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之虎胆威龙 作者:春来江水绿如蓝-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00人，焚毁房屋17608幢，损失资产难以计数，仅市区工商界的直接经济损失即达500万美元＇8＇。四川省政府统计处统计的抗战时期重庆市遭受日机轰炸之伤亡人数，　　共计23126人，其中死亡9218人，负伤13908人＇9＇（p81～82）。另据1942年4月15日开幕的重庆空袭损害展览会统计，从1938年至1941年4年中，日机空袭重庆达117次，投弹22312枚，炸死市民30136人，　炸伤市民9141人＇10＇。在这些统计资料中，关于伤亡人数的统计分歧较大，从二万人到近四万人不等。综合各方资料来看，近四万人之说似有夸大，可能是当时出于宣传的需要。二万人之说根据档案资料统计得出，而当时的统计由于多方面原因存在诸多遗漏。因此，我们认为伤亡二万四五千人之说比较可信。但这一伤亡数字中关于大隧道惨案的伤亡人数是按官方统计数字计入的。大隧道惨案中到底死伤了多少人，各种资料分歧也很大。当时大隧道窒息惨案审查委员会发表的《大隧道窒息案审查报告》，认定死亡人数992人、重伤入院者151人＇9＇（p86～87）。而郭伟波在《重庆大隧道惨案亲历记》一文中认为“一夜之间因窒息而惨死市民近万人”＇11＇。这二种说法均有值得商榷之处，较场口大隧道最大容量不足万人，惨死近万人说显系夸大。此案与防空当局玩忽职守有关，审查报告公布的数字当有保留。据当时的重庆警察局长唐毅在一次红十字会的宴会上说，从市民实际清点的尸体和卡车运走的次数判断，死亡人数应该数为4000人＇1＇（p93～94）。因此，我们认为这次惨案实际伤亡人数应该在3000人以上，比官方统计的数字多出2000人左右。这样，日机轰炸重庆的伤亡人数就应该在二万六七千人左右。
　　　　在财产损失方面，1948年2月，　重庆市政府向行政院赔偿委员会报送的公私财产损失估计为近64亿元（按1937年币值计算），其中私有损失占总损失的99％以上＇7＇（p112、p220）。从下表中可以看出，　损失情况没有包括国民政府的军事和企事业方面。事实上，除守卫重庆的空军和高炮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外，在渝国民政府各直属单位的损失也是非常惨重的，如第21兵工厂，曾遭受日机14　次以上的轰炸，　财产损失达800万元左右＇12＇。
　　　　重庆市政府向行政院赔偿委员会报送重庆市抗战期间被灾损失情况表（注：见重庆人民防空办公室编，《重庆防空志》第112页，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1948年2月26日
　　　　　单位：元（按1937年币值）
　　　　价值　　　　　　　　　　　公有　　　　　　　　　　　　　　私有项目　　　　　　　　直接　　　间接　　　　　　直接　　　　间接　　　　　　合计农业　　　　　　　　　　　　　　　　　　　　　　　　　331371　　　　　　　　　　　　331371工业　　　　　　　　　　　　　　　　　　　　　　451004912　483397977　　934402889电业　　　　　　　　　　　　　　　　　　　　　　　　2002779　　　　　　5903　　　　2008687商业　　　　　　　　　　　　　　　　　　　　　　902182820　　87581086　　989763906金融业　　　　　　　　　　　　　　　　　　　　　　7603824　　　7603824交通运输业　　　　　　　　　　　　　　　3454382652　　　5855174　　3460237826政府机关　　　382494　178196　　　　　　　　　　　　　　　　　　　　　　　　　560690人民团体　　　　　　　　　　　　　　　　　　261607783　　95024655　　　356632438普通住户　　　　　　　　　　　　　　　　　　623861553　　　　　　　　　　　　　623861553合　　　　计　　　382494　178196　5702977694　671864800　　6375403184
　　　　日本对重庆轰炸造成的损失远不止此，在残酷的轰炸中，许多家庭全家遇难，其损失根本无法统计。轰炸后造成的瘟疫泛滥、战争孤儿和无数难民的生理心理创作，以及随之而来的停工停产、交通瘫痪、治安恶化、物价飞涨等，其损失也是无法估算的。三、重庆人民反轰炸斗争的特点及作用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狂轰滥炸，重庆人民进行了英勇的反轰炸斗争。为保卫陪都安全，空军将士和地面防空部队不畏强敌，奋勇作战；为减少轰炸损失，防空当局和各界群众积极从事抢险救灾、救济服务、人口疏散与防空洞建设；为坚持长期抗战，重庆社会各界一面谴责日军暴行，一面努力工作生产。
　　　　反轰炸斗争是在敌我力量非常悬殊的情况下进行的，消极防空工作受到防空当局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抗日战争爆发前，日本拥有的飞机数量远远超过中国，并能年产飞机800架，　而中国却不能制造飞机。抗战初期，中国空军飞机在协助陆海军及京沪地区的空战中几乎损失殆尽。后虽经补充，到1939年初，拥有飞机也只有300余架，　但实际可用的还不到一半。而此时日本在中国经常保持900架左右，　且飞机性能先进。在此后的3年多时间里，　日本航空部队始终保持了对中国空军的绝对优势。1939年春，驻守重庆的空军飞机只有20余架，地面防空火炮也仅有10余连兵力。特别是在1940年9月璧山空战以后，　守卫重庆的空军再难组织力量升空作战，重庆少量的防空高射炮更是难以阻挡日机轰炸。1941年全年，袭渝日机仅有2毁4伤，日机得以肆虐一时，重庆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灾难。正是由于积极防空能力的有限，重庆防空当局和社会各界便十分重视消极防空工作。并在反轰炸斗争中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防空措施，如大量疏散人口，修筑防空洞壕，建立庞大的防护服务队伍，严格实行防空警备等。
　　　　国民政府和重庆地方政府在主持与组织反轰炸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国民政府和重庆地方政府十分重视重庆的防空工作，在反轰炸斗争中，逐渐形成了由重庆防空司令部负责指挥和协调，包括有防护机构、避难机构和救济服务机构等组成的防空防护体制。重庆市防空司令部成立于1937年9月，后经多次改组，成为军事委员会的直属机关。　在指挥和协调防空情报网络建设、空袭警报传递与发布、防空洞建设与管理和消除空袭后果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抢险救灾，建立了重庆市防护团等机构。该团是一个官民合组的地方自卫组织，下辖消防、救护、工务和防护4个直属大队，人数最多时近2万人。为处理善后救济工作，成立了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1940年初改组为重庆空袭服务救济联合办事处，1941年初再次改组为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办事处下辖空袭服务总队，它是一个官方指导下的民众组织，其成员遍布全市各行业、各单位、各社会团体，在抚慰难胞、发放救济物资、协助收容难民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为解决市民避难设施，先后成立了隧道工程处、扩大建筑防空洞委员会等机构，组织、指导公共和私人防空工事的建筑。为疏散市区人口和物资器材，成立了重庆市疏散委员会和疏建委员会等组织，并制定了一系列有助于执行疏散任务的政策和措施。在日军大规模轰炸的3年中，重庆每年疏散的人口都超过20万人。当然，防空当局在领导和组织反轰炸斗争中也存在不少弊端，如防空机构重叠、职责不清，一些主管官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大隧道惨案的发生，防空当局就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
　　　　反轰炸斗争得到在渝各党派、各团体和各界群众的热烈响应、广泛支持与积极参加，具有较广泛的群众性。首先，参加反轰炸斗争的人员广泛、人数众多。工人、公务员、医生、学生、店员、僧侣乃至外国友人等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参加了空袭救护救济的服务工作。据1940年统计，参加这一工作的人员除防空司令部所辖三个正规团外，还有交通工人服务大队、医疗红十字会等单位10700多人，水电工人1200多人，　医护委员会所属重伤医院、救济站人员450多人，空袭服务总队5800多人＇13＇。其次，人民群众在空袭自救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抢险救灾中，广大防护团员，“奔走弹雨之下，驰骋火窟之中，出生入死，救死恤难。人民灾害，赖以减少，后方元气，多所保全”＇9＇（p80）。广大水电工人为保证生产生活用电用水，每次轰炸后均能很快将损坏的部分修复，使水流电流不致过久中断。广大消防工人除1939年“五·三”“五·四”和1940年“八·一九”“八·二○”大轰炸由于火势太大而未能有效控制外，其他大多数火灾均能很快扑灭。在修筑防空避难设施中，广大群众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出钱出力修建防空洞壕。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全市防空工事容量不到7万人，到1941年底全市防空工事容量已超过　46万人，其中私有防空工事容量超过33万多人＇7＇（p218、p220）。　基本能够满足市民的避难需要。最后，反轰炸斗争还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和监督。重庆文化界、新闻界积极协助防空当局印制防空影片、宣传图画，举办防空展览。医疗卫生界的仁济、宽仁、红十字等医院主动设置临时床位，并组织医疗队奔赴灾区急救伤员。面对轰炸，各级公务人员照常办公，工商金融部门坚持生产营业，教育文化单位坚守工作岗位。为完善防空举措，社会各界还经常向有关当局献计献策，甚至在有关会议、报刊上督促防空当局切实履行职责，改进不合理的制度和措施。重庆人民的反轰炸斗争，是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一，挫败了日本的轰炸企图，保卫了战时首都的安全。日机对重庆的狂轰滥炸，虽然给重庆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惨重的损失，但日本的企图始终没有得逞。连日本方面也不得不承认，“单凭轰炸，使其（指重庆政权）屈服是绝不可能的”＇14＇。中国的首都始终巍然挺立，国民政府得以较从容地组织大后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补充抗战、指挥抗战，最终赢得抗战的胜利。
　　　　第二，减少了人民生命财产的牺牲和损失。据1942年4月15　日开幕的重庆空袭损害展览会统计，从1938年至1941年4年中，　平均一次轰炸投弹181枚，每弹死0。94人，伤0。49人。而日机轰炸最猛烈的1941　年平均一次轰炸投弹133枚，每弹死0。32人，伤0。41人，“远较平均数为少”＇15＇。另据《大公报》报道，“二十八年度每一个炸弹死伤约五个半人，二十九年度每一个炸弹死伤约一个人，本年一至五月底止，约三个炸弹死伤一人”＇16＇。
　　　　第三，激发了重庆人民支持抗战的爱国热情。饱受日机轰炸灾难的重庆人民，化灾难为仇恨，化悲痛为力量，出力惟恐我最少，献金不让人独多，成为支援前方抗战的坚强后盾，蒋介石在庆祝国府还都大会致词中对重庆人民的贡献曾有中肯的评价，“重庆市民在敌机大轰炸下遭受不测损失，仍忠于抗战，输财输物之多，尤为全国各地之冠，这种伟大贡献在将来抗战史上，必将大书特书”＇1　＇（p187）。许多迁渝复工和新建的工厂，屡次遭受日机轰炸，但广大工人随炸随修，虽在硝烟弥漫之中仍然坚持生产。据统计，在日机频繁轰炸的1941年，重庆5　个兵工厂生产各种炮256　门、　炮弹609417　发、　　　枪支　33510　枝、　　枪弹106698880颗、手榴弹45530枚、甲雷38200个、炸药包20000个、曳光弹20120颗（注：据重庆市档案馆藏兵工档案整理。），　有力地支援了前方抗战，用实际行动回击了日机的野蛮