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明-第3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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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海外贸易的不断成长下，造船业已经开始成为东南沿海各省发展最为迅速的产业了。而造船业的兴旺，反过来又促进了参与海外贸易的商人人数的快速增长。
在这种互相促进的作用下，日本和马尼拉的市场开始渐渐成为了中小商人的天下了。在这种局面下，原有的海商们，要么去开拓新的市场，要么就要想办法限制，进入日本、马尼拉市场的商人数量，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
崇祯虽然主张招安东南沿海的海盗海商集团，但并不表示他愿意让这些人垄断大明的海外贸易渠道。那样的话，他不过是扶植出了另一个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和利益集团之间也许会有共同语言，但一定不会同他这个大明皇帝有共同语言。
十八芝这个海盗团体的形成，主要是一部分没有特权的走私商人拒绝，让沿海的士绅官僚集团以海禁的名义垄断大明的对外贸易而已。崇祯对十八芝海盗集团的招安能够落实下去，不代表沿海的士绅官僚集团认同了皇帝的开放海外贸易的主张。
而是因为，十八芝这个海盗海商集团所拥有的武力，超过了沿海的士绅官僚集团控制下的武力，如果得不到朝廷的支持，他们根本无法抗衡十八芝在海上的势力。因此当皇帝主动提出招安的主张时，这些士绅官僚们就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事实上，即便是皇帝不提出这个主张，他们也要撺掇福建的地方官员提出对十八芝的招安了。既然在武力上玩不过十八芝，那么把这些海盗纳入到朝廷的体制之内，用体制的力量去对付这些被招安的海盗，他们完全是驾轻就熟的套路。
只不过，事情的发展并没有符合他们的预料。虽然崇祯招安了十八芝，但是却没有强迫这些海盗上岸，依旧让他们各自控制了一段海域。这样一来，沿海的利益集团也就失去了拿捏这些海盗们的条件。
如果事情继续这样发展下去，那么这些在岸上的利益集团必然是要寻求妥协，向十八芝的各家首领们伸出友谊之手。体制内的官僚集团和游离在体制边缘的海商集团联手，那么今后海外贸易的利益同样和朝廷没有多大关系了。
因此朱由检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把对外贸易的利益掌握在几个大集团的手中。让大明的中小商人们分享成熟的海外市场的利润，迫使大海商向远洋航行，从而打破少数大商人对大明海外贸易的垄断，才是他追求的目标。
当然，内府和海商协会的合作还在蜜月期，朱由检也无意这么快破坏双方的关系，这些海商代表提出的要求，他总是需要考虑考虑的。
限制大明商人参与海外贸易的方式自然是不可取的，否则岂不是又一个变相的海禁政策。但是限制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商船数量，倒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提议。
毕竟这些市场上，不仅仅存在中国的商人，还有大量的欧洲及本地土著的商船。如果说日本市场因为幕府对欧洲船只的限制交易，使得中国商人占据了优势地位。
那么在东南亚地区，则是欧洲商人及*商人更有优势一些。前者凭借着强大的武力，而后者则是依靠宗教的纽带。中国的商人在此地，只能占据三分之一的市场而已。
由于东南亚的*信仰原本是郑和下西洋时所带去，因此这些*国家对待大明还是有着一定亲近感的，这也是中国商人在没有国家的支持下，还能够自由的同这些东南亚土邦进行交易的缘由。
再加上这些来自中东、非洲地区的*商人，经营的货物同中国商人并不冲突，反而是中国货物的采购主顾之一。因此崇祯并无意在这个区域驱逐他们，破坏了同东南亚*王国的友好关系。
而欧洲各国商人在东南亚的商业规模，以荷兰人居首位，其次是葡萄牙人，再次则是西班牙人，英国和丹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荷兰虽然是一个小国，但是现在的海上却是荷兰人的天下，就算是距离中国这么近的东南亚海域，大明的海上力量也没有超过巴达维亚多少。而且大明的水师一旦离开了近海，基本上战斗力就会剧减。
朱由检没兴趣同荷兰人打一场东方的尼德兰战争，因此他很快就略过了荷兰人。英国和丹麦商人在此地的商业规模太小，也不值得大明出手，因此再次排除了出去。
那么剩下的便只有葡萄牙和西班牙人了，虽然西班牙王国吞并了葡萄牙王国快50年了。但是在海外，葡萄牙商人和西班牙商人依然是泾渭分明的两个商人集团。不管大明选择对付谁，另一方都会乐见其成。
但是马尼拉的西班牙总督很识趣，不但和大明签订了贸易协议，还打算同内府合作向新西班牙进行走私贸易。而果阿的葡萄牙总督却刚好相反，不但拒绝了崇祯购买马六甲城的提议，还居然向澳门派出了总督，想要把澳门正式列入葡萄牙的殖民地。
在政治上，果阿的葡萄牙人挑衅了大明。在商业上，葡萄牙人经营的中日贸易和印度…东南亚的香料布匹互换贸易，无意都对中国商人的利益构成了挑战。
因此打击果阿的葡萄牙商人，把葡萄牙商人在东南亚及东亚海域驱逐出去，无疑就成了大明最好的选择。但是作为大明的皇帝，他却不能平白无故的颁发这道命令，因为这不符合大明的价值观。
建立葡萄牙流亡政府，通过伊莎贝拉公主，以复国为号召对这些果阿的葡萄牙商船进行攻击，这对于崇祯和大明来说，都是最好的选择。
第541章 码头工人总工会（）
看到王承恩从房间内离去之后，吕琦这才向前向崇祯汇报道：“陛下，总督漕运兼管河道太监崔文升同锦衣卫百户崔应元，今日各有密折送到了。”
朱由检头也没有抬便自然的说道：“念。”
吕琦立刻从袖中的暗袋中掏出了两份奏折一一念给了崇祯听，崔文升是红丸一案的当事人，又同魏忠贤交好，再加上被天启册封为总督漕运兼管河道太监，干涉了文官的职权，因此当崇祯登基之后，崔文升受到的弹劾次数仅仅次于魏忠贤和崔呈秀两名阉党首脑。
有明一代，漕运事务先是武臣督运，接下来是设立漕运总督，出现文武兼管的局面。万历四十年，朝廷撤销了漕运总兵官一缺，从此漕运就成了文官独自管理的局面。
到了天启时代，魏忠贤同文官闹得不开心，生怕文官掐住漕运给自己出难题，于是便设置了总督漕运兼管河道太监一职，监管漕运事务。
漕运总督可以说是大明第一等的肥缺，每年漕运加上河道维护，总督府经手的资金就高达数百万两，但是漕运总督的年俸却低的吓人，从一品官担任漕运总督岁俸银仅180两（二品155两）。
是以，凡是担任漕运总督的官员，不贪污**是不可能的。著名的东林党人李三才，从明万历二十七年至三十九年任漕运总督长达12年之久，而他的家财被有心人统计后，高达400余万两，其中有多少出自漕运总督府的经费，也就不言而喻了。
文官们花费了上百年的时间终于赶跑了武臣，从而独立监管了漕运河道事务，对于天启派出内臣监管自己，自然是不愿意的。更何况这位总督漕运的监管太监还有一段黑历史，正好可以借来攻击。
只可惜崇祯不是不谙世事的少年，出于后世的见识，他根本不相信没有监管的漕运总督能够管理好漕运和河道事务。让一个年薪200两不到的官员去管理一年数百万两的资金，还不准许朝廷另外设置监管机构，除非此人是海瑞还差不多。
但是大明朝200多年，也就出了一个海瑞。倒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比比皆是。天启派出一名太监监管漕运和河道，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措施。只不过历代皇帝派出内臣监管漕运和河道事务，都是时断时续，并不是一个常设职务。
但是对于崇祯来说，他希望把这个职务固定下来，让总督漕运兼管河道太监府成为一个常设机构。因为漕运和河道事务实在是过于重要了，在海运还没有成气候之前，漕运就是北京的命脉，一旦失去了控制，京城近百万民众和辽西、蓟州、宣大的边镇，就会遇到粮食危机。
在这种状况下，朱由检自然不会去处置崔文升，换上一个对漕运河道事务一无所知的新手。不过为了安抚那些文官们，他还是任命了颇有声名的兵部侍郎杨一鹏，替换了此前依附于魏忠贤的漕运总督。
当崇祯准备开启南北海运时，自然也就开始对漕运事务进行摸底调查，准备作出一定的变革，让朝廷更好的掌控这条南北经济的命脉。想要对漕运进行变革，就必须要降低漕运在大明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
否则一旦漕运中断，改革也就难以维系了。替代漕运的备用方案，一个是上海到天津的海运，另一个则是从京城到武汉的铁路建设。这两个方案都需要3、5年的时间，才能分担漕运的巨大压力。
而在这段时间之内，朱由检决定从漕运路线上漕丁下手，12万5千正额漕丁加上运河各码头的苦力，漕运事务关系到的运河漕丁和苦力足足有数十万之多。要是朝廷对漕运事务进行改革之际，这些漕丁被有心人煽动起来，对大明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
而且即便这些漕丁不被人煽动，平日里困苦而看不到希望的生活，加上他们基本上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因此很容易就会被白莲教之类的迷信组织所诱惑，又或者被那些民间会党所操控。
地方官府对于一二十个漕丁大约还具有威慑力，但是一旦数百上千的漕丁抱团闹事，这些官员们第一时间想的，便是宁人息事了。江南地区打行横行于市，未尝不是地方官员怕事退让的表现。
而北京到南京之间，大规模的运输人员物资，暂时还是只能依赖于这条运河。如果北方有事，而漕运被人所控制，这便等于崇祯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了别人。因此在对漕运事务作出改革之前，朱由检需要先掌握大多数漕丁的思想状态，最好是能够控制在自己手中。
正是基于这一点的考量，崇祯才在去年中秋命令，被降级为百户的崔应元前往临清协助崔文升，于运河沿线各主要水陆码头建立码头航运工人协会，把各运河码头的苦力和漕丁组织起来。
而今日崔文升同崔应元两人的奏折虽然分别到达他面前，但是其中内容却都差不多。从通州到杭州的72路水陆码头，其中12处最大的码头已经建立了码头工人协会，入会人员几达3000之众。
这12处码头正处于大运河的关键要害上，只要控制了这12处码头，基本上从通州到杭州的运河航线就能畅通无阻了。
虽然登基以后，朱由检就一直在充实京城军队的实力，但是他没有把握，这只军队能不能挡住后金的八旗精锐。朱由检并不在意自己的生死，直到现在他对于复活在崇祯身上这件事，还是充满了疑惑。
他觉得，也许在某个晚上睡着之后，他就无法再度醒来也未可知。处于这种不安的心理，他才会迫不及待的推动着改革的进程，想要知道自己的作为究竟对现在这个世界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至于改革能不能成功，大明的士绅官僚会不会因为过于刺激而背弃他，他其实完全都不在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