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十八总督(全文)-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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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向下层社会的每个角落，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市井百姓的普通生活——理发、街头早餐、婚俗、山上挑担脚夫、风水迷信、赛龙舟、行业公会庆典游行等，使本书犹如一面镜子，向读者展示了中华文明发展的轨迹。又如书中两处记载了清朝皇帝按照祖制规矩，一年一度在立春那天率皇子及大臣去先农坛举行纪念春天开始的祭祀仪式的细节。这种源远流长的皇帝亲自开犁的礼仪，显示了对当时中国9/10人口所从事的农业的重视。
译者曾费尽周折，才找到该遗址以考证典礼细节，因众多的北京人对先农坛和该祭祀仪式浑然不知。感慨之余，深感布莱克对此描述的史料价值。
西方人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曾经发生过巨大的变化。一般说来，17、18世纪以前，他们多以好奇和赞美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在他们的笔下，中国似乎是处于哲人治理下的“模范社会”，因此他们对中国倍加颂扬。然而，到了18世纪后期、尤其进入19世纪，随着中国国力下降，西方殖民主义者加紧对中国的殖民扩张，他们对中国的研究大多为其殖民政策服务，并采取了歧视和贬损的态度。然而布莱克基于自身的体验，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事实上，中国的地大物博震撼了来自英伦三岛的作者，他以浓重的笔墨描绘出中国壮观的山川、富饶的江南平原和瑰丽的香港夜景。他以赞扬的口吻描述了中国人刻苦耐劳的美德：“有一项竞争中国永远不会参与，那就是比谁更懈怠和懒惰。中国的每一位国民都在竭尽全力工作，这个国家保存了完好和强大的实力。”正因如此，才有对土地与河流的充分利用，才有较高文明形式的农业、养殖业以及精湛的手工艺。诚然，对于在清朝专制统治和西方列强威逼下苦难深重的广大人民，他首先得站在英帝国立场上，处处捍卫其利益，但作为人，他还是发出了同情的哀叹，揭示了内陆河道尤其是西江上猖獗的强盗抢劫，1903年的广西大饥荒，中国官员的昏庸，刑法的严酷，以及广大妇女身受封建压迫，缠足，沦为小妾、婢女的悲惨境遇。
布莱克在书中提到，在古希腊人曾开采过的矿上，现代人移去堆积了数百年的矿渣石头，结果，下面的土壤中长出了植物，开出了成串的奇异小黄花。这些种子已被石头压了数百年。作者由此生发开去说，“古老中国的胸怀中也潜藏着进步的种子，这些种子长期受到传统观念的重压，不能萌芽。”“而摧残进步之花的两座大山是无知和偏见。”他认为，要提取传统观念中的养分，不仅予以保存，而且要加以升华，“才能使真实、纯洁、幸福之花开遍整个大地”。他承认，西方人对于中国只有一孔之见：“普通的欧洲人一提到中国，头脑中就会浮现出一个未开化、不诚实、充满尔虞我诈、有过多原罪的国家。”但他经过数年的研究，形成了难能可贵的独到见解，把古老的中国比作沉睡的东方巨人，相信“中国的苏醒意味着她将要进入世界市场去争取她应得的全部份额”。他预言，“中国凭借其强大的商贸实力和巨大的生产力，一定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自身的需求，而且一定会扩展到遥远的国际市场。”“除了最强的竞争者，所有的人在她面前都会感到胆怯。”试想一下，这是在百年前对封建落后的中国何等的预言！
最后，他以诚恳的语言、真挚的希望为全书作结：“（中国）即将到来的教育体制改革会使人们从对竞争回忆的羁绊中解脱出来，代之以理性的思考，中国一定会随之成为世界事务中一个有影响力的因素。当那个时代来临时，让我们期望：中国和大英帝国之间的关系将是相互信任和良好愿望的产物。”
为鸦片贸易辩护
卜力生活在19世纪“欧洲中心论”甚嚣尘上的文化氛围中，其著述自然不免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再加上他对中国国情了解和自身思想的局限性，因此书中论述的某些观点并不是我们都能理解和接受的，尤其是有关鸦片贸易的论述，基本上是与事实相悖的。
卜力在“话神州”中说，我在浏览1906年扬子江沿岸港口年度贸易赢利报告时发现，该年扬子江沿岸港口鸦片进口量达到62161担，而鸦片出口量却达到643377担……虽然要系统地调查中国各地区鸦片消费的实际状况以及鸦片对中国民众的道德堕落和身体衰退所产生的影响，还极其困难，但是在香港和新加坡已经展开了这样的调查，并取得了可靠的数据。一些有才干的人，根据已经掌握的中国鸦片消费量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禁烟狂热分子关于适量抽吸鸦片也会造成毁灭性效果的说法，是不严谨的，而且也并非来自于周密的调查。自从接到本国政府的命令，我亲自对在香港的中国人进行了观察。香港实际上是个中国城市，在那里，每个男子只要有购买力，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抽吸任何剂量的鸦片。我本人观察所获得的感受，与上述那些经过彻底调查所得出的结论是相符的。中国广大民众十分贫穷，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辛勤劳动，才能养活自己和家人。干完一天的活以后，苦力中极少数沉溺于鸦片的人就会跑到鸦片馆去，在那里买了一丁点儿的鸦片，坐到一条长板凳或躺在一张睡榻上，就抽起来。有时一个人抽，有时与朋友一起抽。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躺在一盏小油灯的两旁，一边聊天，一边乐滋滋地抽着。“既然人们知道了港口城镇苦力的劳动令人精疲力竭这一事实，人们就会明白，过量抽吸鸦片显然会使人沦为抽鸦片成瘾的游手好闲者和乞丐；但是反之亦属实情，因为地球上再没有其他城镇的百姓会比中国的百姓更勤勉，更能干了。
最近，由总督委任某调查委员会。调查了包括各个社会阶层在内的75位证人，其中21位由主张禁止鸦片的社会团体提名。调查提交了一份由342个段落组成的报告，我从中选摘了下列段落：
我们坚信，沾染抽鸦片陋习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人中间普遍表现出了基于人类本性的、具有某种嗜好的倾向。
缺乏家庭的温暖舒适，繁重艰苦的体力劳动，与家庭断绝了联系，以及就马来亚劳动阶层而言，缺乏任何形式的有益于健康的消遣活动，这一切都使劳动阶层易于沾染某种形式的放纵行为。这种形式既有镇静作用，又使人在经常的实践中必然处于放松状态，因而对中国人具有极强的吸引力。
从调查过程中得知，在经营中国人寿险方面有相当经验的人寿保险公司，乐意在其他条件相同的状况下，为每天抽116格令烟土的中国人保一等人寿险。116格令可绝不是个小剂量，我们得知，保险公司敢于承担这项风险是不无道理的。由此看来，按照那些极为恰当的理由来判断，抽鸦片的习惯对于人的一生所产生的作用微乎其微，甚或没有任何影响。况且，也没有什么证据摆在面前，能使我们有理由去接受相反的观点。
我们认为，所获的证据倾向于证实我们已经形成的观点，这也是我们调研的结果：抽鸦片引起祸害的说法，通常被夸大了。在求证过程中我们了解到，甚至连医务工作者也难以检查出一个正在适量抽吸鸦片的人。而有节制地抽吸鸦片者，也不大会硬使自己引起那些身不由己地关注不良事例的慈善家的注意。这些慈善家往往过分地渲染了这些不良事例，并且往往从对这些特定事例的观察中，作出概括与判断。毫无疑问，这种倾向是个重大因素，致使人们把实际上并没有如此广泛蔓延的祸害，归咎于抽吸鸦片。
把人的意识产生麻痹的状态硬说成是抽吸鸦片的结果，“这种断言我们认为尚无根据。不少抽吸相当剂量鸦片的人事业有成；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抽吸鸦片者不能可信、可靠地担任负有重大责任的职位。”
调查报告针对抽吸鸦片者不可避免地必须不断增加鸦片用量的说法，作了如下的评论：
我们已经从许多具体事例中获得了证据。这些证据表明，人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没有增加抽鸦片的剂量；而且，假如上述观点（指吸鸦片者必须不断提高剂量）能够合乎情理地适用于当地那些沉溺于鸦片的人，那么，当地早就应该普遍地出现触目惊心的赤贫现象，然而，这种赤贫现象在当地显然并不存在。
调查报告做了以下评论：
我们认为也许可以做这样的假定：由于缺乏普遍而行之有效的禁止种植罂粟的手段，因此，一个国家禁止种植，会导致其他国家扩大罂粟的种植面积。
中国清朝政府已经颁布了大量的法规条例，并下一道敕令，命令停止种植罂粟和禁吸鸦片；但是中国人有一种习性，把与习俗相抵触的清政府的法令，看成是一种虚伪的强烈愿望。倘若这道命令奏效，便会引起一场变革，这种变革要比满族征服者自从命令执行剃发留辫子以来的任何变革都更为彻底。
余静娴作为卜力著作的翻译者对上述一段话作了如下评价：
从上述说明中可见，布莱克在书中单列1906年扬子江沿岸港口鸦片的进出口量，极易使人产生错觉。书中弱化鸦片的毒害程度，表明作为港督的作者，在有意为英国进行鸦片贸易和发动侵略战争的罪恶行径进行辩护和开脱。
留下许多纪念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1899年香港发生鼠疫期间，卜力总督大力推广灭鼠运动。有一件被引为笑谈的事是，港督下令以2分的酬劳交换一只老鼠，结果一年内港府共购得四万三千余只老鼠。但后来却发现，这些老鼠中大部分都并非香港本地老鼠。尽管如此，港府为杜绝瘟疫的蔓延，还下令收购并拆毁已经死去二千五百多人的重灾区——太平街一带大量密集的房屋，逐家寻找患者送往医院（船）治疗，并采用石灰集体掩埋的方式加速对尸体的处理。经过努力，至1904年才逐渐开始控制鼠疫。后来，在这片灾区的遗址上建起一座公园，取名卜公花园，园外竖起一块中、英文的纪念牌匾，纪志其事。后来卜公花园里绿树成荫，有珍贵的百年细叶榕树等，这儿不仅成了市民休憩的好去处，而且具有文化、历史的重要纪念价值。
另一个以卜力名字命名、闻名的公众场所就是香港的卜公码头，建于1901年，位于中环毕打街海岸，与天星码头为邻。卜公码头用瓦片为顶，设计呈一字形，入口处有个宏伟的卜力爵士塑像。当时，卜公码头是英国派出的总督赴港履新的码头，故亦称皇家码头。
作为伦敦皇家植物学会名誉会员，卜力总督对植物深感兴趣，对香港植物园的发展甚为关心。1800年前后，来自巴黎的传道会神父，在香港首次发现了一种植物，开着异乎寻常娇艳的紫色花朵。他摘下树枝，用插扦法把它种在薄扶林道一带的修道院。这种树后来又被移植到植物园，然后在香港广泛种植。植物学家经研究发现，它的叶子呈羊蹄形，紫色花朵不结子，属羊蹄甲属紫荆新品种，为香港独有。卜力爵士称之为洋紫荆。港人以此为荣，于1908年以卜力及其夫人的姓名来命名艳丽的洋紫荆花，以表彰他对植物园的支持。1965年，洋紫荆花被选为香港市花。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成立特别行政区，洋紫荆花被用作特区区徽，出现在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