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明-第3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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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
最起码，太祖显然是不会赞同这一理念的。这位起于布衣的皇帝，连丞相都废除了，焉能让那些士子在他面前谈论什么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狗屁主张。
倪元璐虽然不清楚崇祯询问这个问题的用意，但是他却认为自己应该旗帜鲜明的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不是任由李夔龙之流混淆皇帝的是非观念。
在接下去的询问中，各位官员的回答，不是附和李夔龙就是赞成倪元璐所言，再无第三种标新立异的说法。
朱由检兜兜转转问了十几名官员，终于停下了问话，负着手慢慢走回了台阶之上。
他站在御座之前，一脸沉重的看着下方的官员说道：“原来在尔等心中，朝廷包括的内涵居然是如此之狭隘，除了皇帝和士大夫之外，你们究竟把百姓放在了何处？”
不待下方的官员回话，朱由检便快速的接下去说道：“你们天天在朕的耳边说，民惟邦本；本固则邦宁。但是如何到了朝堂之上，就忘记了百姓的存在了呢？
我太祖高皇帝昔日为何要删去《孟子》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句？非是此句无上下君臣之道，而是孟子这话说的不对。君、民、社稷，此三者乃浑然一体不可割裂之事物。
无君之民不过是一团散沙，也非国之民众，不过是一群自私自利之徒，不能担当社稷之谓。而无民之君，非君也。是以君、民、社稷，三者一体，存者同存，亡者同亡。
我太祖高皇帝本淮右布衣，因蒙元失其民，天下兵连祸结，太祖高皇帝怜民生之苦，是以起兵反元，立下救济天下百姓之宏愿，方才上承天命，开创我皇明一朝。可见，我皇明之天命，即在于维护百姓之利益。
朕才能平庸，也非嫡长，这帝位原本与我并无干系。先皇兄英明睿智，本是中兴我大明之英主，可惜天不假年，慧深不寿，方将这大明江山托付于我。朕犹记得，皇兄临去之时，还殷殷嘱咐于我，曰：吾弟当为尧、舜。
朕登基之后，常常思索，何为尧、舜？朕闻：世说尧帝的日常生活是，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裘，夏日葛衣。
而舜帝选贤任能，放逐四凶。故有：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之言。
尧、舜虽名为帝王而实为百姓，帝王唯有维护百姓之利益者，方可为尧、舜。故君王无私利，君王之利益者，即百姓之利益。朕既为大明天子，自然就要维护大明百姓的利益。
现在湘鄂赣皖四地数千万百姓因盐价而生活困苦，诸君不思如何解决，却纠结于谁该为百姓吃不上盐负责，诸君真的把百姓的利益放在心上了么？”
倪元璐张了张嘴，终于还是什么声音都没发出来。而陆澄源等人则是脸色苍白，随着崇祯把太祖和天启帝搬出来之后，他们之前计算的一切应对手段都失去了作用。
在大明朝，臣下能够制约皇帝的武器，一个是圣人的大道理，另一个则是祖制和祖训。前者主要是舆论上的压力，皇帝接不接受，还要看他有多在乎自己的名誉。
比如像正德这样的皇帝，圣人的大道理基本是难以说通的。而后者则是实实在在制约皇帝的枷锁，不是成祖这样的雄主，是很难打破这些旧的规则的。
现在崇祯故意歪曲了太祖皇帝删改孟子言论的用意，在座的大臣们根本不敢就这个问题同皇帝进行争论。
君民一体论，虽然看起来是对孟子民为贵思想的进一步阐述，但事实上已经脱离了孟子对于君主和民众的观点，这实质上是后世民选政府改头换面的说法。
如果崇祯不是假借太祖的名义阐述这个观点，那么在座的大臣们还能引经据典的同皇帝争论一番。但是涉及到太祖的话，他们很容易就会被政敌扣上非议太祖的罪名。
毕竟现在可不是团结一致的文官集团同皇帝争夺治政的权力，在这些官员的边上，还有着想要对他们做出反击的政敌呢。
最让这些官员难受的是，崇祯借用天启皇帝的临终遗言，再次敲打了在座的官员们。皇帝这是在昭示，他继承大统乃是完全合乎于礼法的，因此他拥有大明天子全部的权力，而不是被文官们截取的，打了折扣的皇权。
黄立极抬头扫了一眼，那些刚刚还在起劲的弹劾自己的官员，现在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嘴角不由露出了几分嘲讽的笑容。
第566章 道统和法统（）
当崇祯突然向群臣抛出了什么是朝廷的质问时，郭允厚还是有些吃惊的，因为这同他们此前和皇帝商议时的计划有所不同。
不过在皇帝兜兜转转了一大圈之后，又回到了当初设定好的道路上来，让他终于松了一口气。户部这次之所以愿意挡在攻击黄立极舆论的前面，自然是想要把两淮盐引案的最大好处抓在手里。
对于能够不花什么代价就占据了未来两淮盐业四分之一的股权，还能从盐引案涉案人员身上获得一大笔罚款，户部上下官吏还是很有兴趣的。
虽然户部拥有对各地盐运司的管理权，但是盐运司的主官盐运使的品阶是从三品，仅次于户部尚书，同户部侍郎同级。因此户部对于各地盐运司的管理权力，还不及都察院派出的巡盐御史权力大。
因此盐税虽然是户部最大的一项现金收入，但是户部官员在盐业上获得的好处，其实并不多。这也是为什么，户部轻易的把长芦和河东两处盐场卖给了四海商行，而没有多加反对。
盐运司官员们富的流油，但是他们给予户部的节贡也不会坏了行情，也许对几个户部分管官员和户部尚书那里会有另外的馈赠，但是对于整个户部来说，盐运司的存在并没有超过其他地方衙门。
如果有机会让户部直接管理地方盐政，户部上下的官员自然不会去理会地方盐运司官员有什么想法，毕竟别人家的儿子再好，那也是别人家的儿子。
更何况，自崇祯登基以来推行的新政，使得户部官员的升迁呈现出了某种封闭性的倾向。以往为了防止官员在某个部门做大，对于六部官员的任职采用的是流动升迁的模式。
比如工部郎中要想升任侍郎，就必须换一个部门。连续担任了两届京官，就要外放一任地方官员。这种官员任职的方式虽然消除了各部门的山头主义，但是同样让中央各部门呈现出了组织涣散，毫无凝聚力的后果。
以座师门生关系联结起来的个人小团体，完全凌驾于各部门的部门利益之上了。对于一个封建帝王来说，这正是他们想要的结果。打击一个没有组织的个人小团体，总比去面对一个依托于上下级关系严密组织起来的政治集团要强。
前者因依附于皇权而存在，而后者则利用了部门的权力对抗了皇权。套用一句太祖的言论，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崇祯自认不是太祖这样的政治大师，也没有如洪武帝一般的精力和才能，要把一切政治事务都纳入自己手中。
因此他在一团散沙的中央六部和以部门利益为重的山头主义中，他默认了后者的存在。而户部、工部和刑部，因为这三个部门所具有的专业技术知识要求，使得新政推行之后，便呈现出了某种封闭性的倾向。
户部官员对于算学和金融知识的要求，工部官员对于理工科类知识的要求，刑部官员对于法学知识的要求。这些专业知识的积累，显然不是半路出家的官员能够掌握的。因此从外部调入这三个部门的官员，门槛已经越来越高了。
既然进入户部之后，个人的仕途升迁同户部工作的好坏联系在了一起，那么维护本部门的利益，就自觉的成为了户部官员们的共同准则。户部权力的扩张，就是他们个人权力的扩张。户部利益的受损，就是他们个人利益的受损。
因此当两淮盐引案爆发之后，郭允厚稍稍向下属们吹了吹风，户部官员们就上下一心的站在了支持首辅的立场上，他们就是指望着从这起大案中让户部获最大的好处。
当崇祯抛出了君、民、社稷三位一体的论点之后，此前还在纠缠于韩一良要不要受罚，首辅黄立极对于两淮盐引案究竟要负什么责任的官员们，就如同被人打了一闷棍一样，双方在会议开始后积攒起来的决一死战的气势，顿时被悄然瓦解了。
自孟子提出民本思想之后，便被后世儒家学者们尊称为亚圣，认为他发扬及宏大了孔子的仁政思想。但是孟子的民本思想一直不为历代帝王所喜，因此他所著作的《孟子》一书，是在南宋时，被朱熹列为儒家经典四书之一后，才被正式奉为儒家治学的重要经书。
到了大明朝，控制欲过强的开国君主朱元璋，对于孟子的所说的：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言论大为不满，一度想要撤销孟子的亚圣封号，并下达了将孟子逐出文庙殿外，不得配享文庙的命令。
虽然在群臣的劝说之下，朱元璋在一年之后收回了自己的命令，但是他对于孟子的言论依旧耿耿于怀，于是令翰林学士刘三吾等人对《孟子》进行删节。刘三吾揣摸皇帝的意思，共删掉《孟子》八十五条“有问题”的内容，几乎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并将剩下的内容编为《孟子节文》一书。
朱元璋随后便下了诏书，规定“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一以圣贤中正之学（指《孟子节文》）为本”。
正因为朱元璋对于孟子的态度，所以虽然《孟子》是科举用书之一，但是天下读书人对于《孟子》一书的内容并不敢多加讨论，完全是按照朝廷颁发的标准注释死记硬背而已。他们唯恐因此触怒了皇帝，而坏了自己的功名之路。
但是现在崇祯歪曲了太祖高皇帝删除孟子言论的本意，还把孟子的民为贵思想提升到了三位一体论，对于大明官员来说，不亚于一场政治地震。盐引案和首辅什么的，此时已经无关紧要了。
以孔孟之道为治国理政最高准则的大明王朝，任何在儒家学术上提出的新观点，必然都会影响到王朝的政治格局。
而孟子的民本思想，一直以来都是大明官员对抗不受限制的皇权的最有利的武器。在经过大明士人200余年不遗余力的宣传下，民本思想实质上已经在中下阶层的百姓心中扎下了相当厚实的基础。
朱元璋试图通过删除孟子的言论，来禁锢大明士大夫的思想。但是这种禁锢思想的政策，显然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了。不管是那个朝代，**对于读书人的诱惑，显然远比公开出版的书籍更大一些，更何况被禁止的还是亚圣的言论。
这也是为什么东林党人虽然屡屡被打压，但是民间百姓却依然支持东林党人，认为他们是被迫害的正人君子的缘故。因为东林党人的政治主张，始终都是围绕着以民为本的思想在阐述。
虽然东林党人在施政时，并没有真正去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但也比从来没有提及过任何政治主张的阉党们要强的多。
现在崇祯抛出了三位一体论，不但取消了君王和民众之间的对立立场，还把自己包装为了民众利益的看护者，这无疑是抢走了文官们赖以制约皇权的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