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水行周-第6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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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曰“《诗》云”，引用《书》则曰“《书》云”。
那么引《道经》，说明《道经》就是《道经》，没有尊称，不然为何引用别的书籍都没有尊称，何故引用《尚书》就要尊称？
《尚书》是六经之一，凭什么其他书没尊称，反倒是六分之一的《尚书》要用尊称？
荀子著书，有严格的体例，凡引《诗》《书》，皆注明出处，独“人心之危”二语，单标出于《道经》，所以杨济认定《道经》是书名不是尊称。
由此反驳刘炫的说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这两句，并不是《荀子》引述《尚书》，而是《荀子》引述《道经》。
而最后一句“允执厥中”，杨济认为这不过是中原河南方言，河南方言说事之当可者即谓之“中”，其不可者谓之“不中”，于物之好恶人之贤不肖皆以“中”与“不中”目之。
其所谓“中”“不中”，如同南人所说“可”与“不可”，“好”与“不好”罢了。
“允执厥中”的“中”，无论身份贵贱谁都能说，本来就无所谓深玄高妙，结果作伪者不知道其“中”为一方言，故而连带着抄来的三句，连成四句共十六句圣人心法，简直是可笑之极。
‘真的假的，这样也行！’宇文温闻言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自从杨济上场之后，他根本听不懂辩论双方在说什么，可如今杨济说到“中”与“不中”，他终于听懂了！
浓浓的河南口音“中”“不中”，对于宇文温来说真是太形象不过，毕竟千年之后，河南话也是这样说的，上古时期，几位圣人活动的主要区域不就是黄河流域么？
“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献古文《尚书》，自称是为孔壁古文《尚书》，不才认为，身居南方的梅赜可能不通中原河南方言。”
“梅赜有作伪之嫌，极有可能是伪造《大禹谟》时，把‘允执厥中’与别处抄来三句合作四句十六字，编作圣人之言！”
杨济此言一出，满堂哗然：你居然说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大禹谟》是假的！
“兄长，这这。。。杨司马所说，似乎很有。。。哎？”
刘文起想和身边的兄长刘文静交流心得，现兄长竟然呼吸急促，双拳紧握，一双眼睛死死盯着讲台上的辩论双方，口中念念有词：
“果然，果然！当年读书时，怎么得这四句十六字有些古怪。。。
“兄。。。兄长。。。”刘文起见着兄长如同入魔一般，一下子有些不知所措，他学《尚书》学得还不精纯，有时候得拿着书翻与人讨论。
方才辩论双方言辞之激烈，他手上没有书，思路根本就跟不上，环顾左右，现许多人已经入定，有的人则是拿着炭笔在白纸上快的写着什么。
刘文静回过神来，扯着弟弟低声喊道：“笔呢？纸呢？快记下来啊！”
“啊？啊！我的笔。。。”刘文起如梦方醒，探手在身上找笔，可当他拿出纸笔时，猛然回过神来：他们辩论得如此激烈，写字哪里来得及啊！
听众席一隅，宇文理扯着萧瑀问道：“你带了《大禹谟》了么？我记不住啊！”
萧瑀手里拿着炭笔，在纸上快书写着，没空理会宇文理的问题，只能是用摇头来表示没有《大禹谟》。
他对《尚书·大禹谟》的算是熟悉，不用翻书也能与人议论一二，但要跟上此时辩论双方的思绪已经很吃力，还要记下谈话几乎是手忙脚乱。
若不是宇文理身份特殊，他真想大喊一声“不要吵了！”
宇文理见着萧瑀已经入魔，转向求助孔颖达，结果见着这位更加像入魔，口中不住的念叨着：“中。。。不中”
“孔兄？你。。。你不要紧吧？”
孔颖达闻言转头文理，他双目无神，面容僵硬的挤出笑容，只是在宇文理这位似乎遭受了沉重打击。
“孔兄，我没去过河南，那里的方言说‘可’与‘不可’，莫非真是‘中’与‘不中’？”
孔颖达点点头说道：“我经过河南州郡时，投宿沿途驿站，那里的方言说到‘可’与‘不可’，确实是‘中’与‘不中’。。。”
“那那那。。。杨司马所说，莫非真的有可能？”
宇文理紧张起来，他起初学《尚书·大禹谟》时，老师可是说过，“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四句十六字，是圣人心法。
结果有可能是假的？
“方言，中原方言。。。梅赜是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可能是南渡后裔，可能不通中原方言，所以，所以有可能。。。”
孔颖达念叨着，只觉得精神有些恍惚，如同父亲某一天忽然说他非亲生，生父其实是河南豫州一个农夫那样让人无法接受。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四句圣人之言，前两句是别的书里抄来，不过改了个字，第三句是编的，第四句你说没什么特别之处，是大家不通方言想多了？
这怎么可能啊！！请：
第一百零七章 书到用时方恨少（）
杨济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质疑，尤其对“允执厥中”的让刘炫一时间哭笑不得，对方以中原河南方言来解释，他无法引经据典来反驳。
允执厥中，多么玄妙的四个字，结果被杨济这么一解，刘炫满脑子就是河南州郡当地人说“中”或“不中”，上古圣人那光辉形象，瞬间崩塌。
刘炫当然不可能认输，还是坚持“允执厥中”的通常注解，但杨济的质疑很有效果，听众们已经在窃窃私语，许多人都已经出现了动摇。
怀疑的种子一旦在心里了芽，就再不可收拾，刘炫对十六字的解释听起来有些勉强，尤其最后四个字，不是正面反驳，而是照本宣科，这更助长了听众们的疑惑思绪。
杨济的进攻没有停止，他用明代梅渡惺榭家臁返模浴渡惺椤ご笥碲印分室桑勘晔钦馄橹械牧骄浠埃焊尢章踔值拢履私怠�
“先生！《尚书·大禹谟》之中，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迈种德，德乃降，黎民怀之，帝念哉！’其中‘皋陶迈种德，德乃降’一语见于《春秋左氏传·庄公八年》鲁庄公之语。。。”
听得杨济说到了《春秋左氏传》，许多听众面面相觑，今日因为是刘炫讲《尚书》，所以他们即便带了书，也都是带《尚书》各篇，哪里有人会带《春秋左氏传》。
所以这就是考验各自功底的时候，奈何许多人还没做到烂熟于心的地步，手上空空，脑袋也没有详细，思绪根本就跟不上辩论双方所说的。
杨济用典，说的是鲁庄公八年夏，鲁**队与齐**队联合围攻郕国，郕国哪里顶得住，便降了齐军，鲁国士大夫仲庆父得知后求鲁庄公伐齐师，鲁庄公不许。
《春秋左氏传·庄公八年》记鲁庄公之语曰：“不可，我实不德，齐师何罪？罪我之由，《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姑务修德以待时乎？”
由此衍生出一个问题，《左传》此条材料中的“德乃降”一句是鲁庄公所引《夏书》之文，还是鲁庄公本人所说？
西晋之时，杜预将此句理解为鲁庄公本人之语，杜预为《春秋左氏传》作《注》，于“皋陶迈种德”一句下注曰：“《夏书》，逸《书》也，称皋陶能勉种德，迈，勉也。”
依杜预的理解，鲁庄公所引《夏书》之语，只有“皋陶迈种德”一句，而“德乃降”乃是庄公之语。这一理解显与《尚书·大禹谟》“皋陶迈种德，德乃降”不相吻合。
因为梅赜所献《大禹谟》，把这两句话认定是鲁庄公所引《夏书》之文。
所以杨济的质疑随即展开，他先列出年代顺序：孔安国杜预梅赜三人，分别是西汉西晋东晋年间人士，然后是基本的推断：
孔安国整理孔壁古文《尚书》，如果东晋梅赜所献《大禹谟》为真古文《尚书》而传自西汉孔安国，何以西晋时代之杜预不得见？
按说杜预应见过孔安国孔壁古文《尚书》，为何将“德乃降”一语误解为鲁庄公之语？这不是表明梅赜所献《大禹谟》为晚出之《书》吗？
关于这个问题，刘炫的反击也很直接：孔安国古文《尚书》，两汉之际未列官学，所以西晋时杜预古文《尚书》，说不定在私人传抄之中出现错漏。
杜预，是西晋时期文武双全的能臣，其经学水平举世称赞，刘炫没有质疑杜预的能力，而是认为这位所《尚书》有错漏，导致出现了误会。
杨济的质疑，被刘炫寥寥数语化解，就在听众们再度恢复对刘炫的信心之际，杨济又展开新的质疑，这次他的目标对准了《泰誓》。
《尚书·泰誓》有“同力度德，同德度义，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之文，杨济直接指出此一段乃抄缀《左传》而成。
“《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召简公南官嚚以甘桓公见王子朝，刘子谓苌弘曰：‘甘氏又往矣。’对曰：‘何害？同德度义，《泰誓》曰：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
听众席里，满头大汗的孔颖达极力回想着，他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可是不算太熟，手上又没有书，无法向辩论双方那般各种经典信手拈来。
果然，我还是书读得太少了！
孔颖达在纠结，而旁边的萧瑀也在纠结，他是读过《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却实在想不通杨司马举这个例子，其中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心乱如麻也就罢了，还有宇文理在旁扯后腿，见着这位不住问，萧瑀无奈的低声解释。
杨济所说《左传》中的事件，生在东周王室“王子朝作乱”之时，周国王城后来有了东西两个王，王子朝居于东城是为东王，附王子朝者为召简公南宫嚚甘桓公。
某日甘桓公等人又去见王子朝，刘子刘召公很忧虑，觉得这些人又要鼓动王子期做坏事，苌弘劝他说这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只有同心同德的人才能谋义。接着他引用《尚书·泰誓》中武王之语说：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
“啊！我知道了！”
萧瑀说着说着脑袋忽然灵光一闪，他想到了问题的关键：苌弘的说辞里，有“同德度义”四字，这是苌弘所说，并非武王所说。
而梅赜所献《尚书·泰誓》之中，是把“同德度义”作为周武王言论记载的！
《尚书·泰誓》在东周时便已有了，那时的人知道“同德度义”不是周武王言论，为何声称源出一体的梅赜《尚书·泰誓》，会出现这种低级错误？
萧瑀想到这里，懊恼的挠着头：“我如何就没想到，如何就没想到，书还是读得太少了！”
宇文理见着萧瑀如此表情，嘴巴一张一合也不知该说什么，对方至少还能后知后觉，他甚至连杨司马用典所指是什么都不懂。
我还是读书读得不够啊！
讲台上，杨济高声质疑着：“请问先生！东周时《尚书·泰誓》中武王未说‘同德度义’，为何梅赜所献《尚书·泰誓》却以其为武王言论！”
“有《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做旁例，莫非先生认为《左传》有误？”
刘炫闻言表情一凝，原本还算严密的防线瞬间出现裂痕，他一时间无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