贫病无家可归的中国居民。麦当奴以已有官方医院为理由,拒绝采纳这项建议。实际上,当时虽有官方医院,居民前往就医者极少。据港英当局1869年6月的一份报告统计,一年之内,香港居民入官办医院留医者,外国人有934名,而占香港人口90%以上的中国人,仅有223人。趁麦当奴取消义祠的机会,中国商人梁鹤巢、陈瑞南等人重新提出建医院一事。他们认为:中国人不愿进官方医院,是信仰中医的原故。因此,必须创办一所华人医院,纯用中医中药诊治病人。他们的建议得到中国居民的热情支持,很短时间内就自行筹得捐款三万多元。面对这种情况,麦当奴政府也只好表示支持,拨款11。5万元予以资助。医院定名为东华医院。1870年4月9日动土兴建,1872年2月14日落成启用,地址选在上环普仁街。
  经过各方面人士努力争取,原有义祠也没有拆除,1873年重新修葺,恢复旧观。
  中国著名学者王韬应梁鹤巢的请求,撰写《创建东华医院序》。序文说:“太平山侧,固有所谓广福慈航者,为寄停棺櫘,垂死病人迁处之所。特当事以其措置不善,已谕撤除。梁君鹤巢、陈君瑞南请于当事。因其旧址扩而新之,暂为施医治病之地。于时捐资集事者凡百二十人,特是经费无所出,事可暂而不可常,因群请于前任宪麦公,麦公慨然曰:是固地方之要务,敢不为诸君成斯盛举。赐地给币,奖励甚至,前后拨公项至十余万。一时草偃风行,倾囊解橐者,无不输将恐后,岁捐之数,亦盈八千有奇。于是医院大功告成!可垂之于不朽。谓非南州诸君子盛德事哉!”
  据白帆先生有文载:1870年4月9日,东华医院举行奠基礼,由麦当奴总督主持。港府资助建院费11。5万元,是4年赌饷的1/4。1872年2月14日,东华医院建筑落成,也由总督麦当奴主礼。
  为什么取名东华医院,可能是取广东华人医院之意。王韬的序文里,没有明确提到上述说法,只是增添了一种新的解释。他写道:“医院落成,赐名东华,其命意固有显然可见者。况以东也者,生气之所发;华也者,万物极之盛。然则宣布阳和阴行,滋长群生,有不咸被其休者乎。”
  医院正门有石刻“东华医院”四个大字,笔力遒劲,重若崩云。这是创院时由名士陈璞手书。润笔费200两,由梁鹤巢解私囊相赠。陈璞接受润笔费后,转赠医院作为建筑费用。
  东华医院委员会(1900年)
  东华医院建立以后,1911年在九龙建成广华医院,1929年在港岛东区扫杆埔建成东华东院。1931年三所医院统一管理,合成东华三院。东华三院的重要业务是赠医送药。早期主要是利用中医药为贫苦病人免费治疗。
  说到东华医院,不应漏掉在东华医院的历史上一件鲜为人知而又很有意义的事情。此事发生在1949年初,东华医院院长谭嘉士曾将人民解放军一批伤病员接到东华医院治疗。事实收在《香港东华三院见闻杂录》一文中。该文写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为迅速解放广州,速行军途经宝安,有伤病员士兵二十多人,行动困难,遂退入香港境内沙头角,电话向东华的谭院长求助,谭即应允并派医护人员携药物医具,亲乘大卡车往沙头角,将伤员全部运回东华治疗,医药伙食全部免费。时过两周,伤病员还未完全康复,而他们从报纸得知广州解放的消息,归队心切,遂向谭院长请求:迅即用车送他们回广州。谭答允他们之后,回到医务室,对医疗助手梁某说,要司机明早把大、小汽车加足油,但不要说出去向。梁某听后仅问一句:‘要不要先向上级打个招呼?’谭笑答:‘东华医院是我华人筹款建立的,今对华人伤员,既接之来,也该送之归,这是义不容辞的。如要先报后办,则缓不济急矣!’梁某听后,大赞院长有魄力,敢负责。
  “翌晨,谭乘小车作前导,伤员坐大车随后,向罗湖方向进发。经过新界各个关卡,稍作停顿,谭院长与印度的、山东的 、广东的差人,用广州话谈了简短的对话,继续前进。一直进到香港与广州边界处,两车戛然而止。谭院长下车与全副武装的英差互打招呼,用英语详谈事情的始末,英差表示认可。谭院长才叫大家下车,并说:‘事情已经交涉妥当,可以慢步过境,返祖国了!’于是战士们纷纷下车,整队举手,表示谢意,并齐声说:‘多谢谭院长医好我们,祝愿谭院长健康长寿,健康长寿!再见,再见!’谭院长与之一一握手送行。战士们进入国界时,犹频频回顾扬手致谢。笔者认为谭院长名为嘉士,其所想所为诚不愧为名副其实的嘉士也。”这是东华医院历史上的光辉一页。
  短命的造币厂
  还在第五任港督罗便臣时期的1864年,香港立法局通过了第二号条例,建议创办香港造币厂。建厂筹备工作历时2年,厂址选在港岛东区的铜锣湾。因厂址设在海边,仅填海工程一项就耗资9000英镑。此外,厂区建筑费花了二万五千余元,食水供应花了3500元。开办费共达40万元。厂里的机器设备固然要向英国订购,就连厂里的职员也要由英国国内聘请,并用英镑支付薪金,因而厂子的常年经费支付达七八万元。
  1866年麦当奴接任后,造币厂建成。5月7日,麦当奴主持“香港铸钱局”开幕礼。开张以前,辅政司马撒尔曾出示布告说:(一)香港造币厂定5月7日上午11时开幕。(二)免费代铸英国通用银元,以一个月为限。如有旧银元、银锭、银条、银屑,均可收受代铸新币。(三)如属银元,须先熔成条锭者,则征收费用按所值十分之一。(四)如交来代铸之旧银元,其银质比英国通用银元为低者,则征收费用按所值十分之一,所余之杂金属退还原主。(五)代铸量额不得少过五千安士。(六)如欲免费代铸新币,将熔铸品自行送至东区铜锣湾香港造币厂,经晤厂长乾打氏先行接洽。
  这张布告表明,开设造币厂的目的仍在于努力统一香港的货币。同时还可以看出,当时香港政府很难控制港元的发行,因为人人都可以拿熔铸品去造币厂要求代铸新币。但是,布告中“英国通用银元”,实际上只是香港通用银元。在英国,香港银元不能直接通用,仍须兑换为先令或镑才能使用。
  第一批香港银元问世是1866年6月。这批银元分为壹元、半元、一毫、五仙等几种类型。香港壹元的银币,正面为维多利亚女王侧面像,背面的设计古香古色,正中为一个中国古寿字,寿字上下左右各有猪鼻云图案,图案内外分别用中英两种文字写着:“香港壹圆”。
  香港造币厂存在的时间很短暂。它于1866年5月开张,1868年6月即宣告停办,总计铸造银币2108054元。造币厂关闭后,厂房售给怡和洋行(渣甸公司),后来改建为糖厂。造币机器出售给日本人,得款6万元(一说12。5万元),买进时花费40万元。造币厂旧址后来是铜锣湾加宁街的一家川菜馆。这家菜馆的墙壁上仍镶嵌着“香港铸钱局”纪念匾。至于造币厂倒闭的原因,一说是因为“耗费繁重,收入不敷,以至亏折过巨”;一说主要是因为“发行银元的主权必须由香港政府收回,不能让市民交银铸造银币。”在制币厂关闭之后,香港的银币便由香港政府到英国订做,一度也曾由印度造币厂铸造。港元既成法定货币,但并没有制定法例。
  当年中国内地使用白银,不如港元易于计算。于是,香港通用银元流入内地的数量很大。墨西哥银元几乎成为华北汇兑的主币,而香港银元则操纵华南汇兑的实权。银元流入内地后,很多还被割为碎块流通。在这种情况下,香港虽然铸造了很多银元,仍然不够使用。于是,香港英国当局批准汇丰银行于1872年首次发行1元纸币。
  香港大会堂落成
  香港的大会堂,是有名的建筑。现在的大会堂是1962年启用的。麦当奴时期的大会堂旧址,在今日汇丰银行大厦与中国银行大厦之间的一处地方。
  大会堂落成开幕,是麦当奴任内的盛事。当年适值爱丁堡公爵亚尔菲腊王子到香港访问,所以大会堂的开幕典礼由亚尔菲腊王子主持,非常隆重,场面十分壮观。
  早在1861年,港督罗便臣时,便有人提出兴建一座钟楼、一座大会堂、一座水手馆的建议。
  按照原定计划,钟楼高达80尺,顶端设置时钟和火警钟,前面还要兴建一座喷水池。至于大会堂,计划里面要有戏院与集会厅。经过长时间的公开讨论,并且委派委员会进行初步筹备,1862年10月公布了方案,预算约需三万四千元。
  最后决议,大会堂内,包括一座戏院,一间图书馆,以及一个集会厅。这个计划为港府接纳,并且免费拨出土地。1864年2月23日向市民公布。
  1864年5月19日,各界热心人士捐款和开办音乐会筹款,所得款有2万元,但要8万元才够应用,所以决定发行股份,每份100元。罗伯?渣甸慷慨认购了5万元股份,余下的3万元股份则供大众认购。
  因为捐款数量不多,大钟楼缩小规模。喷水池由邓脱捐款兴建,但改建在大会堂外面,位于大道中。
  总督过问的趣案
  麦当奴任内发生了一次非常有趣的律师被法官指为蓄意藐视法庭案,因而被罚款200大洋,并且被停止职务。被判罚的律师不服,上书总督诉冤,并向伦敦呼吁。
  1867年6月27日的庭上,因为一两句话的见解不同,大法官史美与大律师波拿发生冲突,史美认为波拿藐视法庭,史美要他当庭认错道歉,波拿表示自己对于法庭毫无不敬之处,拒绝认错。
  发生矛盾的原因是,波拿为了一家洋行与糖商的官司代表原告出庭。审讯时,被告律师说有一重要证人,是在原告处打工的中国苦力,可以作有利被告的证供,问波拿是否能够将这证人唤来。波拿表示他“不能拿出一个中国人来,像随手拿出一张纸来那样”。
  史美听了波拿的话,质问波拿是否不愿意拿出这个证人。波拿表示,他有权选择为原告作证的证人,他不需要别人替他选择,并表示如果被告律师认为那个中国人对于被告有利,他尽可向庭上请求传那人出庭作证。史美说并无人想替他选择证人,但是他以法官身份,自有权说话。波拿说:“那么,我们大家各人行使各人的职权吧。”听了这话,史美勃然大怒,拂袖退庭。
  不一会,史美又走上法庭,询问波拿是否准备道歉。波拿表示他想不出他曾经做过什么该向法庭道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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