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水行周-第14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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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跟一年不同，如今的夏口，可不得了。”刘文静说着说着，举了个例子：“夏口港的人员、物资吞吐量，自火轮船投入航运到去年年底，已经翻了五倍，所以，不修过江浮桥是不行的。”
“不是火轮船摆渡不过来，实在是需求量太大，靠轮船摆渡，港区对船只的调度数量有上限，不可能无限制增加，所以朝廷还指望修浮桥，连接大江南北，缓解航运负担。”
“所以，你要好好表现，即便提不出什么好办法，跟着同僚一起，把这件事情做好，同样是不错的，多积累年资，日后也多一丝升迁的机会。”
说到最后，他还重点强调：“不要老指望兄长给你遮风挡雨！”
第三百五十五章 应用题（）
工部官署，议事厅内，关于鄂州夏口长江浮桥修建方案的论证会正在进行，若不是天子在现场，这辩论就会演变成激烈争吵，各方案支持者就差挽起袖子咆哮了。
长江浮桥，顾名思义就是横跨长江的浮桥，听起来是个很宏伟的工程，但不是前无古人，因为在后汉初年，割据蜀地的公孙述为阻止汉军走水路入蜀，就在三峡出口处修建了浮桥。
此桥形同水上关隘，将长江江面封锁，故而得名“江关浮桥”。
到了后汉末年，天下三分，蜀汉灭亡之后，晋军在蜀地造船然后顺流而下攻打吴国，吴军就在江面上拉起横江铁索，试图阻拦。
所以，在长江上修建浮桥，以当前时代的技术水平而言不是难事，但这浮桥一旦修好，就会把江面“锁住”，意味着航运中断。
这种结果是不可接受的。
譬如黄河航运，为了确保火轮船的畅通无阻，黄河上原有的浮桥全部拆除，但夏口长江浮桥是必须要修的，所以在确保浮桥通行能力的同时如何兼顾航运，成了技术难题。
一个技术难题，不同的人（技术队伍）给出不同的方案，几个方案孰优孰劣，就是在场官员们争论的焦点。
在一旁旁听的宇文温，现在不需要发表什么看法，只需要听取各方意见，知道各方案的利弊。
论证会不止开一次，因为事关重大，所以浮桥的修建要慎重行事，最后论证结果还得在政事堂讨论，由政事堂诸公拿主意，最终由宇文温点头。
而他要考虑的问题，首先是这条浮桥在长期使用前提下，尽可能降低使用和维护成本，所以，不能仅仅关注浮桥的建设成本。
建设成本高，但后续使用、维护费用较低的方案，和建设成本低、后续使用、维护费用高的方案相比，不一定就差。
其次，修建过江浮桥，不是单纯的一个修桥行为，宇文温还要考虑其后承载的重任，那就是服从“新夏口”的长期规划。，
基于整个夏口城的规划发展，在此前提下考虑长江浮桥的修建，才是宇文温必须拿主意的事。
鄂州夏口，即后世武汉三镇之武昌（武昌之名现在还未西移），位于长江中游，又是汉水与长江交汇之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后世有一个名号，是为“九省通衢”。
从夏口出发，循长江水道行进，可西上巴蜀，东下吴越，向北溯汉水而至豫陕，或经洞庭湖南达湘桂，可以说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天然的航运枢纽。
自火轮船投入航运，加上鄂州、黄州的冶金、制造业进一步发展，夏口港的人员、物资吞吐量，短短数年已经翻了五倍，按照当前航运调度水平，夏口港已经无法支撑如此巨大的人员、物资转运任务。
一味地扩大港口面积、增加泊位是不行的，因为没有无线电，无法对众多进出港的船只进行统一调度和管理，港区越大，泊位越多，进出的船只就越多、越乱。
大量满载货物的火轮船，在港区内如同无头苍蝇般乱窜，这种场景光是想就让人胆战心惊，只要一发生碰撞事故，很容易造成重大伤亡。
若有大船沉没在进出港口的航道上，那么整个夏口港就瘫痪了。
夏口城的发展十分迅速，原有格局有些不合适，所以需要重新规划，港口也是如此。
不仅在江南夏口要有港口，在江北汉水入长江口处也得有转运港，以及容纳平民定居的城池。
一切，就如后世的武汉三镇一般，由三座城池（汉口、汉阳、武昌），合为“夏口”这一个都会。
夏口城要一分为三，那么夏口港也要一分为三，承担不同的航运任务，而南北两岸的港口之间，也得有一个高效的人员、物资转运方式，确保客运、货运的通畅。
南北两岸人员、货物转运的艰巨任务，光靠火轮船摆渡有些吃力，因为涉及到多级转运，每增加一个转运环节，就降低转运效率，所以为了维持高效的转运效率，需要建设跨江浮桥。
有了浮桥，长江南北两岸的马车，直接拉着货物及人员走浮桥过江，这可比经由航运过江方便、快捷，也可以有效分担南北港口之间的航运负担。
所以夏口长江浮桥是必须修的，问题是浮桥本身会截断航道，那么解决的办法，就是让浮桥具备“开、合”功能，即能确保马车通行大江南北，也要确保东西航行的船只能够通过浮桥所在江面。
如何在尽可能低成本的前提下让浮桥具备“开、关”功能，就是各建桥方案的不同之处，宇文温仔细看过这些方案，只觉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对此，宇文温的要求严格起来，要求各修桥方案不得泛泛而谈，必须用数据来说话。
譬如浮桥的承载能力、通行能力，以小时作单位，必须计算出每小时能容纳的车流量（马车）是多少，而每辆马车的载重上限是多少。
这种计算还包括对未来一段时间内通行量的预测，建起的浮桥，得考虑未来十年的过江需求，所以计算时还得考虑城市发展和工商业发展所带来的客运、货运“增加量”。
譬如浮桥开、合所需时间是多少，要开多大的“口”、这个口要开多久，才能确保航运的通畅运行，又不会让浮桥的“中断”状况持续太久，影响南北两岸的人员、货物往来。
譬如浮桥修建的费用概算（造价），还有维护成本的测算，必须列出计算明细，供“评委们”核查、质询，不能泛泛的说，更不能搞“钓鱼工程”。
所谓“钓鱼工程”，就是在工程报价时报较低价格，实施之后却不断加价，以至于最后的工程总造价比原来高了许多。
宇文温可不想做冤大头，加上为了推广“应用数学”，才对大型工程进行严格的“数据化”，一切都要以数据说话。
数学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没有数学，科学发展不起来，而只有大量的应用需求，才会刺激数学的发展，一条过江浮桥，宇文温要将其变成一道“应用题”，让工部官员们的数学素养，在这项工程之中得到显著提高。
将来，所有大型工程的论证，都要深度“数据化”，要让科举中设立的“明算科”有存在的意义，当数学（算术）真正和科举融为一体，那么新时代的科举，才不会走上考八股文的老路。
想着想着，宇文温精神抖擞，但看着眼前的几个修桥方案，却犯了难
每个方案都有大量数据作为支持，证明该方案具备可行性，各方案看起来都不错，那么，作为决策者，该怎么选？
这种事，不可能靠投骰子来决定结果，宇文温看来看去只觉得头痛，喝茶提神之际，忽然想起了“和蔼可亲”的政事堂诸公。
对喔，这种事，不是该由你们这些中老年人来头痛么？
。
第三百六十六章 外交和浮桥（）
皇宫，太极殿外东侧，东堂，刚下朝的宇文温，与中书令王、礼部尚书刘焯继续商讨事情，第一件，就是皇朝使者出使东海倭国之事。
去年，倭国遣使周国，现在，周国要派出使者，在对方使者的陪同下，前往倭国。
使者此去，会携带国书，这国书该怎么写，很关键，所以“相关人员”之一的中书令王、礼部尚书刘焯，需要聆听天子的教诲，把握“核心思想”，确保国书达到应有的效果。
两国礼尚往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周国和倭国交往却又不那么简单，其关键之处，就是两国究竟要以何种地位进行交往。
倭国当然不配和周国平起平坐，但对方不会自认为周国属国，那么以周国的观点，可以认为：你这海外撮尔小国不识好歹，莫要遣使来丢人现眼了！
但基于现实考虑（海贸），两国有加深交往的必要，于是双方国书里，如何自称及称呼对方，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为了这件事，宇文温的心腹张鱼，奔走于两国之间，最后作为宇文温的代表，和倭国权臣苏我马子作了种种细条，为双方遣使互访拟定了解决方案。
连接两国的外交桥梁，搭起来了。
去年秋天，倭国使者带来的国书里，倭王的开场白是“东海国王致书中原至尊无恙”，然后在国书里，先说了一通场面话，献礼若干，表达愿两国通好之意，末了，含蓄的请求封赏。
现在宇文温决定，周国的国书，就着倭国国书定的调子，以“中原至尊”问候“东海国王”为开头，说一通场面话，申明两国通好之意，末了，给予对方封赏。
封赏之一，赐金印，上书“周委倭国王”，这个做法，是依后汉故事。
封赏之二，封倭王王子（实际就是王太子）厩户为“征夷大将军”，自辟属官、筹建军队，为周天子征发东海虾夷（倭国东境的虾夷部落）。
而倭国和虾夷诸部的战争，早就延续数百年了，此举不过是周国正式认可倭国的行为是“正义之举”罢了。
宇文温给王和刘焯把这个调子定下来，之后国书该怎么行文，那就是中书省和礼部的事。
之所以如此安排，当然是费了一番苦心，宇文温既然不打算和倭国翻脸，又要给倭国权臣苏我马子以助力，帮助对方“刷政绩”，便要以如此方式搭建两国交往的桥梁。
不然，倭王要是敢在国书里说什么“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宇文温是要发飙的，那么使者还不如不来。
既然倭国遣使，国书就得模糊用语，以方位“东海”代称，倭王是为“东海国王”。
对方不想自认周国藩属，不想称周国皇帝为唯一“天子”，以维护倭王在国内的无上地位，可以，宇文温不计较些许虚名，那么对方就以方位称呼周国天子为“中原至尊”。
这样，就巧妙绕过了两国实际地位关系，给双方都留有足够余地以对内进行“解释”。
其次，周国赐予倭国国王“周委倭国王”金印，实际上是重申了倭国国王的地位、身份，等于说废话，但倭王得到了这枚金印，可以骄傲的向国内臣子宣称，自己的王权获得了“中原至尊”的认可。
最后，最关键的一点，周国封倭国王子（王太子）厩户为“征夷大将军”，这是最关键的一件事。
在这个前提下，周国使者到倭国京城，倭王不必亲迎，只需要让身为储君的王子（王太子）代为效劳，叩谢“中原至尊”对自己及大王的封赏。
如此一来，倭王可以回避，由储君接国书，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