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金手指-第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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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禁止结婚的情形主要是“嫁娶违律”和“违律为婚”，《唐律》关于解除婚姻的限制任然是传统的“三不去”。
唐代明媒正娶的妻子地位很高，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
《礼记·昏义》中有记载：“大抵因出嫁费繁之故。闻民间嫁女，无一不备，有用银数百两，数千两者，最少亦须百数金。虽卖田借债，亦须凑办。男家以厚嫁为荣，薄则笑之，甚至翁姑待媳妇，以妆之厚薄为爱憎。”
唐代制度因袭前代，女方嫁女儿花费甚大，有的甚至卖田或借债也要风光嫁女儿，因为女儿嫁妆的多少关系到她在夫家的地位，嫁妆太薄的女子在夫家会受到轻视。
唐代开元年间的《户令》：“诸应分田宅及财物，兄弟均分。其父祖亡后，各自异居，又不同龚，经三载己上，逃亡经六载已上。若无父祖旧田宅、邸店、碾皑、部曲、妇牌，见在可分者，不得辄更论分。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妻虽亡没，所有资财及奴裨，妻家不得追理。兄弟亡者，子承父分。继绝亦同。兄弟俱亡，则诸子均分。其未娶妻者，别与聘财。姑姊妹在室者，减男聘财之半。寡妻妾无男者，承夫分。若夫兄弟皆亡，同一子之分。有男者不得别分，谓在夫家守志者，若改适，其见在部曲、奴牌、田宅不得费用，皆应分人均分”。
也就是说女子嫁到夫家之后，若作为配偶的丈夫为财产所有人，当他去世时，妻妾均无子，则妻妾可以继承丈夫全部的财产；如死去的丈夫作为遗产继承人时，则寡妻妾可以代位继承丈夫应得的份额，即与丈夫的其他兄弟实行“诸子均分”。
如果寡妻妾有子，则由其子代位继承其父的财产，妻子“不得别分”。如在同一大的家族内，妻子从娘家带来的嫁妆及其他财物，娘家不得追索，即由丈夫全部继承。
当然女子出嫁时带到夫家去的“妆奁”是作为女子的“私产”存在的。夫妻离异时，丈夫应该归还妻子的妆奁。更人性化的是，唐朝夫妻和离后，丈夫不仅给妻子送上美好的祝愿，而且还送给妻子三年衣粮，这显然是夫家从经济上给予女子的一点补偿和帮助。
甄乾从甄府分家后得到了一大笔的财产，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母亲留下来的，也就是当初母亲嫁到甄府时带过来的“妆奁”，这一部分只能有甄乾和姐姐继承，但因为姐姐已经出嫁，就失去了继承权。
这笔巨大的财富，包括部曲奴婢、房地产土地和商铺，为甄乾的创业提供了第一桶金。
不用白手起家的甄盛先是在鹿泉县仙台村购置了大量的土地，加上继承来的土地，现在亦然是仙台村最大的地主之一，土地面积达到了四五千亩，同时还有山林和湖泊。
封建“皇权不下乡”，县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
对于一个封建王朝来说，中国土地面积过于庞大，人口过多，古代集权政府想要跟近代国家一样，把国家权利渗透进地域社会，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一说到封建王朝就会提起官吏，事实上官与吏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官是一定要通过科举考试的，而吏则并不需要。最基层的官，即县令，辖内人口少则几千，多则上万户。
有趣的是，为了避嫌县令必须避开祖籍地，去外地上任，所以县令上任后面对的最严峻的问题就是语言不通。这时候官就必须借助常年身处地域社会的地方精英—吏与乡绅的力量。官员任期极短，纸面上是三年一换，事实上平均两年左右就会调任。
官员在任期间，基本只要能保证税收到位，没有动/乱的话，其他的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由于官对于本地事务一无所知，而且也没有太大兴趣，所以他们的普遍做法是“包办”，把公权力让渡一部分给吏。
吏大都是本地人，与官不同的是，吏常年呆在同一个衙门，协助不同的官员。吏大都会说官话，能跟官进行交流，他们基本是没有薪水的，只能通过官让渡过来的那部分权力来养活自己。举个例子：假设官需要上缴1000两税银，因为他不了解地方状况，不知道谁有钱谁没钱，而且语言不通。他就只能把公权力让渡给熟悉地域社会的吏，让他来包办。至于之后这些税银怎么交，交多少，吏自己装腰包多少，这些官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吏能按时上缴1000两，并且不至于动/乱就行了。与此同时，我国古代集权政府基本可以看成是一个“低税收，低福利”的政府。
与同时期欧洲以及日本这些封建制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集权政府与地域社会有一定的距离，而且除非有特殊情况，否则不愿意插手地域社会，福祉、治安、基建很大一部分要地域社会自己来承担，地域社会不得不进行自治。相对的，税收占收入比例也要比同时期的封建国家低很多。
官吏很少下乡，就连税收都是摊派到乡村，一时半会难以察觉发生在仙台村的事情也就不奇怪了。
既然是秘密，就会有泄漏的一天，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很快安史之乱就会让整个唐朝陷入纷乱的战火之中，有谁还会注意到小小仙台村发生的事情。
（本章完）
第91章 公廨钱（）
先聊几句题外话。本书脉络主要讲述金钱对唐代的影响，中间穿插了一些战争的描写，同时介绍一些唐代的风土人情，书中引用了大量的文史资料，力求能够详细的将故事情节和金钱对一个王朝的影响浓缩在这本书中。
书中的主角不是一个野心家，穿越后没有幻想去颠覆大唐王朝，更没有想着争霸地球，首先说这个设定较为符合当时的历史环境，安史之乱不可能颠覆大唐，安禄山、史思明之流不过是几个野心家上演的一场闹剧。就当时大唐的国力和社会环境，还没有到历史的转折点，什么天意都是假的，人心还在大唐一边，中唐之后，唐朝又延续了一百多年，出现了几次回光返照所谓的短暂中兴之治，才最终滑向覆灭的深渊。
任何时候逆历史而行都是螳臂当车自不量力，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了这一点，以史为鉴可以知新替，许多读者认为穿越者很牛逼，无所不能飞天遁地遇神杀神御魔降魔这是不现实的，这不是写历史小说，而是玄幻、奇幻之流。
中肯的评价历史人物才能了解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本书中的李隆基、安禄山、高力士等那一个不是精英中的精英，如果用迷信说法，他们祖坟不是冒青烟而是喷发火山，试想一下李隆基如果不是雄才伟略能诛杀韦氏、逼李旦退位、逼兄长让贤，政治斗争从来没有温情可言，在位四十四年，功与过谁又能说的清楚，本书从天宝十一年开始写起，后人会说唐玄宗晚期昏庸怠政重用奸佞沉迷美色，但实际上李隆基一天都没有放松过手中的权力，坐在皇帝位上和坐在火山口上没多大的区别，李隆基要是无法掌控权力太子李亨为什么不逼宫，这一点从安史之乱爆发后李亨突然登基就不难推测。
高力士其人后面会详细说，再来看看安禄山这个人物，从一个放羊娃一步步爬到三镇节度使高位，最后坐上皇帝，这中间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安禄山的狡诈自然不会说，但要是一定说安禄山的演技有多好，蒙蔽了李隆基也不符合当时的历史，安禄山起兵十分仓促，李隆基完全有信心也有能力镇压叛乱，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对杨国忠和身边的宦官认识不足，但这一点也不能完全将责任全部归结到李隆基身上，高力士长伴李隆基的左右，小事可以自处，自然对身边宦官没多大的戒备，而杨国忠之流不过是李隆基敛财的工具，对于杨国忠迫害忠臣武将还是有所提防的，不然后来平叛的许多名将是如何保存下来的。
····以下是正文····
《唐律疏议》又称《永徽律疏》、《唐律》，是唐高宗永徽年间完成的一部极为重要的法典，是东亚最早的成文法之一，亦为中国现存最古、最完整的封建刑事法典。
就是这样一套完整齐备的《唐律》，在甄乾看来依然是漏洞百出，对先知先觉的甄乾失去了约束力，肆意的践踏规避。
唐初的农业税制以租庸调制为核心，配套以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此时的农业税是名义上的田税、实质上的人头税。唐中期安史之乱后，户籍制度“崩溃”，农业税进行了两税法改革，转向地税和户税。
唐朝延续了唐之前的均田制，于公元624年颁布均田令，并将前代的租调制发展为租庸调制。此时的均田制有以下特征：授田对象为男丁，妇女不再授田（除寡妇外）；永业田可以继承，口分田则神似之后归还国家所有；一般来说，工商业者不受田，但在地广人稀的宽乡则有所放松；限制土地买卖的规定放松，不仅永业田可以买卖，口分田有时也可以买卖（如前往外乡时）。在均田制的基础上，颁行租庸调制：每丁每年缴纳租粟二石，户调随乡土所产，绫、绢各二长，棉三两；每丁每年服役20天，可纳绢或布代役，称为庸；若政府额外加役，加役15天免调。加役30天，租调全免。
在租庸调之外，唐朝还有两种资产税：户税………将天下之民按占有资产量（主要是土地）分为九等，分等级征户税，多则多征；地税………征收对象一度在田亩和丁户之间徘徊。户税和地税在一定程度上对租庸调制的贫富无差的缺点弃了一定的弥补作用。此时，均田制、户籍制和租调制三位一体，国家授田的土地制度仍然存在，土地被登记在户籍上。
此时的租调税制尽管指向土地，但在均田制下，赋税是以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土地平均分配为基础，从而在实际征收中的征税对象不取决于是否分到土地，而是人丁的差别——因此，租调税制仅仅是名义上的田税，实际已经转化为丁税形式。不过，义仓地税的设置却是使“履亩而税”部分得到实践，并为安史之乱之后的税制改革和两税中田税主体地位的确立买下了“伏笔”。
采用粪肥之后，亩产增加的同时，每年缴纳的赋税并没有增加，仙台村的农户、佃户手里的余粮也增加了，自然对甄乾感恩戴德。
甄乾这是在邀买人心，“田氏取齐”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大斗进、小斗出，笼络了齐国的人心，篡夺齐国百年基业。
八年的安史之乱、百年的藩镇割据并非动摇大唐的民心所向，奸臣把持朝政、宦官废立皇帝给人留下的是无尽的叹息，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存在百姓的记忆之中，无数次魂牵梦绕泪湿衣襟依然不怨不悔。
这是一个梦想的时代，也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噩梦，暴风雨正在酝酿，却发现自己已经深陷其中。
如果身在太平时期，做一个逍遥快活的大地主、大富翁，家财万贯、良田千亩、妻妾美姬、儿女成群是无数人向往的人间乐园。
一手持蟹熬，一手持酒杯，醉卧美人膝，就算不能执掌天下权又有何妨！
一件白麻长袖圆领燕居服，袖口、领口、衫角都镶有黑边，腰间还围了一条革带，头上罗纱幞头，脚上的丝面皂靴，这套行头就是标准的唐代男子在家中的服饰。
甄乾的身材不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