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祚高门-第99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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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就是一部分历阳乱卒首领，庾翼的丈人刘绥同样没有幸免。
还值得一说的便是对颍川庾氏的论罪，庾翼曾经伙同王允之于京畿近郊洗掠乡民，但却并没有与诸葛恢直接勾结的指正，而其人率领历阳乱卒入都，又是奉了皇太后的苑诏，这一点确凿可查，因此颍川庾氏最终没有以逆乱入罪。
但庾冰、庾翼兄弟两人在这场动乱中罪名同样不少，最大一桩便是力不胜任、致使皇太后忧恐至死，又有无能御众，因使历阳乱卒祸乱京畿。
如今兄弟两人俱已身死，因此夺其一切职事爵秩，同时废其家嗣。其涉事嫡子一并处死，余子编为罪民，永作禁锢。
而后便是对台臣官员的处理，司徒褚翜徒任主政，但却不能察患于未发，事后又无能定乱，更有外奔矫诏筹建行台罪状，因是剥夺一切官爵贬为白身，禁锢不用。
中书令何充罪责稍轻，但也是责无旁贷，免其中书之职，外放司州刺史，单车以用专事督建修复陵寝宫苑。
其余在职台臣，也都各自依照官职高低、机要与否，而各作一定程度的贬斥，几乎无人能免。这追责的牵涉面虽然极为广泛，但是相较于几乎被杀个精光的青徐侨门，区区罚俸贬职已经算是非常轻微的处罚了。
而且这些台臣们也明白，最主要的清洗已经完成，他们这些被牵连者即便有什么处罚，也只是走一个形式而已。经过此一轮清洗后，台省官员缺额近半，除了州郡选募之外，他们这些在台者事后肯定也会循序以进的。
所以尽管整场清算声势浩大，但在底线划出来之后，人心反倒渐渐归于安定。
类似这种大规模的清洗，局内人的反应如何是一个隐患，乡野和畿外州郡的声音同样要命。
在整场逆案的量刑处罚方面，沈哲子看似大势汹汹、大开杀戒，但本身也是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杀头略尾，抓大放小。主要施加重惩的，还是集中在畿内这些确凿可查的时人身上，只要有一点罪名牵涉上身，便绝对不能幸免。
但是在乡乱的处理上，手段则要温和得多。参与乡乱的丹阳、吴中、琅琊等乡众们，直接确凿入罪的并不多，比较显眼的一个便是丹阳任球。
当琅琊乡乱被定性为逆乱的一部分后，任球煽动都南吴人乡众前往痛杀琅琊的最大罪名已经不再，甚至可以冠以义军为名。但沈哲子本身对于所谓“义军”这一意义就不太认可，也不能单纯的给任球脱罪就认可这种行为，甚至予以表彰。
所以，任球最终还是以发破丧户、毁坏中兴元功名臣丧荣的罪名入罪，夺职禁锢，徒刑发往河洛镇戍。
明眼人看来，这其实也是对任球的一种关照和保全，毕竟他在乡乱过程中太显眼了，事后难免会有遭受牵连的人家怀恨在心。若是其人还继续留在江东，即便有着沈家的保全也很难事事关照周全。
而江北乃是梁公基本盘，功罪如何其人一言决之，无论何种名义北上，未来衣锦还乡的前程已是依稀可见。
下及乡众层面的处理，定为有罪的足足三万之众，但基本上没有实质性的惩罚，其中一部分被迁徙发配到江北择地安置，另外的则就近京畿周边安置，以工偿罪。
这种处理方式，与其说是处罚，不如说是一种保护。乡仇是一个比政斗还要难于处理的话题，政斗只要一方上台打倒另一方便算是告一段落，可是乡仇不将对方赶尽杀绝的话就永远存在。
乡斗参与这几方，其中以琅琊乡众最为凄惨，接连遭受重创，如果再任由他们留在江东，可以说是四望皆敌，生活凄惨可想而知。
青徐侨门是阻挠沈哲子的一大障碍，可是青徐侨民们却与他没有什么冲突。这些人也是受裹于大势的可怜人，沈哲子即便要逞威风也落不到他们头上。
所以，这些情绪侨民幸存者们都被集合起来，统一转到江北安置。生存环境遭到巨大破坏，他们对沈氏吴人怀怨难免，但就算有什么怨忿，也不至于再化成什么实质性的报复。
说到仇恨，羯胡给他们带来伤害更大，被迫离开时代安居的乡土客居江表，也不见他们一个个红了眼的北上与羯胡拼命。只要安置得宜，并不刻意的迫害打压，随着时间的流逝，自然也就成了顺民。
严查乡乱，还有一层意义，那就是打破原本乡宗人情的各种盘结依附，尤其是在土地和荫户方面。
伴随着乡乱的惩处，沈哲子在京畿几个郡县之内也是坚决推行着编户齐民、土断归籍的政策。甚至包括他们沈家在内，都绝不容许再在京畿周边豢养包庇大量生民劳力，打造一个围绕建康为中心的生民各得耕织工役这种良态世风的区域。
而在施行这些政令的时候，沈哲子也是一再表态，这只是京畿所在、定乱需求才有的特事特办，绝不会将之当作定制向畿外郡县蔓延。
关于这一点，沈哲子倒是没有说谎，目前的他其实精力还不能完全放在内政处理上，而且想要放及四海的打土豪、分田地，当下无论是环境基础、民意基础包括统治构架都还不成熟。
定策但却无力推行，最重要是没有与此相关的充足的人才储备，政令只能浮于表面而无法落实。反而有可能激发各地那些乡宗的反对热潮，继而酿生出层出不穷的民变。
只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做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无论谨慎也罢，保守也罢，沈哲子作为定策者，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而他的策略，就是打造建康城这样类似的区域大中心，确保在这些中心区域内，他的统治和政令能够得以充分的贯彻，对资源的调动能够得到有利的执行。至于其他边远郡县则暂时保持现状不变，继续加强商贸的往来以确保民间资源的流通。
这样的区域中心，在沈哲子的构想中肯定不只江东的建康和京府，包括如今的淮南寿春、未来的河洛、徐北彭城、江州豫章、荆州江陵、襄阳等地，都要向这方面来发展。先确立一个统治的基点，然后以点连线，以线带面。
只有等到这种布及四海的点、线、面构架完成，才是继续进行下一步推动的基础，覆及郊野边治。至于所谓的农村包围城市，在当下这个世道而言，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情况。
这些秩序的建设，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京畿这里局面敲定之后，便可以达成与淮南隔江呼应的格局，再佐以老爹沈充此前大修驰道的计划，这种中心呼应基本上已经可以保持江东局势的平稳，未来沈哲子也能更加安心坐镇洛阳。
关于州郡方面对今次中枢清洗的态度如何，目下值得关注的也仅仅只有荆、江两处而已，至于交广等地与中枢的彼此影响还是偏弱。
江州刺史钟雅在这过程中绝大多数时间都在保持着缄默，这也是因为自从王舒在江州任上死后，江州便始终处于一种被荆扬压制的状态，甚至久为荆州附属，连作为缓冲地的意义都逐渐削弱。
钟雅是沈哲子重新构建台省秩序的人选之一，所以一待建康城内的清理告一段落，便即刻下诏召钟雅入都，代替何充担任中书令，与国丈卫崇一起负责台城各项构架事宜的重建。
至于接替钟雅的人，沈哲子则安排叔父沈恪。这两人都曾经有着大乱之中、御前拱卫的经历，不得不说是一种缘分。其实包括褚翜、刘超在内，也都有此中经历。
不得不说这种体验对政治声望的增加效果是巨大的，没有这一份资历，就算沈氏大权独揽，沈哲子也不便直接安排家人担任大州方伯。
可是荆州方面，形势就微妙得多。且不说荆州分陕之重并庾怿这一时期的尴尬处境，单单荆州本身就是沈哲子影响力一个漏洞所在，所以在荆州问题上，他也不得不慎重，做出充分考虑。
1140 布政荆镇（）
畿内最近过去的这一场动荡，荆州始终没有表态，一方面有路途遥远、消息难通的缘故，另一方面便是庾怿在这当中所处的尴尬位置。
庾家兄弟今次表面上的罪责虽然不如诸葛恢那么严重，但那也是因为庾冰、庾翼两人识趣，没有让沈哲子太过为难。而实际上，他们兄弟除了逼杀皇太后之外，这一行为实际上也是在反对沈氏吴人的一家独大。
无论是在法礼上，还是在实际上，庾家本该承担的罪责才最大，而诸葛恢全家受死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分担了一部分本该庾家承受的罪责。
政治上的考量，从来都难以从纯粹的是非角度去考量。而沈哲子之所以这么处理，主要意图也不是为了包庇庾家或者说顾及庾怿个人的感受。在处理荆州问题上，庾怿的个人意愿如何其实也不是最重要的。
晋祚各个方镇中，军头问题最严重的还不是徐州。徐州仅仅只是因为南来侨民太多又缺乏一个适宜的统筹策略，对于一众流民帅们只能采取收效不算太好的羁縻政策，因此才显得混乱。
而这些问题跟荆州比起来，又实在算不了什么。荆州分陕的名头不是白给的，在沈哲子将徐州纳入进行有效整编之前，荆州始终都是晋祚军力最为强大的方镇。
而且更要命的是，荆州地处大江上游，对江东政权呈顺流压迫姿态。哪怕是到现在，若是荆州之众矢志作乱，发兵南来，对当下的江东政权仍然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如果荆州彻底站在了江东的对立面，沈哲子想要维持当下的统治局面，也必须要放弃掉江北局面，将大军抽调南来布防。这也是为何早前各方于畿内作乱，对荆州多有寄望的原因之一。
处军力兴盛之外，荆州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兵员构成极为复杂。
首先是蛮兵多，荆州刺史府构架下的南蛮校尉，主要责任就是统领管制西南那些蛮人部落并兵众义从，蛮兵在荆州军序列中虽然占不到主导地位，但比例也绝对不低，尤其在荆州周边那复杂的地势环境中，这些蛮兵的战斗力也都极为强悍。
其次便是氐羌包括匈奴等各路人马多，这些胡兵主要来自于汉中、关中等地，无论是此前的汉赵攻打中朝关中残余还是后来的两赵交锋，包括当地人的内讧，都驱使着相当数量的胡众向荆州转移。
这些胡众们本身不服法度，又不习耕织，哪怕被收容羁縻于行伍之内，同样是悍性难驯，需要严加警惕，稍有不慎便有可能造成哗变逆乱。
第三则就是江汉之间的流人，随着陶侃主持收复襄阳，这一部分兵众目下主要集中在那一片区域内。
最后一点，或者说前三个因素必然要造成的一个后果，那就是豪强多，无论是当地的土豪大宗，又或者胡、蛮酋帅，包括众多的流人军头，这都令得荆州局面远比早前的徐州要复杂得多。
当然，也正是因为荆州内部本身如此复杂的状态，使得各方彼此制约掣肘，这才没能完全凝聚成为一个侵略性十足的军头集团。而这种状况，又使得任何单一手段在应用到荆州上其实都不算太有效。
像是早前的王氏内外大权独揽，王敦在反制中枢的时候，也并没有将荆州军引为主力。
之后的陶侃虽然具有傒人血统，又兼具军功，虽然获得了蛮兵与流人武装的拥戴，但却因为出身而被当地豪强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