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十八总督(全文)-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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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香石读过四书五经，通晓“夷”字的含义，如何与华民政务司对答，他成竹在胸，十分镇定。按照指定的时间，他穿着白布长衫，手持象牙柄雕羽扇，鼻架金丝眼镜，脚穿厚底毡鞋，大摇大摆走进华民政务司署。
华民政务司诺克一见刘香石即大声斥责道：“你身为文武庙值理，为什么劝捐小引内用‘华夷杂处’一句。夷是‘番鬼’，简直是侮辱大英帝国。你在香港行医，受了英国的好处，居然用此恶毒的词句，煽动群众，究竟是何居心？有无受别人指使？”
华民政务司气势汹汹。刘香石却手摇羽扇，慢条斯理地说：“这小引是我自己执笔，并非受任何人指使。我是中国人，读过《孟子》。《孟子？离娄》篇内曾说：‘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这章书的‘夷’字，明明说舜为东方的圣人，文王为西方的圣人。夷字是代表地方性的，不一定是指大人所说的‘番鬼’啊！孟子既以‘夷’字说舜与文王，所以我用‘夷’字代表各国人，绝对是有所根据，不是存心恶毒。你大可翻开《孟子》看看。”
诺克听了，明知是刘香石强辩，也无法加以反驳，更不能治罪，只好改变口气，心平气和地说：“刘先生真是博学，能引用古书来说明夷的含义。”同仁们都为刘香石驳倒华民政务司而高兴。
第十六任 史塔士REginald Edward Stu
1919年9月23日，史塔士就任香港第十六任总督。至1925年10月。延期一年。
史塔士（1876～1947），又译司徒拔。英国人，毕业于牛津大学。曾任锡兰辅政司多年，有殖民地行政管理经验。
1919年9月任香港总督后，1920年，史塔士组织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香港的经济资源，研究香港经济及商业国际化问题，并制订工厂法及有关法例。同年邀请社会人士和教育司署代表合组教育委员会，制订香港教育政策。创立英文书院，以加强港岛英文中等教育。又开拓港岛东区及北角海滨的大片土地，兴建筲箕湾至石澳、黄泥涌峡至浅水湾、深水湾、香港仔等公路；开设九龙巴士公司和中华巴士公司。1925年10月离港，赴牙买加任总督。曾受封爵士。1947年去世。
史塔士任内，工人运动不断，重大的就有“省港大罢工”、“香港海员大罢工”，使香港海陆交通陷于瘫痪。英国政府不得不把史塔士调回伦敦，名为商讨局势，结果一去不复返。
两次历史性大罢工均发生在史塔士任内，但责任并不完全在他。他上任前的1910年至1919年十年间，通货膨胀严重，米价上涨，房租成倍提升，工人不满情绪日益强烈，劳资双方矛盾尖锐，劳资纠纷蓄势待发。但是，史塔士对工人运动采取了敌对的态度，没有处理恰当，连伦敦也不满意。
从史塔士开始，港督译名逐渐中式化，如郝德杰、罗富国、杨慕琦、戴麟趾、麦理浩等。
百年罕见的粮荒
史塔士上任伊始，便赶上香港百年不遇的大粮荒。
第十六任史塔士香港居民的粮食来源，当时主要是东南亚各国，如越南、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地。香港经营粮食的商行，拥有庞大的资金，与产米地的商人有密切联系，每年收获季节，就地收购，运返香港，资本雄厚的米行，在当地开设碾米厂，就地加工，运回香港存入仓库，然后再批发给零售米商，居民吃到的粮食是零售商的转手货。米价的高低完全由米商操纵，香港政府不予过问。
香港人口逐年增加，到1918年前后，人口已达五十余万，对于粮食的需求日益增多。粮食问题日渐突显出来。
1918年亚洲南部地区大雨成灾，稻谷普遍歉收，而1919年该地区又遭受严重旱灾，稻谷杂粮的收获仅得二成。由于连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东南亚各国所产粮食仅够当地居民食用，无有多余出口，香港的粮食来源发生问题。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海上运输船只受到战争破坏，处于修理和补充的阶段。香港与外地的海上运输很紧张。轮船公司也乘机提高米粮运输的运费，更增加了香港进口粮食的困难。当时经营粮食的大商行仓库空虚，粮源又断绝，毫无办法。港府当局对此置若罔闻，使局面越来越严重，市面米价一日数涨，原来每百斤6元，后来升至60元，几天之间便上涨10倍。
当时的香港市民收入一般都很微薄，家中无有积蓄，挣一天的钱，买一天的粮食，而零售米商又从中作梗，只卖给大户，不卖给购米数量零星的市民，使市民经常买不到米。市民聚集在粮店门外等米，越聚越多，朝夕不散。而警察又不体谅市民的困境，反而以阻碍交通，扰乱治安为名，挥动警棍强行驱赶群众。群众忍无可忍，时常同警察发生格斗，出现流血事件。据陈谦先生回忆，初时只在维多利亚城的环头环尾一带小米店发生警民纠纷，后来愈演愈烈，中环荷里活道的振隆米店，文咸街的恒裕泰米店等繁华地段的大米店，都出现殴斗现象，致使全港居民人心惶惶。
香港当局看到局势不可收拾，迫不得已，雇用太古洋行的轮船到中国上海、芜湖一带买米。粮食运到香港，港府出面定价，上等米100斤20元，中等米100斤15元，糙米100斤10元，至此，米荒才算得以缓解，风潮暂告结束。
同孙中山的冲突
1920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重建护法军政府，展开更大规模的护法斗争。对于孙中山的军政府，英国政府采取的政策是，即不承认这一与北京对抗的地方政权，也不卷入该地方的纷争。但是港英政府却采取了与伦敦不同的态度，对孙中山极为仇视，总督史塔士甚至渴望有人去暗杀孙中山。香港当局之所以对孙中山及其政府如此仇视，余绳武、刘蜀永先生所主编的《20世纪的香港》曾作过具体深入的分析：
香港与广东有着特殊的地缘与人缘关系，因此，广东在港英当局发展对华贸易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方面，香港输往华南各地的货物绝大部分须经广东分发，另一方面，华南及西南各省的土特产品也要经广东转运香港出口。港英当局为此控制了广东的水陆交通、铁路和能源等主要经济命脉。可以说，香港作为远东转口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除其自身的条件外，广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香港政府对于广东政局的变化格外关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倡导者孙中山先生抵粤，是对在粤拥有巨大权益的港英当局的威胁，当然也就不为他们所容。
第一个冲突首先围绕着广州政府收回海关所欠关余而展开。为解决财政上的紧张状态，1920年年底广州军政府照会北京公使团，要其饬令代管关余的银行委员会将广东地方应得的13。7％的关余立予摊分。遭到了公使团的拒绝。1921年1月，军政府毅然宣布，将从2月1日起收回护法省区各海关的管辖权。对于军政府这一举动，香港当局担心会直接影响粤港间的贸易，抢先采取了行动。在军政府宣布将接管海关后不久，港英当局即派遣两艘军舰驶往广州，在粤海关示威恫吓。英国外交部也要求香港对广州实施经济封锁。但英国殖民地部对此则持谨慎态度，提出应首先听取香港总督的意见。
史塔士与香港总商会的代表磋商后，向殖民地部建议，封锁广州，列强应联合采取行动，若香港单独采取行动，势将危害香港的利益，而其他列强定将从中获利。
孙中山鉴于列强态度强硬和广东政局的动荡，认为采取行动为时尚早，宣布暂缓接收海关。
广州护法军政府与港英政府的第二次冲突是围绕着废除“卡赛尔煤矿合同”一事进行的。
所谓“卡赛尔煤矿合同”，是港英为掠夺广东矿藏与桂系军阀签订的合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解决燃料的缺乏问题，英国打算在广东开发能源。经港英政府安排，英华工程师协会派人对广东省进行了地质勘探，香港英资企业汇丰、怡和、太古等大公司均参与了开发计划的制定。经史塔士推荐，英国政府最后选定了由退伍少校卡赛尔提出的计划。1920年4月，卡赛尔公司与桂系军阀莫荣新草签了合股开采煤矿的合同。依照所签合同，英方有权开发广东的煤矿及控制全省的水陆交通，修建连接广九和粤汉线的铁路。
孙中山和护法军政府赶走桂系后，宣布该项掠夺广东矿产资源并享有多种特权的合同为非法，不予承认。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杰弥逊和港督史塔士亲自出马，妄图使广州政府改变立场，夺回英国即将到手的利益。
杰弥逊多次致函广州政府，声称他要保护英国公民的“权利”，要求广州政府承认卡赛尔合同。卡赛尔公司同时表示愿意修改合同，减少英方所获利益。广州政府外交次长伍朝枢明确指出，卡赛尔合同对广州政府来说是一纸空文，无任何效力。广州政府的总体思想是矿山国有，外国资本如欲开发，必须符合平等互利的原则。谈判不成，史塔士专程来到北京，以帮助北京政府“困迫新政府”、“售卖和运送军械予广西陆荣廷”为交换条件，要求北京政府承认和履行卡赛尔合同。孙中山废止合同的决心毫不动摇，他对许多英国人说，“请他们到别的地方发财去，广东的矿山，是留了给广东人的。”
面对孙中山的强硬态度，史塔士采取了从内部分化广州政府的措施。广州军政府重建后不久，英国政府便察觉到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存在的矛盾。对于孙、陈不睦，英国外交部坚持其不卷入中国地方纷争的政策，而香港当局则加以利用，从中挑拨分化。
在史塔士的授意下，香港立法局华人议员、港商刘铸伯提出了一项援助陈炯明的计划，在香港和广州两地为陈炯明募集资金，从财政上支持陈炯明，要求陈炯明向北京政府妥协，与孙中山断绝一切联系。1921年3月26日刘铸伯专程前往广州，与陈炯明举行了会谈。
史塔士向英国殖民地部报告说，他特别希望殖民地部同意这项计划，因为这将会给香港带来无穷的好处。殖民地部拒绝了史塔士的建议，指出：“香港卷入广东政府内部事务是极其不明智的举动。”因为英国内部的分歧以及陈炯明回绝，这一从内部分化瓦解广州政府的计划才告夭亡。
1921年春天，孙中山建立正式政府。4月7日，广州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正式宣誓就职。
5月4日，港府华民政务司派人贴出告示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